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3月13日，《中國企業家》雜誌社聯合多家媒體平臺推出“春播行動”第五期，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的主題分享整理。
今天的分享我分為兩個大的主題，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與宏觀經濟形勢，二是政策層面上如何幫助民企紓困。
疫情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
從經濟形勢來看，一系列數據都表明這次新冠肺炎的經濟影響非常大。
今年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只有35.7%，與1月份的數據相比減少了14.3%，下降非常嚴重。一般來講，這個指數超過50%，說明經濟是景氣的，反之不景氣。由於疫情的人際傳播，服務業受損更大，2月份服務業的商務活動指數只有30%，比上個月回落23%，比製造業更差。
一系列經濟活動大幅減少，也導致物價、製造業價格等指數下降。2月份的製造業價格指數比1月下降7.5%，降幅非常大；服務業價格指數下降更是高達15%。這兩項數據都表明，國內經濟在2月份受到重創。從1月份的增長情況推測，2月份估計是負增長。
今年前兩個月的進出口數據也雙雙下降。其中，按人民幣計價的出口下降15%，按美元計價的出口下降17%，進口下降11%。
這些都說明國內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包括復工進度也不容樂觀。
春節之後，中央政府提復工問題，但直到3月初，全國復工率只有60%左右。而且復工率的地區和行業差距很大。從地區看，反倒是沿海這些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地方復工率高。從行業看，製造業的復工相對好，有的甚至能達到90%以上，但服務業、建築業等復工率普遍低。
國際形勢同樣不容樂觀。
由於疫情全面擴散，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佈疫情為全球大流行級別。有些國家借鑑中國經驗封城，如意大利。還有一些國家開始停止大型活動，如美國NBA因為球員感染新冠肺炎而停擺。
與此同時，受原油價格閃崩影響，美國股市連續熔斷，國際形勢變得非常複雜。因為美國股市的連續閃崩還有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畢竟美國的股市和實體經濟聯繫比較緊密，有兩種渠道會將股市波動傳導到實體經濟，第一是股價下降影響大家對未來的預期，投資和消費下降；第二個是間接渠道，從金融部門自身開始產生連鎖反應，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一樣，股價下降導致以股價為基礎定價的產品出現負面影響，引發次貸危機等次生災難，那些給次貸做擔保的公司和有資產關聯的企業都會因此陷入困境。
總體來看，全球疫情之下多數國家處於兩難境地：如果像美國最初輕視疫情的態度，股市就會一直不安，觸發大跌，甚至熔斷；如果像意大利一樣封城，經濟又就會停頓，情形同樣非常困難。因此，不同國家的疫情應對之策雖有差異，但都面臨困境。
再進一步觀察，全球形勢的發展對中國宏觀經濟又會帶來新的影響，好與壞的方面都有。
出口方面，全球消費下降導致中國出口下降。如果全球疫情要到6月份才能逐步結束，中國2020全年出口恐怕會是負增長。根據統計，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是10%左右。如果出口下降10%，GDP增長率就要下降1%。當然，好的方面是原油價格下降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是一個原油消費國，而不是出口國。原油價格閃崩，美國的反應很激烈，中國反而可能省好幾百億美元的原油進口資金。
資金方面依然處於流出狀態。如果美國股市繼續下行，中國股市也會跟著波動，甚至滑坡。但如果美國股市下跌極其嚴重，國際資金可能會流入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會升值，中國出口貿易也會因此面臨壓力。
以上是宏觀經濟的情形。
有很多人把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和當年非典相比，其實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比較小。2003年國內經濟只有4月和5月受影響，6月已經完全復甦。因為疫情基本控制在中國，國際經濟受影響極小，中國出口也基本未受影響。
不僅如此，2003年非典時，中國經濟處於加入WTO後的井噴階段，非典一結束，經濟又恢復井噴式增長。今年的情形大不一樣，中國經濟原本就在大幅減速，特別是過去兩年，去槓桿過猛，經濟減速很明顯。
另外，也許因為互聯網傳播力強，全國上下對疫情的重視程度遠當年非典，人們高度關注和戒備，甚至人心惶惶。雖然目前除武漢之外只是零星的新增病例，但大家還是非常小心，復工進展緩慢。
如何為民企紓困？
多年以來，我都是相對的樂觀派，但如今我偏向於謹慎悲觀，原因有兩個：第一，復工速度太慢，第二，沒有解決民企融資的老大難問題。
現在全世界的宏觀政策都趨於寬鬆，近期中國央行也出臺了寬鬆政策，也許能給解決民企融資難一定的政策空間，但民企融資難，特別是中小民企融資難的問題，依然未能得到根本解決。
復工方面，政府也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稅收的減免或延期，發放開工補貼，還有些地方政府採用定向低息貸款等金融手段。
我認為，社保推遲繳納能對企業渡過難關有幫助，但開工補貼、定向低息貸款等並非良策，一方面是受益面很窄，國家拿不出錢全面覆蓋，另一方面是會造成很大的尋租問題，低息貸款、開工補貼會造成新的不公平。
其他方面的困難，如租金問題的解決也需要政府積極介入。不開工還要交房租，會讓很多中小企業無法生存下去，最近有些地方的小規模集體事件，都是因為租金問題。
當然，這些手段都治標不治本，因為持續性差，只有復工生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全國的復工情況依然不樂觀。百度可能依據百度出行上的數據，計算出的全國復工率為57.4%。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對14省104個零疫情村連續做了兩次調查，發現二月中旬勞動力流出比例只有12%，2月底也只上升到30%。我們國發院張丹丹老師近期的調查結果發現，全國城鎮職工和農村工人復工率分別是63.3%和54.4%。從行業看，製造業復工率為64%，餐飲業只有1/3復工，金融業復工數據高一些，其他服務業復工率則在50%以下。從地域看，廣東、浙江復工率最高，超過70%，疫情最嚴重的湖北復工率最低，但是安徽、重慶、河南、黑龍江、山西復工率也都低於50%。實際上山西受疫情影響很小，但是復工率非常低。
個人猜測，中西部地區疫情並不是大問題，但是大家都不願意擔這個風險。因為不復工損失的是生產，這個至少短期內看不見、摸不著，但只要多一個新增病例，立即就被看到，而且可能會被嚴肅處理，決策者當然要控制復工帶來的新增病例風險，執行中央有序復工的命令就會打折扣。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假復工，工廠冒煙，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開工。
因此，當前復工難的根本原因正是政策兩面性太強，主導方向不明朗，既要有序復工，又要不出現一個新增病例，其嚴肅處理程度在有的地方不亞於“一票否決”。
解決復工難問題，我建議從三個方面進行：
第一，中央層面放棄新增病例零增長的要求。如果國外疫情不結束，我們的疫情新增數據很難快速清零。如果按照有些專家新增病例持續一月為零的復工復課標準，全面復工復課至少要到6月以後。中國經濟可以停擺一兩個月，但停擺半年的成本和風險太高，收益又太低。
第二，取消疫情防控帶來的“一票否決”制。尤其是不要把“一票否決”用到一些並不是很嚴重的失誤上面，否則，地方官員肯定把防疫放在第一位。
第三，給地方鬆綁，讓地方官員敢於擔當，相信基層幹部有判斷力和創造力。不是所有基層官員都能像南京市長、市委書記那樣帶頭外出吃飯、買菜，引領復工。不給地方自主權，大部分基層政府就坐等指令。如果中央一聲令下，明確要求湖北武漢之外的地方把復工排在第一位，各地政府馬上就會行動起來。至於復工後的防疫應對，除湖北武漢外的其他地區可借鑑“新加坡模式”，備足醫療資源，學會與零星的疫情相處，這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宏觀政策怎麼給民企融資紓困？
當下，新一輪投資熱又要開始，據高禾投資統計，截至3月2日，有11個省份發佈了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總投資金額接近30萬億元。這是重走老路，過去兩年的去槓桿政策，好不容易把地方政府的投資熱壓下來，現在又很可能一下子擺回去，留下很多後遺症。
在貨幣政策上，央行快速響應大家對寬鬆政策的預期，又開始增發貨幣，然後股市上“國家隊”出手。這個辦法作為一種救濟手段可以，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企的融資難。
民企融資難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小民企自身經營風險高，平均壽命本來就只有3-5年，還有違規風險，包括騙子企業、掏空行為、資金挪用等。因此，一方面要從外部改善民企的經營環境，另一方面，民企也要從內部加強管理和風控，不主動鑽空子。
第二，大銀行給中小型民企放貸的成本相對高。因為無論貸款數額大小，大銀行的審批流程、行政成本相差無幾，銀行肯定更願意給大企業放巨貸，而不是給小企業放微貸，這是銀行基本的理性。
也有人認為，大銀行對中小型銀行貸款可以提高利率，從而多賺錢，彌補大銀行的成本高、動力不足問題。但提高利率之後又面臨逆向選擇問題，一些風險低的中小型民企，沒有那麼高的盈利能力，最終會因為還貸能力不足而不去貸款。
同時，銀行對業務員實行貸款終身負責制也阻礙大銀行給中小企業提供服務。中小微企業壞賬率高，如果追責一輩子，誰願意主動去碰風險高的中小微企業融資業務？
中小銀行作為給民企提供融資的主力，也有自身侷限。中小銀行得不到大客戶，所以只好找一些小客戶或大銀行摒棄的高風險客戶和業務，然而它們的自有資金規模很小，主要靠銀行間的拆借獲得資金，抗風險能力因此就低。包商銀行事件之後，它們獲得資金的能力更是大幅度下降。
這裡要強調一個常識：融資難和融資貴是兩個問題，不可能同時解決，要想解決融資難，就要容忍融資貴一點。銀行不僅要考慮成本問題，還要考慮儲戶風險偏好，銀行投的項目一定是風險較低的項目。所有國家的銀行都是這樣，我們不能期望銀行去投高風險項目。市場化的金融機構則不同，它們具有向民企發放融資的信息優勢，也有風險匹配的能力。
不幸的是，2018年以來的資管新規負面影響很大：一是切斷了影子銀行業務。中國的影子銀行業務，是大銀行把表內資金轉移到表外或開展理財業務，通過信託、基金、小額貸款等手段，讓資金流入市場化的金融機構，或直接開始一些市場化的金融業務，中小微企業很長一段時間只能通過影子銀行獲得直接融資。資管新規一下把這個切斷了，極大限制了市場化的金融活動。二是打擊了市場中高風險偏好的機構，導致PE、信託、委託貸款急劇萎縮，加上P2P問題頻發，導致監管不得不打擊，互聯網金融和小額信貸也嚴重萎縮。
2019年以來，資管新規有所調整，監管部門採取延長緩衝期的方式，其實是變相回撤資管新規，這是一個好的變化。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資管新規後金融市場的重建問題。
對此，監管部門還需要做四個方面的事情：
第一，從外部改變對銀行的行政管理要求，取消對銀行的業務巡視。我們現在以巡視代替一切管理手段。當然，政治巡視有必要，必須嚴防金融腐敗，但業務巡視沒有必要，搞巡視的人不懂具體業務，反倒給銀行加了一道額外的緊箍咒。銀行為降風險，開拓新業務的動力下降，乾脆躺著吃利差。同時還要從銀行內部取消貸款終身負責制。一個信貸員有一筆壞賬就一輩子不安生，非常不利於業務拓展和創新，銀行內部管理制度一定要變。
第二，整治城商行，重建市場信心。城商行數量大，良莠不齊，對確實存在掏空行為的，要嚴厲追究掏空行為人的法律責任，而且公開處理。尤其是徹底爛掉的城商行，堅決走破產程序，這樣才能重建市場對城商行的信任，讓健康守信的城商行能在市場上重獲資金和信任。
第三，在銀行繼續主導金融的前提下，給影子銀行一些機會，因為影子銀行將資金從銀行導入市場，尤其是實體經濟。沒有影子銀行，大銀行的錢很難流通到中小企業，血脈不暢通，尤其是毛細血管不能堵。
第四，要容忍一些高風險偏好的金融結構或者業務存在。比如小貸公司、助貸、互聯網金融等。
這次新冠疫情，全世界的監管部門都在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趁著這一輪比較寬鬆的環境，金融市場的重建也應該納入監管部門的議事日程。
最後簡單總結今天分享的兩個核心觀點，一是以明確的信號，推動復工加速，二是保護和加強金融機構以市場化手段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決策空間和動力。最終，希望我們能早日從根本上減緩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爭取2020年的GDP增長率還能在5%以上。
王志勤 整理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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