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北魏宣武、孝明时期，宗室群体开启了内部斗争的局面，皇室近宗与疏宗之间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

宣武帝亲政之初，由于罢黜六辅体制带来的严重影响，宣武帝并没有立即对诸王进行处置，而是重新委以诸王要职，使其参与政治决策。随着皇位的稳固，宣武帝随即处置诸王。但是宗室群体力量的强大，以及治国需要诸王支持，宣武帝并非一味对近属诸王采取打压举措，而是根据宗王对皇权威胁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

图一 北魏孝文帝

在宣武帝即位初期专权的三位皇叔遭到清洗截杀，其余诸王则依据其身份、才干给予不同的处置。经过宣武帝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以及孝文诸弟的先后离世，宗室近属势力削弱。与近属宗室力量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室非常旁系的成员借宣武帝处置近宗的机会，得以跻身北魏朝堂，并与近属诸王展开权力争夺。随着皇族疏宗的全面参政，疏属势力崛起，成为北魏后期统治集团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伴随着近属与疏属之间的相互争斗，北魏宗室群体力量整体削弱。孝明帝后期，近属宗王虽然全面参与政治，但是宗王并不受太后胡氏重用。随着宗室群体内部政治斗争的展开，宗室力量衰弱，宗室群体分化，北魏王朝亦失去了宗室的拱卫，走向了分裂。

图二 北魏地图

六辅体制

孝文帝设立六辅臣，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孝文帝对太子元恪的政治才干有所顾虑；二是孝文帝惧怕宗室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联合发动军事政变。因此孝文帝设置六辅臣的主要原因，除了弥补太子元恪才干不足之外，还在于防范元禧，元详等宗室诸王夺权。从孝文帝所设六辅人员的构成与宣武帝初年形成的政局，便可以看出六辅格局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辅政宗王才千不足，以及其权力不受制约，这也为宣武帝初年宗王专权乱政埋下了伏笔。

宣武帝即位，近属宗王联合专权，皇帝与宗王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宣武帝朝宗室政策转变，孝明帝朝宗室群体之间的相互斗争，无不与之相关。而六辅体制的弊端也使宣武帝初年近属宗王专权对此后宗室力量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孝文帝设立的六位辅政大臣中，既有汉族士人，又有北魏宗室，表面上似乎建立了汉族士人与鲜卑贵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但是在六辅格局中，宗室占居四位，汉族士人只有两人，实际的辅政权力控制在宗室手中，因而所谓"委政宰辅"的实质，是宗室辅助皇室的政治结构。

图三 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从平衡统治集团中各个势力的角度，对六辅人员的构成进行了全面考虑。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分别以太尉与司空身份出任首辅与次辅。汉人王肃为尚书令，具有才干的任城王元澄、以及宗室疏属广阳王元嘉位居左、右仆射。另一汉臣宋弁出任吏部尚书，掌管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在此安排之下，元禧、元详二人具有最高决策权，元澄、元嘉、王肃、宋弁四人掌控实际的尚书省事务。

孝文帝的这一安排，其目的就是要在北魏朝廷之中，形成汉族士人与北魏宗室共掌中枢的政治格局，而最终的决策权则交由皇弟元禧、元详二人。这样既可以保证辅政大臣施政的相对合理，又可以确保实际权力掌控在近属宗王手中。六辅格局的设置，看似可以长久保持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太子元恪皇位不受侵犯，但是由于辅政大臣自身的状况，致使六辅体格局并没有起到孝文帝所预期的积极作用。

宣武帝时期近宗势力的瓦解

宣武帝继承皇位后，旋即剥夺了宗王权力，临朝亲政。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从宣武帝即位到宗王之废，前后不足两年。北魏统治集团中，宣武帝、宗室诸王，以及领军将军于烈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而在诸多矛盾中，咸阳王元禧与于烈之间的矛盾是其焦点与关键。

在宣武帝与宗王的斗争过程中，于烈是其焦点与关键，于烈手握禁卫军权，他的向背决定着宣武帝与宗王权力斗争的胜败。通过其后政局的变化可知，于烈、于忠父子面对宗王专权，果断地选择站在宣武帝一边，从而致使宗王被废，失去了参政的资格。

图四 宣武帝

于烈与宣武帝结成同盟以及罢黜宗王与于氏一族在北魏的政治地位有关，也与孝文帝的临终安排紧密相关。于烈祖父于栗磾从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之时起，便在北魏有着重要地位，于烈之父于洛拔更是太武帝拓跋焘与景穆皇帝拓跋晃时期的重臣，于烈在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南伐之前出任领军将军。可以说于氏一族在北魏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文帝在其临终之前，虽两次要求元勰辅政，但是他对才干较高的元勰并不放心，并在临终之际，手诏宣武帝使元勰辞官归家。宣武帝即位，元禧、元详专权，宣武帝调任元勰入朝，担任录尚书事以掌握尚书省决策权。宣武帝欲通过元勰制衡元禧、元详二人，但元勰的入朝却使得三王走向了联合。

元勰并非没有觊觎皇位的想法，孝文帝死后，从东宫官属的行为可以看出，彭城王元勰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元勰对东宫的"推诚尽礼"，恐怕也是因为元禧在鲁阳郡外列兵相待所致。彭成王元勰与咸阳王元禧有着共同控制宣武帝，专断北魏朝政的政治目的。因而在元禧谋出于烈的过程中，元勰也参与其间。三王欲联合专断大政，但是他们却低估了于烈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于烈虽然不在孝文帝所设六辅臣之列，但是他成为领军将军，却是孝文帝安排后续政治布局的一个重要步骤。

图五 宣武帝景陵

宣武帝时期疏宗的崛起

北魏宗室群体内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近宗与疏宗力量的起伏变化。宣武帝时期近属宗王势力衰弱，宗室疏属势力崛起成为了北魏统治集团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上至三公、尚书、门下、禁卫系统，下至地方州刺史，都有太和改制中被排挤出中央决策机构的宗室疏属成员身影。

据不完全记载宣武帝时期宗室疏属成员任职者共有20人，其中平文皇帝之后5人，烈帝之后2人，昭成皇帝之后4人，道武皇帝之后7人，明元皇帝之后1人，太武皇帝之后1人。20人之中，最高任职者为太武皇帝之后，即孝文帝所设六辅之一的广阳王元嘉。其中有过中央任职经历者11人，有过地方任职经历者12人，中央与地方均有任职经历者6人，未担任官职却受到宣武帝尊崇者１人，于宣武帝永平三年死亡而不知其任官者1人。

图六 宣武帝陵宫中的侍臣形象

元珍在宣武帝时期长期任职于北魏禁卫系统，并且出任尚书左仆射参与尚书决策。元孟辉也在幼年便被出任给事中，可见宣武帝对其恩宠。而且元珍是直接参与杀害彭城王元勰的成员，元珍在永平年间受到宣武帝的重用也与此相关。

宣武帝时期，宗室疏属成员在宣武帝的提携之下，普遍就任中央商官，参与中枢决策。但献文六王中有四人被杀，一人死于宣武帝即位之前，只剩高阳王元雍一人。孝文五王之中，京兆王元愉因叛乱被杀，其余三人遭到禁锢。文成皇帝之后四人，只有安乐王元诠一人有过中央任职的经历。

由元珍的经历可以看出宣武帝宗室政策的重大转变，即宗室疏属成员势力的崛起与对近属宗王的压制。这一点从元鸷的经历中也可窥知，在宣武帝统治时期，近属宗王与疏属宗室之间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七 北魏帝王礼佛图

元鸷因为平定近属宗王咸阳王元禧叛乱之功而获得爵位，咸阳王元禧之子元坦与元鸷之间的矛盾，便是近属宗王与宗室疏属成员对立的表现。宗室疏属成员借宣武帝处置近属宗王之机，迅速参与其间争取自身权益。宗室疏属势力的崛起，固然有宣武帝刻意提拔用以压制近属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宗室疏属成员借机在夺回孝文帝太和改制中丧失的权益。

孝明帝时期的近宗疏宗对立的局面

孝明帝即位之初，北魏政权握于权臣于忠之手，宗室近属诸王在于忠的提携之下，迅速重新回归政权中枢。宗室疏属依靠在宣武帝时期取得的权势，依然身居门下、禁卫要职。北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近宗与疏宗共同参政的局面。随着二者共立朝堂，其斗争也逐步展开。

孝明帝即位后，献文之子高阳王元雍出任太傅、领太尉，孝明帝叔父清河王怿被任命为司徒，广平王怀亦升任司空，近属诸王自此重新回归中枢。但是在宣武帝时期受到重用的宗室疏属元昭、元晖、元和、元志等人，依然在北魏朝廷中占据要职。

随着近属宗王重新回归权力中枢，宗室群体内部，近属与疏属之间的较量也随之开始。先是权臣于忠联合宗室疏属元昭罢黜高阳王元雍，近属诸王依附胡太后将疏属排挤出朝堂。而后在胡太后宗室制衡政策影响之下，宗室疏属元继、元叉出任领军将军，与近属诸王共居朝堂。元叉发动政变，诛杀元怿、拘禁胡太后，高阳王元雍又联合胡太后，罢黜元叉。几经波折，北魏宗室群体亦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逐步走向分化。

图八 影视剧中的胡太后

近属宗王掌权并对宗室疏属进行压制，权势日增，胡太后为了防止宗王权力过大而威胁自身，遂采取宗室群体之间相互制衡策略用以巩固统治。随着胡太后对宗室疏属元继、元叉父子的重用，宗室疏属与近属之间又一次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局面。

孝明帝即位后，执掌北魏权柄者数易其人，均与宗室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紧密相连。元叉政变成功，元怿被杀，中山王元熙起兵失败，而后高阳王元雍又协助胡太后罢黜元叉取得成功，表明北魏宗室近属与疏属之间的斗争，最终以近属宗王胜利而结束。元怿与元叉之间的斗争可以从元叉政变是宗室近属与疏属成员争夺权益的结果中看出，其中既有胡太后宗室制衡政策的影响，也隐含着宗室近属与疏属之间的权力争夺。

结语：

宣武、孝明二朝所在的二十余年间，北魏政权承孝文帝汉化改革之余绪，又面临鲜卑保守势力的反扑。因此，从宏观上考察，北魏宣武、孝明二朝始终在汉化与鲜卑旧习中往来激荡，以汉化始，以分裂终。就北魏宣武、孝明二朝宗室政治而言，皇室近宗与疏属之分野，可大体视为汉化与反汉化的不同政治态度。而这两类人群在政治斗争中的沉浮升降，亦可视为北魏后期汉化势力与反汉化势力在朝廷中枢权势消长的表征之一。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将儒家五服制度与宗室参政相联系，使家族伦理观念应用于政治运作中，遂使元魏帝室近宗，尤其是献文帝诸子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而宗室远支在北魏政权中则相对低迷。这一政治格局延续至宣武帝初，直观的表现便是孝文帝遗诏以其诸弟为辅政大臣以辅弼宣武帝。宣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格局，便是孝文帝改革所遗留的政治遗产。

参考文献：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北魏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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