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防疫大戰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有兩種現象顯得格外突兀，一種是“低國民待遇”，另一種是“
超國民待遇”。說得是外國人和本國人在中國都受到了差別對待。
最近沸沸揚揚的英國女婿事件，就為我們生動地演繹了什麼是“超國民待遇”。
一位輾轉多個國家的英國籍女婿，在回到上海自己的小區後，感受到了如沐春風般的關照。
按照當時上海的入境居家隔離政策：「一戶一人」或「一戶一家」，這位英國籍女婿是必須要集中隔離的。
當然，也有人說，這位女婿是滿足了“可以居家隔離”的條件的。
但無論他究竟滿不滿足條件，他的丈母孃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去集中隔離，因為妻子生了孩子，才兩個月大。
但他不肯聽，街道辦和社區帶人不厭其煩地反覆勸說，他還是不接受。
在勸告無效後，社區並沒有動用行政手段強制執行，也沒有因為這個他在幾個高風險國家逗留，而對他高度警惕。
社區竟然另闢蹊徑，讓這位外國女婿的老婆全家搬到親戚家，讓洋女婿自己在家裡住。
這份暖心關懷實在是令外國人很動容，讓國人聽了很憤怒。
環球時報的胡主編也“堅決給這個故事打0分”。
就洋女婿這個不聽勸的態度，換成國人，別的不多說，長時間的溝通是絕對沒有的，不聽話就強制隔離，哪有那麼多借口？
在這個問題上，國內某些官員真的是扶不起來的阿斗，老百姓早就站起來了，他們還在搞“對外國人唯唯諾諾，對國人重拳出擊”。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簡單的差別對待現象，但反映的卻是有一大批人，在民族精神自我矮化的慣性。
中國現在國力僅次於美國，你崇拜一下美國也就算了，什麼半殖民地狀態的日本、早就衰落了的老牌流氓英國，也要崇拜，乃至於是個外國人，就要對其畢恭畢敬，傻不傻呀？
我們有很多基層幹部，知識分子，大學師生，這種思想上的餘毒就是沒有洗清，誤人誤己。
前兩天就有一個華裔留學生在推特上發視頻，她聲稱新冠是“武漢病毒”，是從中國傳到全世界的，還代表中國向全世界道歉。
不僅道歉，她還表示，自己恨中國人遠勝於其他人，希望中國人從美國滾回去。
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腦子裡就有這種思想，顯然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們去糾結於一兩件事的對錯，其實不觸及根本，這些事情根本上都是一個思想問題，需要文化界藝術界的努力。
為什麼？
因為歐美國家之所以在輿論場上有這種遠遠超過國家實力的話語權優勢，就是利用藝術界和文化界的人，花了很長時間打造出來的。
美國沒有文化部，也沒有宣傳部。但美國的情報機構承擔了宣傳的作用。
當年的“對蘇寶具”、“遏制戰略”提出者、冷戰“設計師”喬治·坎南就直言不諱：
“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在蘇聯的全盛時期，蘇聯婦女地位比歐美更高，也比歐美更早有選票，蘇聯高舉“民主”大旗，其意識形態的確對美國想要領導的“自由世界”產生了動搖。
蘇聯的宣傳部門深入歐洲，不僅在歐洲的青年群體中培養出了不少對共產主義感情深厚的青年，就是美國自己內部，也有不少人對其心嚮往之。
於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CIA）出手了。
別以為CIA只會簡單粗暴的暗殺、顛覆，他們的“活”可以乾得很文藝。
正如美國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所言：
“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
“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
1950年，CIA在歐洲操縱成立了一個“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資金則來自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這幾千萬美元本來就是“援助歐洲”的錢。
“文化自由大會”不差錢到什麼程度？CIA的人自己說“我們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來查賬，真是不可思議”。入會的學者、文學家、藝術家都可以拿到豐厚的報酬。
這個大會在文化宣傳上光鮮亮麗，但中情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冷戰結束前始終沒有暴露。
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 全職僱員有幾十位， 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二十多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併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
這個龐大的組織，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納博科夫領導，實際上統歸由一個CIA特工喬斯爾森直接指揮。
獎勵藝術家是有技巧的，藝術作品到了一定的水平，剩下的評價都是很主觀的，CIA就挑選出比較親美反共的作品進行頒獎。
比如吉拉斯的《新階級》、艾略特的《荒原》、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等；
更有甚者，原本不是“純粹”親蘇反美的作品，中情局也會想盡辦法讓它變得“純粹”，大名鼎鼎的奧威爾，其《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優秀作品。
奧威爾本人經歷過蘇聯的大清洗，自己的“蘇聯夢”有過幻滅；也因為社會主義者的身份被英國軍情五處長期監視，所以他對兩種意識形態都很牴觸。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是極權化的政權，都是他諷刺的對象，他個人偏向比較理想化的民主社會主義。
但西方在作者死後對原著進行電影改編時，故意扭曲原意，將《動物莊園》原著中代表資本主義的農場主刪除，只留下了象徵社會主義蘇聯的豬，成功把對全人類的反思，引導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抹黑。
直面蘇聯，他們則專挑反對蘇聯意識形態的蘇聯作家的作品，鼎力相助。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小說通過描寫主人公日瓦戈醫生的遭遇，表現了俄國兩次革命和兩次戰爭期間偏殘酷和毀滅的一面。
中情局特工直接建議：
“要最大限度地出版各語言版本的《日瓦戈醫生》，以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世界發行與喝彩，並考慮促成諾貝爾獎這樣的榮譽。”
在其全力保駕護航之下，帕斯捷爾納克成功拿下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
這只是榨取該書價值的開始。CIA第二年4月便出臺了行動指南，指導各地特務如何鼓勵西方赴蘇“遊客”與當地人談文學，談《日瓦戈醫生》 。
冷戰結束後多年，CIA相關檔案有大批解密。
英國女編輯桑德絲寫了一本《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揭露美國情報系統操縱的
“文化冷戰”是如何運行的。當然，CIA如今早已“完成任務”，用不著避諱什麼，可以直接把桑德絲書的相關內容的直接放自己官網上。
美國的“影子文化部”中情局這些以文學、藝術為幌子的大費周章的工作並沒有白費，他們在蘇聯培育出了一大批“反共精英”。
這些人因為頭頂各種獎項的光環，成為了不少人的意見領袖，帶頭拆牆。
普通人受到他們的作品影響，慢慢潛移默化就具有了同樣的思想。
直到蘇聯解體後，他們失去了利用價值，在歐美的媒體上被冷落，歐美人開始給中國的某些人發獎了，他們才終於幡然悔悟。
寫作《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我們就不再贅述，畢竟他真的被流放去古拉格監獄待過，而且後期立場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又重新稱讚他原本討厭的斯大林 ，勉強算實事求是。
季諾維耶夫，蘇聯最著名的異議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自己是蘇共黨員，卻扛著紅旗反紅旗，鼓吹絕對化自由主義、猛烈抨擊共產主義制度和蘇聯社會。
1978年，他被開除黨籍、驅逐出境，他在被驅逐出境的當年還非常硬氣地表示：“即使我知道我所寫的這些書要我付出生命作為代價，我也絕不會停筆。”
接受了社會的毒打之後，他晚年回到俄羅斯，轉而抨擊西方化之弊，大聲疾呼珍視蘇維埃優秀的價值觀念，重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俄羅斯只有在恢復蘇維埃政權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復興”。
他甚至忘了當年的“絕不停筆”的flag，馬上真香：
“假如我當初知道我寫的東西會造成今天這個局面，我寧肯砍下自己的雙手。”
馬克西莫夫，曾以堅決反共著稱，他在國外創辦的《大陸》雜誌，被認為是俄羅斯僑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鮮明的刊物。
他成立“抵抗國際”反共組織，多次自稱“堅定的反共分子”，西方當然也“尊”他為“反共鬥士”。
而在蘇聯解體後，他的思想劇變，1994年，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的他（1995年去世），對《真理報》記者談到：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
“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女詩人德魯寧娜，在蘇聯解體前的軍事政變“八·一九事件”時，她還專程趕到白宮對葉利欽表示支持，她覺得葉利欽是“正義與善”的體現者，認為在白宮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
但解體後她很快發現，一切都不是應有的樣子，周圍的生活難以忍受，目睹國內出現的混亂狀態，她終於意識到了俄羅斯將會有怎樣悲慘的前途和命運。
三個月後，她服安眠藥自殺。
自殺前她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她極度擔心沒有人能在“懸崖邊上拉住羅斯”使之不掉下深淵，她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為
“不能、也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熱衷批判蘇聯制度，支持“改革”。
但蘇聯解體後，他發現物價飛漲，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降低，更有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和領養老金者的打擊和剝奪。他轉而認為“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麼回事”。
思想上的苦悶，加上晚年物質生活失去了保障，身體有病，最後他選擇在家裡開槍自殺……
當東歐和蘇聯的知識分子集體墮落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同樣沒有抵抗住這種侵蝕。
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界拍了一部紀錄片，名叫《河殤》。
從第一集開篇翻滾的黃河畫面開始，作者反覆地強調一個結論，那就是“黃河文明”必將終結和消亡，人類會迎來“藍色文明”的曙光。
一些似是而非看上去詩意，實際令人作嘔的臺詞，不斷轟炸著面前的觀眾：
“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裡流淌出來”；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同時，作者還將“黃水”、“黃土”、“黃豆”、“黃米”、“黃皮膚”，都視作中華文明落後的印記。
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就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歷史宿命論，是一種極端的逆向民族主義，就差喊出“讓外國人再殖民三百年”了。
然而，《河殤》這股思潮，迅速瀰漫在整個華人世界當中，成為了後來所有逆向民族主義的祖師爺。
所幸的是，八九十年代最兇險的政治風波，中國熬過來了，沒有被擊垮。
但這些思想還是讓整整一代人中，不少人都被帶歪了，天生就覺得外國人比中國人更高等，還誤以為是自己與生俱來的，殊不知價值觀大多數都是後天塑造的。
隨著兩千年以後網絡的普及，他們又以線上為陣地，爭奪了輿論話語權。
這些河殤派換了個名頭，還給自己貼個了“我們才是真的愛國”的名號，但不外乎還是那些思想，毫無進步，甭管什麼事情讓他們來評價，他們七拐八拐都要拐到“中國人不如外國人”這個論點上去。
在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穩步推進，中國的國力與日俱增的時候，中國在輿論場的地位卻和國力嚴重不匹配。
但所幸的是，隨著中國工業化的迅猛發展，一批實事求是，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人也站了出來，開始為中國說話。
張召忠將軍化身為戰忽局局座，金燦榮C位出道成政委，丁一凡、張維為、馬前卒、袁嵐峰等都開始在網上展露風采。
相比初高中文化或者降分錄取大學的很多公知而言，他們都有自己專業範圍內的知識，水平紮實，不會有太多常識性錯誤。
最重要的，工業黨的立場是民族和國家，理想是浩瀚的星辰大海。
他們不像公知一樣消費大眾焦慮，也沒有“我只在乎小民尊嚴”的幼稚，而是從唯物主義的角度，提出真正的建設性意見，而且願意和大眾科普。
一來一去，輪番交鋒後，公知黨們當然就原形畢露，最近幾年在社交媒體上已經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但可惜的是，他們那一批人影響的那代人中，有一些人已經過了塑造價值觀的年代，思想轉不過來了，對中國的進步也視而不見，還活在中國不如外國的階段。
而他們又牢牢掌控著某些具體的職務。
比起朝氣蓬勃的80、90後00後，他們在處理問題，尤其是涉及外國人問題的時候，天然心理就矮了人家一頭，做起事來如何不束手束腳，讓人詬病？
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指名道姓地批評某些人，逼他們改正當然是必要的，但根除思想上的頑疾也是當務之急。
《戰狼2》和《流浪地球》固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敢於在熒幕上樹立“中國人能打贏外國人”、“中國人能拯救全世界”這樣的觀念，就是思想上的一大飛躍。
以後，文藝界還會有更多客觀講述中國進步，講述中華文明優點的作品井噴泉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方用了數十年的時間來做成這件事，我們同樣要花很久才能改過來。
等到新生代的那一批有自信有能力的年輕人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之後，這種事情自然會煙消雲散。
很多人誤以為東方文明現在對西方文明還是劣勢的，但其實，光東亞圈子這邊的幾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加起來，就已經和西方文明整體不相上下了，改朝換代的日子不會遠了。
等到哪一天，如果中國為首的東方文明實力全面碾壓西方文明瞭，我們有興趣，也可以花點錢，去歐美國家獎勵一批知識分子做學問，提一提新的概念。
比如什麼“海殤派”啊，還可以拍個紀錄片啊，就叫什麼《海殤：帝國的劣根性》啊。
讓他們在給年輕人講故事的時候不斷在故事裡偷偷質疑：
為什麼歐洲國家那麼多海盜，英國女王還給海盜發私掠許可證，官方背書？這是否說明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天生只懂掠奪和盤剝，從來不事生產，具有劣根性？
為什麼歐羅巴和美洲大陸祖先都是一個個貪婪的盜賊？用武器和病毒屠殺對他們友好的美洲土著，還設立“感恩節”貓哭耗子，是否說明歐美文明是天然的殺人犯？
這是不是人種問題？民族問題？
讓他們對著年輕人上課的時候上到一半突然輪番感慨：
“上帝不再眷顧亞伯拉罕”；
“深藍的海洋文明……終究只能讓人走向深淵”；
“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海洋裡流淌出來”；
“這片大陸不能再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人權”；
“罪惡和懲罰必將降臨在美利堅”。
學術著作也要跟上，什麼《論西方的衰亡》《醜陋的美國人》《帝國的落日》都安排了，讀來男默女淚。
到時候，你看還會有對著外國人直不起腰來的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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