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林徽因與梁思成在歐洲度蜜月
梁思成：梁啟超之子，著名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畢生從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系統地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曾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設計，是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工作的推動者，新中國成立以來幾項重大設計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國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的顧問。
林徽因：建築學家和作家，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同時也被胡適譽為中國一代才女。她的文學著作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其中代表作為《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等。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裡有三個男人，一個是梁思成，一個是詩人徐志摩，一個是學界泰斗、為她終身不娶的金嶽霖。
倘若我們俯視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外敵侵佔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國家建設？個人的創造力、知識的探索，又怎麼可能廣泛流行？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故事，從一開始似乎就印證了上述的悲觀省思。
梁林兩家的歷史淵源
在《林徽因與梁思成》一書作者費慰梅的筆下，我們能感受到，他倆情篤而緊張的婚姻生活中迸發出的生命之光。
梁思成與林徽因兩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紀初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地位搖擺不定的中國。林徽因的父親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夢想家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無出，他討了兩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獨生女，受過非正規但良好的教育。
1920年，她父親任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英代表，他帶著16歲的徽因就任，給他做伴、當女主人。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熱烈地愛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中國，讓她再度與梁思成同處。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徽因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正受沒落清朝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1912年清朝垮臺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中國。在民國初期的動盪年代，梁啟超發揮了自己的知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誨，梁啟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翻譯成中文。
1923年，發生了一件意外，他騎那輛嶄新的戴維遜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
徐志摩這時已經回國，且成為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詩人。徽因正式和思成訂了婚，但仍和徐志摩保持著過去的友誼。他們一起安排了克萊斯勒北京舉辦小提琴演奏會，為印度詩哲泰戈爾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擔任翻譯。
1920年林徽因與父親林長民的合影
坎坷中迸發生命之光
在梁啟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雙雙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們倆雖已訂婚，但在學位到手之前不準結婚。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費城的布雜藝術學派的氛圍裡，思成念建築，徽因學美術。套句梁啟超說的話，他倆“修行”了一段時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歷經磨鍊。雖說不上修煉到完美的地步，但確實加深了兩人的感情。1928年，他倆終於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
1932年，徽因和思成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費慰梅和費正清（美國著名漢學家）在一個聚會中認識了他們。徽因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並知道自己患了結核病。梁啟超也因腎臟手術失敗，不幸去世。這時思成藉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的研究。
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偶或在費正清夫婦的陪伴下，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
他們最大的成就是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臺山裡一座建於公元857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裡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這本書寫的過程歷經了許多年，其中又停頓無數次，後來終於經費慰梅親手將已散佚的圖文編成完整的一本書。
儘管在1930年代後期，費梁兩家在命運的擺佈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因、慰梅和正清的友誼仍憑藉書信維繫不斷。費慰梅記憶中最難忘的是徽因的聲音。我們諦聽到徽因的呻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到長沙，輾轉又奔西南的昆明、重慶。對徽因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嬌枝嫩葉在凋零，靠著浪漫的自尊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裡的顫悸中，徽因依然能夠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的快感”的句子。
1950年病中的梁思成與林徽因商討國徽的設計圖案。
爬上歷史的樑架之間
戰爭的最後一年，這兩對夫婦曾經在重慶短暫相逢，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團聚過。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冷戰一連串發生。接著，是死亡（1955年林徽因、1972年梁思成、1991年費正清）為他們的今生之緣畫上了句號。
然而，梁思成與林徽因仍繼續不斷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被讚揚，被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的，而不是隻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去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的脖子上掛著“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
但我們要感謝費慰梅，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畫面所取代：小思成在日本海邊偷潛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為是的哲學家康有為的鬍鬚，以及思成那些嚴謹、優美的圖畫和書法。還有，不是在1955年寒冷的北京死於肺結核，來不及看到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轟然倒塌的徽因，而是在1932年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裡迴響著，徽因粲（音同“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完的詩稿，腦海裡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前往未知的古老廟宇考察的計劃。還有，思成和徽因一塊兒乘火車、坐卡車，甚至搭驢車碾過人跡罕至的泥濘小徑，直到爬上了中國歷史的樑架之間，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細紋撫摩過去，讚歎那已經永遠失落了的藝術內涵與精緻。
我們彷彿聽見，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裡，杯底喝盡，連珠的笑聲中浮沉著杯盤碰撞響。我們彷彿看見，他們細心研究恢復古建築典籍的本來面目，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那支筆穿梭於技術細節之間，中英文一樣典雅。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中國古建築終於在民族意識中重新獲得其應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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