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春，一個私人學術團體在北平寶珠子衚衕7號一間民房中悄然成立。這個小團體是那麼不起眼，門口沒有掛牌，屋內只有三張桌子、幾把椅子，每天上班的只有三人。因為太不起眼，它竟連個成立儀式都沒有，以至於後世學人為它是1929年成立，還是1930年成立爭論不休。它就是在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的中國營造學社。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前，西方建築學者認為，“世界建築史”的主幹是希臘、羅馬，近現代歐洲各國建築是從這一主幹發展而來的，而中國、日本等東方建築則是一些沒有細節的小枝丫，不在“文明”主線上。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後，中國建築學人憑自己高超的現代學術素養和對傳統文化的熱愛，重新發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獨立於西方建築的獨特體系。
中國營造學社雖然只存續了短短十幾年，中間還經歷了抗日戰爭的離亂，但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和所展現的中國學人風骨，卻是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發現《營造法式》
1919年2月，賦閒兩年多的朱啟鈐接受大總統徐世昌的任命，出任南北和談北方總代表，前往上海與南方軍政府進行和談。
（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
提到1919年，人們多會聯想“五四運動”，而同年2月至5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卻少有人提。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世界範圍內，人們對和平的渴求日盛。不僅國內有識之士呼籲南北雙方罷兵停戰，實現統一；歐美各國也呼籲北京政府與南方軍政府進行和談。
民國初年，朱啟鈐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的五任交通總長和三任內務總長，但由於裹挾進袁世凱稱帝的亂局，不得不退出政壇。此時，他接受徐世昌任命，大有重涉政壇的意味。和談進行得並不順利，陝西督軍陳樹藩擁兵自重，拒絕政府的停戰令。朱啟鈐感到顏面盡失，遞出辭呈，5月份和談破裂了。
朱啟鈐自此退出了政壇。不過，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是，和談期間的一個小插曲，為他的人生開啟了另一個舞臺——他在南京江南圖書館偶然發現了北宋李誡的著作《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陶本）書影）
今天，《營造法式》的大名遠揚，但能說清楚它內容的人不多。梁思成先生在《營造法式註釋》中定義：“《營造法式》是北宋官訂的建築設計、施工的專書。它的性質略似於今天的設計手冊加上建築規範。”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潘谷西在《營造法式解讀》中進一步闡釋，《營造法式》實際上是北宋政府用來做建築工程預算和質量控制的書。更有甚者戲稱它是北宋年間的“ISO9001質量保證體系”。
許多人認為，宋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巔峰。這一時期，中國無論在文學、藝術、科學、經濟，還是建築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從《清明上河圖》上，我們便可直觀感受到北宋東京汴梁的繁華。然而，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北宋建築業的弊端也日益凸顯。一些負責工程的官員在開工前多估工料，施工中偷工減料，完工後又謊報結餘，邀功請賞。
為了杜絕工程腐敗，宋仁宗曾經要求有關部門拿出一個監督工程質量、控制預算的辦法。顯然，有關部門所給出的“辦法”並不成功，工程中虛報冒估、偷工減料的行為仍十分猖獗。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在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修建感慈塔的工程中，主管部門預估用工達34萬餘工，朝廷派人重新做預算，結果只需原估數的五分之一，可見水分之大。
有鑑於此，宋神宗敕令編纂一套《營造法式》加強對各項工程的控制。然而，第一套《營造法式》編寫得很不成功，根本無法起到控制工料的作用。直到二十多年後，李誡接手了《營造法式》的編寫工作，這部鉅著才得以完成。
李誡出生於官宦家庭，兒時隨父親在西安、成都、洛陽等歷史名城生活的經歷，使他對建築設計很感興趣。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李誡開始在將作監（主管土木建築工程的機構）供職，主持營建過朱雀門、九成殿、太廟等大工程。
傳統文人、士大夫眼中，營造技術是工匠們的事情，他們不屑於瞭解，更沒興趣研究。
李誡卻是一個例外，在編纂《營造法式》的過程中，他不僅研究了《考工記》《唐六典》《墨子》等古籍，而且十分注重收集工匠們在實際操作中的經驗和總結。《營造法式》全書共收材料3555條，其中90%以上都來自“工作相傳，並是經久可以行用之法”。
《營造法式》最初刻於崇寧二年（1103年）。可惜，這個版本在靖康之難中被金人焚燬了。紹興十五年（1145年），南宋朝廷在江南穩住局面後，秦檜的妻弟、任平江知府的王喚重刊了《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建築史學家研究發現，元代水利工程技術中關於築城部分的規定幾乎和《營造法式》的規定完全相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也從中吸收了很多內容。
明清時期，《永樂大典》、天一閣藏書樓、錢謙益絳雲樓等公私收藏機構都收錄收藏了《營造法式》的抄本。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建立江南圖書館時，曾收購晚清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於是，八千卷樓收藏的《營造法式》（即丁丙八千卷抄本）入藏江南圖書館。
如此說來，《營造法式》其實並未失傳，只是一直作為一本普通古籍束之高閣，無人研究，大有明珠暗投之感。直到朱啟鈐無意間發現了它，才如獲至寶。
歷代收藏和抄錄過《營造法式》的人不少，為什麼只有朱啟鈐能夠慧眼識珠，發現它的價值呢？這與他的人生經歷密不可分。
朱啟鈐雖是讀四書五經的傳統文人，但並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特別擅長實幹。朱啟鈐幼年喪父，在外祖父家長大，因此鍛煉出非凡的辦事才能。15歲時，他就被外祖母指定協辦外祖父喪事。他的姨夫——晚清重臣瞿鴻機看上了他的實務才能，一直將他帶在身邊。通過瞿鴻機，朱啟鈐結識了袁世凱、徐世昌等許多清末民初的政壇大佬，並很快得到他們的賞識。
曾在朱啟鈐晚年擔任過他秘書的劉宗漢分析，朱啟鈐的第一段婚姻，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17歲時，朱啟鈐與年長自己兩歲的陳光璣結為夫婦。陳光璣幼年曾隨叔父陳遠濟出使歐洲，直到10歲才回國，她為年輕的朱啟鈐帶來許多異域見聞。同時，朱啟鈐也從陳元濟留下的書中吸收了不少新思想。朱啟鈐雖然沒有留過洋，但思想很開明，特別樂於吸收西方的先進理念。
1910年，朱啟鈐被任命為津浦鐵路北段總辦，籌建濟南黃河大橋。晚年，他曾對來訪的小同鄉牟應杭說，自己對古建築學的興趣，就是從研究建橋工程開始的。“因為他的父親是一次在泯河過跳磴時落水死的，他對此十分悲痛，決心要探討建橋工程。”
從此，朱啟鈐與建築學和市政建設結下了不解之緣。民國初年，在北洋政府擔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對北京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他打通了東西長安街，拆掉了造成擁堵的正陽門甕城，疏通城內溝渠，為光禿禿的馬路種上行道樹，還規劃建設了香廠新市區……北京城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從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轉身。在這一過程中，朱啟鈐也對中國古建築有了更深層次的體悟。
成立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雖然具有超出常人的眼光，但是在發現《營造法式》之初，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本書的價值。翻閱《朱啟鈐自撰年譜》不難發現，他甚至沒有記錄自己發現《營造法式》這件事。直到兩年後的1921年，朱啟鈐代表徐世昌前往法國接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並且遊歷歐美各國後，他對《營造法式》一書才有了更深的認識。
他在1925年《重刊〈營造法式〉後序》中寫道：“庚辛之際，遠涉歐美，見其一藝一術皆備圖案而新舊營建有專書。益矍然於明仲作為營國築室不易之成規。”
與中國傳統文化輕視工匠不同，西方人對於建築藝術非常重視，每棟建築都有圖紙，並且有許多研究建築的專門書籍。這讓朱啟鈐悟到，經史子集固然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歷代巧匠留下的古建築和營建理念，同樣承載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
從歐洲回來後，朱啟鈐決定請版本高手校勘《營造法式》。當時的大收藏家、版本學家陶湘、傅增湘、羅振玉、郭世五等都參與其中。其中，最關鍵的一位就是陶湘。
陶湘年輕時曾在清政府任職，負責山東黃河的治理工作，由於治河業績突出，官升道員。1906年，陶湘主持修建了鄭州黃河鐵路大橋工程。這一工程對京漢鐵路的全線通車起了重要作用，全線建成後，他還被袁世凱、盛宣懷等嘉獎。40歲時，陶湘棄官從商，轉入實業界和金融界。此後，他致力於收集、刻印和傳播古籍，併成為清末民初的大藏書家之一，直到今天哈佛大學東方圖書館仍有陶湘的“涉園藏書”。
陶湘既有工程建築的從業經歷，又有豐富的版本學和國學功底，由他擔綱《營造法式》的重刊工作，最合適不過。
“丁本”《營造法式》是輾轉傳抄而成，錯誤很多。於是，陶湘等人用四庫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三閣藏本、蔣氏密韻樓藏本與“丁本”互相勘校，同時請教老工匠師傅，整理出“陶本”《營造法式》。值得一提的是，勘校過程中，陶湘等從內閣大庫散出的廢紙堆中發現了宋本《營造法式》的殘頁。不過，稍顯遺憾的是“陶本”《營造法式》出版一年後，陶湘本人才在故宮殿本書庫中發現了保存更加完好的《營造法式》抄本。幸虧那時候，中國營造學社已經成立，劉敦楨、梁思成、單士元等又進行了勘定。
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建築，1925年朱啟鈐成立了“營造學會”，與好友闞鐸、瞿兌之等人共同蒐集散佚的中國古代營造古籍。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崔勇告訴記者，這時的“營造學會”只是一個志趣相投者的小組織，算不上學術團體。
1928年，為了擴大營造學會的影響，推動古建築的學術研究，朱啟鈐在中山公園舉辦了一次展覽會，展出了營造學會歷年收藏、製作的書籍、圖紙和古建築模型。
據林洙《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記載，1921年以後，朱啟鈐投資的一些企業因連年遭受兵亂，生產停滯，朱家漸漸入不敷出。到了1928年，朱啟鈐已經負債14萬元。為了還清債務，他不得不出售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一批珍貴的絲綢。這種經濟狀況下再負擔營造學會的開銷，朱啟鈐感到力不從心。
此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周詒春，通過中山公園的展覽，注意到營造學會。周詒春是朱啟鈐的好友，曾任清華大學校長。據說，他從清華辭職後一度生活拮据，多虧朱啟鈐等友人慷慨資助才渡過難關。此時，周詒春供職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的民間文教機構。基金會董事會的中方成員大都是中國科教界的傑出人物，致力於推動發展中國的科教事業。
周詒春向老友提出建議：營造學會可以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申請款項資助。1929年6月，朱啟鈐正式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申請經費。不久，他的申請獲批，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承諾每年撥款15000元資助營造學會的研究工作。
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朱啟鈐決定成立一個更加正規的學術團體，並命名為“中國營造學社”。
從現存資料看，中國營造學社沒有舉行“成立大會”，因此它到底成立於1929年還是1930年，學術界仍有不同看法。曾為營造學社成員的單士元、建築學家陶湘之孫陶宗震認為是1929年；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營造學社成員劉致平和朱啟鈐之子朱北海則認為是1930年。崔勇對比了各方觀點認為，朱啟鈐發表的《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落款為“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930年2月16日），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日期應以此時間為準。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時，社址設在朱啟鈐位於寶珠子衚衕7號寓所的一間小屋內，起初並未掛牌，屋內只有三張書桌、幾把椅子和書架，每天來上班的也只有陶洙、闞鐸和宋麟徽三人。直到1932年，社址才遷到中山公園東朝房。
破譯“天書”
1925年陶本《營造法式》出版後，朱啟鈐立即送給好友梁啟超一本。梁啟超雖然不是學建築的，但是憑著極高的學術敏感度，他一眼就看出此書的價值。於是，他立即把書寄給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的兒子梁思成。為了抒發自己的激動之情，梁啟超特意在書上題了幾個字：“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言辭中，不難看出他希望學建築的兒子能好好研究這本古籍，接續中國傳統建築學的血脈。
然而，梁思成翻開父親不遠萬里寄來的奇書時卻發現“這部漂亮精美的鉅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乍一看，《營造法式》的確猶如天書，“角柱生起”“由額”“鋪作”“計心造”“偷心造”“單鬥只替”“減地平钁”……這些基本術語就像接頭暗號一樣高深莫測。梁思成學的是西方建築學，對中國古建築的瞭解並不比普通人高多少。可以想見，他第一次翻開《營造法式》的迷惑之感。
大概對於梁思成而言，《營造法式》越是高深莫測吸引力就越大。1927年，梁思成在賓大拿到碩士學位後，進入哈佛大學繼續深造，並選定以《中國宮室史》為博士論文的題目。
梁思成、林徽因的好友費慰梅回憶，那段時間，梁思成整日泡在哈佛圖書館裡研讀建築學著作，想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國藝術和建築的，但是讀了一個學期的書，梁思成發現：“這些作者都不懂中國建築的‘文法’。他們以外行人的視角描述中國建築，語焉不詳。其中以塞倫較好一點，他運用了《營造法式》，不過並不經心。”
在哈佛學不到有關中國建築史的知識，中國自己也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古建築進行研究。中國建築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佈局上的美學原則是一個未解之謎。梁思成與學院商定，先回國調研，兩年後再交論文。
1928年梁思成與新婚妻子林徽因回到祖國，並受聘於東北大學為其建立建築系。
此時，與同仁一起研究《營造法式》多年的朱啟鈐也陷入了瓶頸。他發現僅憑挖掘文獻、推敲詞句和請教工匠師傅，無法深入挖掘《營造法式》的價值，更無法構建中國古代建築學的理論體系。他需要為營造學社引入新鮮血液，學成歸國的梁思成進入了他的視野。
（梁思成林徽因在瀋陽北陵測繪時的合影）
事實上，梁思成並沒在東北大學待多久。一來，身體柔弱的林徽因無法適應東北寒冷的氣候，患上了肺結核；二來日軍躍躍欲試，東北局勢日益惡化，梁思成決定返回北平。此時，朱啟鈐通過周詒春向梁思成發來入職營造學社的邀請。1931年7月，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式加入中國營造學社。
次年，從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留學歸國、在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任教的劉敦楨也加入營造學社。營造學社如虎添翼，朱啟鈐將原有的研究部改為法式部和文獻部，任命梁、劉二人分任這兩個部門的主任。在《自撰年譜》中，朱啟鈐鄭重地寫道：“民國二十年，辛未。得梁思成、劉敦楨兩教授加入學社研究，從事論著，吾道始行。”
事實證明，梁、劉二人的確不負眾望，對《營造法式》的研究很快就打開了新局面。
梁思成研究了朱啟鈐多年蒐集的建築工程方面的手抄本和秘籍後發現，這些資料來自於歷代工匠自行總結或由官方樣式房偷偷流傳出來的秘籍，內容雜亂，術語晦澀難解，計算方法不一，讓人如墜迷霧。
梁思成深感，“要了解古代，應從現代和近代開始，要研究宋《營造法式》，應從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開始；要讀懂這些鉅著應從求教於本行業的活人——老匠人開始。”於是，他拜曾經的故宮工匠楊文起、祖鶴洲、路鑑堂等為師。70多年後，故宮大木匠師路鑑堂的侄子路鳳台仍記得，那時每逢週日，梁思成、林徽因都登門拜訪自己的大爺。“那時我還不懂呢。我就知道人來串門來了。當時我挺調皮的，我大媽讓我管那個姑娘（林徽因）叫姑，我說我叫姐。讓我管梁思成叫叔，我說就叫大哥。”路鳳台回憶。
“螞蚱頭”“三福雲”等令人費解的術語，都是通過老匠師在故宮內指認和解釋，梁思成才弄明白的。
梁思成回憶，他以老工匠為師，以故宮等古建築為教材、標本，總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搞懂了。這也為日後研究《營造法式》打下了基礎。
在那一時期進入營造學社的莫宗江教授生前回憶：“梁先生的工作特點是計劃性極強，一個題目來了，他能很快的定出計劃，而且完全按計劃執行。《清式營造則例》就是他一邊學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邊向老工匠學，學的過程就把圖畫出來，只二十幾天就畫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業，一大摞太吃驚了，他一輩子都是如此嚴格按計劃執行, 工作效率非常高。”
1932年3月，《清式營造則例》全部脫稿。
田野調查
通過對比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和《營造法式》，梁思成等人發現清代建築與宋以前的建築存在明顯差異。想要參破《營造法式》的奧秘，掌握中國古建築內在的邏輯，亟須對宋以前建築進行實地考察和測量。
在梁思成看來，中國人對建築並沒有原物長存的觀念。一是磚木結構的建築本不易保存；二來中國人認為建築與被服輿馬一樣，需要經常更換，並未著意保護。因此，隋唐之前的古建築實物非常罕見。
應該到哪裡去找呢？梁思成想起流傳在華北的一句諺語：“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這些都是華北著名的名勝古蹟。
梁思成決定先從河北正定隆興寺的“正定菩薩”開始考察。他剛向清華大學土木系系主任施嘉煬借來測繪儀器，籌劃好考察路線，準備擇日出發時，好友楊廷寶帶來的一個消息改變了他的計劃。
楊廷寶是梁思成賓大建築系的師兄，當時正經營建築師事務所。有一次，楊廷寶在鼓樓京兆通俗教育館的牆上看到一張展出的照片，圖片說明寫著“薊縣獨樂寺”。當他向梁思成形容獨樂寺那非同一般的巨大斗拱時，梁思成興奮極了，立即驅車前往鼓樓。看到獨樂寺的照片，他馬上聯想到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在中國旅行後發表的相似照片。他確信薊縣獨樂寺，一定是一處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築，當即決定改變行程，先去獨樂寺。
拍下這張照片的正是日本學者關野貞。因為接觸西方學術思想較早，日本學者很早便開始走出書齋，對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20世紀初年，日本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等人深入中國腹地，獲得了許多第一手調查材料。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綿延上千年，與西方學者相比日本學者更能領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妙。
1931年5月，64歲的關野貞前往清東陵考察。在途經薊縣縣城時，他無意間通過車窗看到了路邊的一座古建築。那巨大的四坡屋頂，即便是厚重的圍牆也擋不住。關野貞一瞥之下，便認定此建築極為古老。他停下車，從寺院的小門進入，發現這間寺院的山門與高閣竟都是遼代建築。
營造學社成立之初，包括關野貞在內的許多日本學者都是學社成員。因此考察歸來後，關野貞興致勃勃地與朱啟鈐等人分享了自己的重大發現。當時的文獻部主任闞鐸還幫他找到了遼統和（984年）再建觀音閣的文獻記載。
天津大學建築學教授丁垚說，那時中日學者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梁思成暮年時回憶自己的學術歷程時曾說：“日本先輩學者如伊東、關野等先生的著作，對我的幫助是巨大的。”
不過，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對中國的殖民意圖日益明顯，學界之間也開始心存芥蒂。1930年，伊東忠太在營造學社發表演講時表示，可由中方負責研究文獻，而日方負責實物調查。言外之意是認為中國建築學人沒有能力進行測繪工作。一場中日之間的學術競爭，悄然拉開帷幕，梁思成等新一代學人要做的，唯有加快田野調查的腳步。
1932年4月，梁思成和學社成員邵力工、弟弟梁思達一起乘上早上6點發車的長途車，中午11點便到了距離北京90公里的薊縣。當晚，他給北平打了個電話說：“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好友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揶揄道：“一聽便知是個城市人第一次下鄉的冒險經歷。”
獨樂寺當時尚有兩處單體建築——山門和觀音閣。
在中國古建築中，屋脊裝飾是不斷變化的。唐代是鰭形尾，宋以後為吻，缺少中間的變化過程。獨樂寺山門的屋脊是鴟尾式，即上為鰭形下為吻式，恰恰是於唐宋之間的過渡實例。
“閣”是上下兩層的建築。此前梁思成只在敦煌壁畫中見過，乍見實物他感嘆：“偉大之斗拱，深遠之出簷，及屋頂和緩之斜度，穩固莊嚴，含有無限力量，頗足以表示當時方興未艾之朝氣。”
（觀音閣縱斷面圖）
觀音閣始建於984年，從年代上看距離唐代滅亡僅77年，距《營造法式》刊行119年。它既保存了唐代建築的遺風，又開啟了宋代建築的先河，可謂承上啟下之作。
後來梁思成回憶，對獨樂寺的考察解答了他許多有關《營造法式》的疑惑。“例如，斗拱的一種組合方法——‘偷心’，斗拱上的一種材料‘替木’，一種左右相連的拱——‘鴛鴦交手拱’，柱的一種處理手法——‘角柱生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築中所沒有而《營造法式》中言之鑿鑿的。”梁思成看到了建築實例，頓然開竅了。
考察歸來，梁思成很快便寫出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文。這篇論文一經發表，便引起了中外學界的震動。他的第一次田野調查活動，不僅發現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一座木構建築，而且完成了中國人第一次用科學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築的調查報告。
丁垚認為，關野貞關於獨樂寺的考察報告，集中分析獨樂寺與其他遼代建築的比較；而梁思成是把獨樂寺放到唐、宋、明、清的建築中去研究，分明是在尋找一部“中國建築史”。
（ 1933年林徽因考察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樑架）
首戰告捷，梁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仁實地調查古建築的熱情愈發高漲。在隨後的幾年中，他們先後調查了河北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河北正定隆興寺、山西大同上下華嚴寺、善化寺、雲岡石窟、應縣木塔、渾源縣懸空寺、河北趙縣趙州橋、山東曲阜孔廟等古建築幾十處。這些實地調查為梁思成日後撰寫《中國建築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為他日後更大的發現，奏響了前奏。
最後的唐代建築
日本建築學者曾斷言：中國境內已經沒有唐以前的古建築了，中國學者要想研究唐代建築，只能去日本。可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就是不相信，偌大的中國竟然連一處唐代建築遺存都找不到。
梁思成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中看到第61號窟中兩張五臺山的全景圖。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紀玉堂四人，以這張敦煌壁畫為指南，按圖索驥來到佛教聖地山西省五臺山。
五臺山因五座山峰環抱而得名，五峰之中的盆地叫臺懷鎮。臺懷鎮古剎林立，香火鼎盛。以之前田野調查的經驗看，梁思成發現越是“名勝”越有可能遭到重修，從而難以保存原有的建築。他發現，臺懷鎮竟然連一處明清以前的寺院都沒有。
他們決定另闢蹊徑，到五臺山的山間尋訪古剎。6月30日，一行人來到五臺山南臺豆村鎮東北佛光山，並在這裡發現了佛光寺。
梁思成這樣描述目睹佛光寺的情境：“伽藍是依著山岩佈置的，正殿踞於高臺之上，俯臨庭院，有二三十棵老松環繞，氣勢魁偉。一層高，雄大、堅固、簡潔的斗拱，深遠支出的屋簷，一望可知年代久遠。”
梁思成直覺上判斷這間寺院就是他一直夢寐以求要尋找的唐代古建築。不過，要想得到確證，還需真憑實據。
按照舊有的經驗，建造年代一般都會寫在屋脊檁條上。佛光寺大殿中設有“平闇”頂板，樑架以上的結構都被擋在頂板裡面。為了一探究竟，梁思成等人從房簷下的狹小空隙，攀爬進去。黑暗的樑架上落著沉積千年的灰塵，踩上去像棉花一樣。他們打著手電筒望去，脊條上竟盤踞著數以萬計的蝙蝠。梁思成按下照相機快門，閃光燈一閃，蝙蝠四散翻飛，那揚起的灰塵讓他喘不過氣來。可是灰塵散盡，梁思成並沒有在檁條上發現字跡。
就在考察的第三天，奇蹟出現了。一直站在大殿內負責地面工作的林徽因，因為是遠視眼，竟然在一根大梁上隱約看到“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
為了確證林徽因的發現，眾人仔細查看大殿臺階前經幢上的姓名，果然發現被稱為“佛殿主”的“女弟子寧公遇”名列諸尼之前。
（林徽因測繪佛光寺石經幢）
梁思成趕緊讓紀玉堂到附近村子找村民幫忙，搭起一個簡易的腳手架。佛光寺的大梁被土朱（一種紅色礦石顏料）重新刷過，字跡被蓋在土朱下面。他們爬上腳手架，用蘸水的布小心擦拭大梁上灰塵。土朱一著水，墨跡驟然顯出，梁思成趕緊用照相機拍下來。水乾之後，墨色又淡下去，隱約不可見了。費了三天時間，他們才將題字原文讀完整，字體宛然唐風，無可置疑。
大梁上除了有“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的字跡外，還有“功德主故右軍中尉王”等出資人的題記。據《舊唐書》記載，這位官居右軍中尉的王某是宦官王守澄。此人曾在唐代末年呼風喚雨，元和年間謀害唐憲宗就有他一份。
重建這座大殿的寧公遇，身份僅是“送供”者，實際出資人，也就是“功德主”應該是宦官王守澄。據推斷，王守澄被賜死時，寧公遇大概25歲左右，因此她可能是王守澄的妻子或養女。
（林徽因在佛光寺大殿找到當年出資建殿的施主寧公遇塑像，並與之合影）
眾人還在大殿的角落裡，發現一尊中年婦女塑像，這便是為了紀念寧公遇而製作的等身像。塑像身穿曲領中單大袖藍衫，如意鉤狀雲肩，下著紅裙，腰繫田字紋大帶，頭挽髮髻而無花簪、鈿釵一類飾物，在唐代是較親王妃次一等的服飾，同樣是官宦貴婦才有的穿戴。
佛光寺建造於唐大中十一年（875年），是當地唯一一處唐代建築。面對如此重大發現，梁思成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當時夕陽西下，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遠看山景美極了，這是我從事古建築調查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一行人興奮極了。傍晚，林徽因提議，把大家帶來的罐頭拿到大殿前的空地上吃，以示慶祝。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報》上登了梁思成從五臺山發來的電報：他們發現了唐代建築。不過，與這條消息相比，這張報紙第三版刊登的新聞顯然更加引人注意：“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外交部向日嚴重抗議，事態不致擴大，和平解決有望。”然而，事態並沒有像新聞所期望的那樣向好發展，不久日軍便佔領了北平。
人散曲未終
隨著日寇的步步緊逼，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日軍佔領北平是遲早的事。從山西考察佛光寺歸來，梁思成本想立即離開北平，但他和劉敦楨擔心營造學社多年積累的資料會落入日本人之手。於是，二人將珍貴資料打包，存進天津英租界內的英資麥加利銀行保險庫，然後才回到北平打點行裝，準備南下。
年事已高的朱啟鈐決定不離開北京，中國營造學社還能不能留存下去，全靠梁思成、劉敦楨二人了。
1937年9月的一個清晨，林徽因叫醒了兩個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梁思成扶著纏足的岳母，帶著行李和許多珍貴的調查資料，與劉敦楨一家結伴上路了。
梁思成年輕時出過車禍，因此患上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不便；林徽因有肺病；再加上兩個年幼的孩子和一個纏足的岳母，梁家本不適合長途跋涉，但他和劉敦楨曾經在北平高校教授要求政府抗日的呼籲上籤過字，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不得不走。
梁思成之女梁再冰回憶：“1937年9月，父親帶領全家（包括外婆在內共五口）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在火車站附近租了兩間房子住。”
這個臨時的家與他們在北平住的那個種著丁香花的四合院天差地別，但梁思成和林徽因立即適應了這一艱苦的生活，並且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
長沙也不太平，11月，一顆炸彈在他家門口爆炸。林徽因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中寫道：“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
此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決定遷往雲南，梁思成、劉敦楨便帶著家人前往昆明。4個多月的顛沛流離，使梁思成患上牙周炎，不得不將滿口牙齒拔掉，林徽因染上肺炎，九死一生，只能長期臥床。即便如此，他們念茲在茲的仍是開展野外古建築調查，恢復營造學社的工作。
1938年，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等營造學社的幾名大將陸續抵達昆明，中美庚款董事會也恢復為他們提供資金，營造學社西南分隊正式成立了。
在昆明期間，梁思成和劉敦楨分別帶領莫宗江、陳明達在雲南、四川、陝西、西康等地考察古建築。通過對西南古建築的調查與研究，營造學社同仁認為，對西南地區古建築的系統研究是對華北地區古建築研究的有力補充。
1940年，日軍佔領越南北部，昆明也無寧日。中央研究院、博物院、同濟大學等許多文教機構遷到四川宜賓南溪李莊，中國營造學社也是其中之一。
這一年，年僅16歲的羅哲文在報紙中縫裡看到營造學社對外招收書法、美術練習生的廣告。雖然羅哲文並不知道中國營造學社是研究什麼的，但寫字、畫畫是自己從小的愛好，於是他辭別父母，興沖沖地前往宜賓考試。
透過考場的窗戶可以看到對面山上的白塔，試題之一就是畫塔。羅哲文脫穎而出，考官劉致平很看好這個小夥子。劉致平對羅哲文說：“學社要經常到深山裡調查古建築，需要大量測量和畫圖，非常辛苦。”羅哲文說：“只要有我喜歡的事做就好。”大概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古建築這件事他一做便是70年。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莊營造學社工作室內）
在李莊期間，營造學社的成員不但調查了四川境內的古建築、摩崖造像，而且對過去的考察測繪進行了整理。劉敦楨完成了《西南古建築的勘察報告》，梁思成在同仁們的協助下完成了《中國建築史》與《圖像中國建築史》兩本著作。
學術研究、田野調查和職員薪水都需要穩定的經濟保障，然而到了1943年，營造學社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雖然，梁思成的好友費正清動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向營造學社贊助了5000美元，但對於一個學術機構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
同年，劉敦楨和陳明達相繼離開了營造學社。劉敦楨是營造學社的靈魂人物之一，他的離去對於營造學社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20年前，崔勇撰寫博士論文《中國營造學社研究》時，曾採訪過劉敦楨之子東南大學古建築研究所教授劉敘傑。劉敘傑說，當年父親選擇離開是因為學社經費困難到了極點，所有經濟來源都斷了。恰好此時中央大學建築系向他發出邀請，他便舉家遷往重慶。
據說，劉敦楨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曾與梁思成促膝長談。他們回憶了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回憶了一同研究中國古建築的甘苦，回憶了中國營造學社從萌芽到興旺，再到最後的曲終人散，不禁心下黯然。
1946年，中國營造學社正式併入清華大學，由梁思成負責組建清華大學營建系。雖然中國營造學社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從此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是營造學社同仁們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對新中國建築學科建設的貢獻卻是無法替代的。
梁思成不但一手創辦了中國最好的建築系——清華大學建築系，還與林徽因一同參與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的設計；在學術上，他一直潛心研究《營造法式》，並在幾名年輕學者的協助下完成了《營造法式註釋》（捲上）。營造學社的另一員大將劉敦楨，進入南京大學建築系，並完成了《中國住宅概況》《中國古代建築簡史》等著作；劉致平完成了《中國伊斯蘭建築》；最小的羅哲文也成為中國古建築界的泰斗、長城保護第一人。中國營造學社雖然解散，但是它留下的學術成果，播撒的學術種子，培養的學術人才，一直滋養著中國建築學界。
記者 黃加佳
本版圖片由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提供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