文 | 葉克飛
新冠疫情蔓延全歐，意大利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第一重災區。截止3月2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升至47021例，死亡4032例，治癒5129例。現有確診病例中，有16020名患者在醫院接受普通治療，2655人在重症監護室接受治療，另有19185人居家隔離。
意大利不重視疫情嗎？
不是，它是歐盟內部最早宣佈全國衛生緊急狀態的國家，也是最早封城的國家（雖然它的封城備受詬病），它還是歐盟最早宣佈全國停課的國家，並及時補貼受疫情影響的企業。那麼，意大利的疫情為何如此嚴重？它到底做了些什麼，又做錯了什麼？
意大利的強硬措施來得太晚？恰恰相反，它只是選錯了方向
3月20日，意大利衛生部宣佈，從3月21日開始關閉國內所有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此前一天，意大利總理孔特宣佈，原定4月3日結束的全國“封城”令將會延長。
很多剛剛從封城中走出來的國人，或許會來一句“早該如此”，彷彿意大利乃至歐洲的疫情蔓延是因為沒有及早封城。雖然意大利是歐洲最早選擇封城的國家，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唯一的那個。但在很多國人看來，意大利式封城簡直就是笑話，因為只是封了出入城渠道，但城裡的人們仍然照常上街、去餐廳和咖啡館，甚至看電影和體育比賽。
但意大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沒有嚴格徹底的封城，而是在於它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形式。說簡單點，就是意大利不可能實現封城舉措，政府不會這樣做，民眾也不可能同意，它最初的封城舉措，不但變成假封城，還付出了巨大代價。原因很簡單，意大利人不接受這樣的限制。
也正因此，意大利最初的封城必然是失效的，別說正常的工作與店鋪營業，連民眾每天在咖啡館裡的喝咖啡閒聊都無法勸止，更加無法組織意大利人喜歡聚集聊天的習慣。所以，被封的城市內部，存在著極高的交叉感染風險。
其實，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名第二的國家，日本的東京和大阪，韓國的首爾，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們面對新冠疫情，並未因為人口密度過高、疫情風險極大而選擇封城，而是在維持正常工作與生活的同時，加大檢測力度，確保公共衛生，實現平穩過渡。很多人最初曾嘲笑新加坡的“佛系抗疫”，但事實證明該嘲笑的顯然不是新加坡人，“重症去醫院，輕症居家隔離”的舉措也非常有效。此外，人口密度超高的香港也因為公開透明、提早介入和嚴格檢測，早早控制了疫情（當然，第二階段的輸入性病例是新的考驗）。
意大利最初的疫情爆發地集中在北部，意大利經濟北強南弱，米蘭都靈威尼斯博洛尼亞等經濟重鎮集中在北部。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早年的“意甲七姐妹”都是北方球隊，本身就是因為意大利經濟的北強南弱。但即使是經濟最發達地區，人口密度也低於日本和韓國，控制疫情的難度也不可能更大。但很顯然，意大利並未學到什麼。
很多人認為不戴口罩是關鍵因素，但歐美民眾對口罩的抗拒由來已久，日本、香港等地戴口罩的習慣也非一日形成。而且正如專家所言，在空曠人少的地方，戴口罩確實並非必要。意大利真正沒學到的不是口罩，而是在維持正常生活與工作的同時，沒能將嚴格檢測和良好公共衛生落在實處。尤其是後者，意大利人親暱的社交習慣，與東方式的含蓄和距離完全不同，擁抱與親吻的習慣，在疫情期間確實變得可怖。
但要注意的是，無論是不戴口罩，還是親暱社禮節，意大利都並非西方社會里的孤例，為什麼它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都特別高？
這必須歸咎於意大利最初假封城的代價。
意大利的假封城，卻造成了真的醫療擠兌
疫情發展至今，病毒的可怕無需懷疑，但從國內情況來看，死亡率最高的是最初爆發疫情的武漢乃至湖北。在其他省份，病毒的致死率並不高。
許多專家都曾在不同場合下提過：最可怕的其實並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醫療擠兌。一旦病人扎堆，醫療資源無法應付，加上病患的交叉感染，就會發生擠兌，導致更高的死亡率。
很多人會忽視一個基本的社會治理常識：即使是世界上醫療體系再健全、醫療資源再豐富的城市，都無法依靠一己之力應付突然爆發的疫情。
如果把病患集中在一個地方，必然會造成嚴重的醫療擠兌。日本、韓國之所以不選擇封城，而是以“佛系”戰法應對，避免醫療擠兌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只有正常的資源流動，才有機會通過社會整體力量調配各種資源以應對局部疫情。
歐洲其實更需要這種模式，因為老牌歐洲國家的醫療體系雖然健全，醫療資源雖然豐富，但因為城市化進程早，發展完善，城鄉差別極小，城市規模普遍較小，大多數國家都以幾萬人甚至幾千人的城鎮為主。意大利也不例外，最初封城的十個城鎮，基本都是這類小地方。
這類城鎮的醫療資源配套，顯然也是以日常需求為基準。但當疫情突然爆發，小城鎮的醫療資源自然無法應付，但此時城鎮對外渠道關閉，周邊或大城市的醫療援助無法馬上到位，立刻就造成了極高的死亡率。
這種醫療擠兌，還會造成更多的感染者。疫情在意大利的舉國蔓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最初的醫療擠兌造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認為意大利是先有嚴重疫情再實施封城，其實是沒有搞清楚具體情況。在疫情初期，意大利的感染者根本算不上嚴重，比起日本韓國的數字都要低得多。真正的數字爆發期，恰恰是封城並形成醫療擠兌之後。
意大利麵臨的高度老齡化和醫療削減之痛
除了應對失誤，意大利還有自身的社會問題。
最大問題顯然是老齡化。說起人口老齡化，很多人會先想到日本，其實意大利僅次於日本，是世界第二大老齡化嚴重國家。根據2018年數據，意大利有22.6%的人口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居歐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齡中位數是45.9歲，高於歐盟的中位數42.8歲。
這次新冠疫情，受威脅最大的就是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意大利也不例外，新冠肺炎的前105位死者平均年齡居然達到了81歲，生前均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截止3月13日，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的平均年齡仍為80歲。僅有的兩名五十歲以下死亡者中，一位患有肥胖症和糖尿病，另一位也有基礎病。面對疫情，面對醫療擠兌，老人的抗風險能力顯然最弱。
意大利麵臨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近年來意大利醫療福利的削減。作為老牌福利國家，意大利的醫療體系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人口老齡化本身就是醫療體系完善的證明。從新冠疫情的數據來看，死亡者普遍都有基礎病，但反過來說，那些平均年齡高達80歲以上的患者，此前能扛過各種基礎病，也恰恰說明了意大利醫療體系的強大。
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為了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紓困計劃，降低國債在GDP中的比率，意大利不斷削減包括醫療衛生投入在內的公共開支，導致醫療衛生體系處於繃緊狀態。數字顯示，五年來，意大利有七百多家醫療機構關門，加上提前退休制度，導致有十萬人以上的醫療專業人士缺口。
意大利的體制也被許多人詬病。意大利有20個大區，大區政府的話語權極為強勢，尤其是這次疫情的爆發地，更是集中了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大區，包括貢獻意大利30%GDP的倫巴第和威尼託兩個大區。
這也導致了意大利政府和大區政府之間的政令不協調，不同大區之間的措施存在嚴重差異等問題。但許多國人對意大利體制的嘲笑，在我看來完全沒有任何道理。要知道，意大利大區政府的強勢，跟長久的地方自治傳統有關。
另外，即使是意大利國家層面的機制，也是歐盟最繁複的一個。任何法案要通過，必須經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反覆投票表決，過程十分反覆，僅次數就有八次之多，即使前七次都通過，第八次沒通過，一切也要從頭再來。這當然意味著很低的效率，也造成了意大利政府的走馬燈式換人。
但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意大利人在二戰後的痛定思痛。為了避免再度出現墨索里尼式人物，意大利人設計了非常繁複的機制。你當然可以說這些繁複機制有低效率的一面，卻不該嘲笑意大利人為人類文明不再走回頭路而付出的智慧與努力。
最後說兩個細節，意大利的醫療體制，有著非常嚴格的流程控制，一旦出現問題，就馬上會啟動司法調查。所以，意大利疫情最初爆發的兩個城鎮——科多尼奧鎮和沃鎮，其急救中心此前都被啟動司法調查。再就是意大利人在統計死亡數字時，體現了少有的嚴謹態度，即使是因基礎病死亡的生前未確診病例，他們也會進行檢測，一旦呈陽性，都會納入新冠肺炎的死亡數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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