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论述：一是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二是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都难以持续。
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的农业和农村似乎都是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的样板。这些话语和印象大致来自1990年代以来涉农官员和学者对日本的农协、台湾的农会、韩国的“新村建设”运动进行考察后发表的众多见闻录式的报告。这些文字形成的整体结论是：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其农业技术发达，农村环境优美，农民生活富裕，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也较为均衡。总之，相对于国内令人头痛的“三农问题”，同属东亚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与农村的景象令人向往。
不过，“现代化”只是一个具备有限象征意义的符号，它并不能代表一切。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也依然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许多矛盾和问题恰恰是现代化本身所引起，甚至是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考虑到许多官员、学者、传播媒介充满了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幻想，对视为样板的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问题之所在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对它的迷思、迷恋和迷信，从更为实在和朴素的角度认识“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现代化样板，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就粮食安全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其现代化的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都难以持续。鉴于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状况是衡量农业和农村状况的重要领域和切入点，本篇的考察即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粮食供应：
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也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小规模家庭农业。在绝大部分人口依赖农耕和“民以食为天”的历史背景下，小农圈在农政、农业经营形态和消费方面表现出下列特征。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大量生产”的不可能，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原本不可能的“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样一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也依然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1946~1952年间先后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以及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这一目标大致在1960年前后实现，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而台湾则伴随着1952~1960年间农业的“黄金时代”成为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
但是在进入1960年代以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本主义的理念、政策和社会观念渐行渐远。在经济或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三个政治体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结果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如同表~1所示，三地粮食自给率的大幅度下降均出现在60年代。日本和台湾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37和47个百分点，而韩国在6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则进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台湾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1965年的一千万吨增加到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发生时的两千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年代保持在2500万吨左右。韩国的进口量则从196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年，其国内粮食需求2098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则只有554万吨。台湾的进口粮食绝对量虽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年的进口量为793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6.7倍。
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首先有人口增加的影响。日本的“国势调查”资料显示，从1947~1949年间的婴儿潮(“团块世代”)开始，其人口急剧增加，1950年达到8411万人，随后以每十年增加一千万人的速度递增，1990年达到12361万人，40年间增加了47%。韩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后的生育高峰(1955~1960年)，随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60年代后期超过三千万人，1985年超过四千万人，为1949年人口的二倍。台湾的人口则从1950年的754万人增加到1972年1537万人，进而在2000年增加到2222万人，是50年前的三倍。
可以想像，不断膨胀的人口从60年代开始拉动了粮食消费，导致谷物需求的增加。不过，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和投入的增加而出现的土地产出率的上升，在人均粮食消费和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拉动的粮食需求会被技术提升推动的产量增加所抵消。但是这两个假设条件在日本、韩国和台湾都不存在。换句话说，人均消费量大大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则在下降。其原因在于三个相互交织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二是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造成对谷物生产的轻视;三是美国的“外压”导致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的经济逻辑支配下，它在削弱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的同时，强化了其对外依赖，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
粮食消费的增加首先源自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之后食物生活的改善。而改善背后蕴藏着人为“改造”的因素。后者与美国的粮食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三个政治体在被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的“粮食保护伞”之下。后者表现为美国的“粮食援助”。在战后粮食短缺的情况下，粮食援助对受援方自然不可或缺，但对美国而言，既是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延伸，也是解决其国内谷物过剩问题的需要。为了维持其谷物输出所需要的国际市场，同时也为了在取消粮食援助后仍能维持相关国家和地区对它的粮食依赖，美国强力灌输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的摄取量来判定他国之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为此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销其饲料谷物，而耕地资源短缺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其理想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开始向中小学生提供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的免费午餐，而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流动厨房”(KinchCar)则在全日本巡回宣传，这直接促进了日本食物消费的“现代化”—也即以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的大量摄取为特征的欧美化。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而在韩国和台湾，饮食生活的类似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的转型固然也意味着对蔬菜、水果等的消费增多，但更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的消费量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间的消费指数为100，到1970年，其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436。此后人均消费量仍进一步增加，真正达到饱和阶段是在90年代中期。将1995年与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5.7倍(见表~2)。台湾的人均肉类消费则从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间翻了两番，90年代末则接近80公斤。
肉、蛋、奶的大量消费当然以其大量生产为前提，意味着对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换句话说，人们直接食用的“口粮”减少了，而间接消耗的饲料粮大幅度增加了。大量谷物被用来喂养工厂化养殖的畜禽— 已非传统的“家禽家畜”，而是成为生产肉、蛋、奶的机器，也即“厂禽厂畜”—最终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胃口。相对于以稻谷为主的传统消费模式，新的消费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新的农业形态。三个政治体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标志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基本法》(分别制订于1961年和1967年)，以及台湾的《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所代表的农业政策转变。相关法规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农业经营从以粮食作物栽培为主，转向以蔬菜、果树种植和养殖业为主，这在日本和韩国的政策话语中表现为“扩大选择”。它与扩大经营规模相伴，试图以此来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如果说“扩大选择”主要集中在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 关于后者，日本早在50年代后期已开始推进，韩国和台湾也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那么必然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而粮食生产又集中于作为主食的大米，至于养殖业所需要的谷物饲料如玉米、大豆，以及小麦等，尽管在新的消费模式下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和岛内的种植几乎被完全放弃，转而完全依赖于国外，尤其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美国。
就此背景而言，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虽然表面上来自美国的“外压”和境内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内压”，但从根本上说是对大量消费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和时代使命的顺应。因为如果没有贸易自由化而仅靠国内的生产和供给(量少而且价格昂贵)，便无法满足大量消费的需要。正是面对这种困境，日本在1960年10月对121种农产品实行了自由化，按种类测定的农产品自由化率从1959年的43%增加到1963年的92.1%;台湾在70年代初的数年间进口农产品年均增加23%。其对内部市场的保护主要限定在被视为“粮食安全”之关键和文化象征的大米，以及牛肉等少数农产品。当然，三个政治体的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曾对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进行了执着的抵抗，其中韩国农民以割腕、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便如此，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成定局，台湾在1995年开始了粮食战略的调整，也即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要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而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
这意味着，当大量消费成为制度化的饮食生活方式，同时“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支配着经济政策，那些人均耕地有限的小农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走向对外粮食依赖。而在东亚的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格局到1990年代已经固化。换句话说，它们都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依赖之中。
二、从过密到过疏：
“小农圈”的转变
如前所述，东亚小农圈原本以小规模的土地和过密的农业、农村人口为前提。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村中的人口过剩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吸收过剩的农村人口成为各个政治体当初的重要任务。
在日本宣告战后结束(“已经不再是战后”)的1956年，通向城市和工业地带的“就职列车”已经开行，每年带走数十万的乡村青年。在开始进行专门统计的1958年，当年转移到农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54万人，60年代则保持在年间75~85万人的规模，其中大约4~6成属于离土又离乡的“离村”型转移。离农者中的男性初期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他们通常是农家的次子、老三，后来中高龄男性逐渐增加。1965年以后，原本负有家业继承义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到1985年，长子流出型已占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农家子弟中选择农业就业的人数，则从1955年的26万人减少到1965年的6.8万人，1975年以后则降低到一万人以下。
因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离农、离村现象从1960年开始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韩国的工业聚集于北部少数城市地区，因此韩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较日本更多地表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征。据统计，1965~1995年间，韩国农村人口的流失数量达到1096万人(参照表~4)，其中单身流出者611万人，举家迁居者485万人(包括一百万个家庭)。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韩国政府从1970年开始大力推行“新村建设”运动，但表~4中的数据显示，这一运动在阻止农民奔向城市方面并没有表现出长期效果，单身离村和举家迁出的数量在1975~1985年间都达到了较惊人的程度，随后的十年间也依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
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撤退之初的1950年，农村人口达57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76%，其中剩余劳动力达到一百万人左右。但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约有10~15万人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自1968年起，农村人口的转移数量超过了自然增加数，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数量同时减少。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在1969~1973年间年均达5%，在1973~1985年间仍达1.7%。从乡这一层次来看，1971~1974年的年均转移数量均超过当地总人口的10%，其中较高的年份男性转移率达13.5%，女性为17.5%。在台湾最重要的四个农业县嘉义、台南、云林和彰化，1959~1978年间迁出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过去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迅速消解。从就业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45.1%下降到1970年的17.8%，而台湾和韩国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降到20%以下。到90年代，三地农业就业比例都降到10%以下，2008年则都不到6%，农业就业人员合计不足五百万人。与此并行的是农家人口的减少。到1990年，日本的农家人口数量较1960年减少了一半，韩国比1965年高峰时的1581万人减少近六成，而台湾则较1972年的623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至20世纪末，日韩两国农家人口占其各自总人口的比例已不足10%。总之，大致经过20~30年的时间，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
但是，包括农家的家业继承人在内的年轻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经过密的农村在十多年间就转而呈现过于稀疏的“空洞化”现象，以至农业劳动力不足。台湾和韩国农村大致分别在1973年和1975年，便先后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日本的一些山区则早在60年代初就出现了人口剧减导致的“过疏化”。日本政府曾经先后于1965年和1970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予以应对，但是到1974年，全国市町村的三分之一属于“过疏”地区。到80年代，韩国和台湾农村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在“过疏化”问题进展的同时，标志着农村活力丧失的老龄化也逐渐明显。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口径，日本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在日本全国进入老龄化的1970年即达11.7%，1990年达到20%— 当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则达到15.1%。随后相继出现了老年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在这样的村庄，经济和社会丧失了活力，农林业和环境接近荒废，村落的存亡到了紧要关头。根据日本国土省2006年的调查，全国“极限村落”的数量达到7878个，占到过疏化地区村落总数的12.7%，而当年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也超过30%。在韩国，虽然其整体的老龄化程度迄今仍然不高，但是其农村的老龄化非常惊人：2007年达32.1%，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也超过了日本农村。更严重的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如表~7所示，韩国和台湾都超过了40%，日本则超过了60%。到2010年，日本农业从事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6岁，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
农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龄化意味着农业的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农村的“家”或家庭则走向崩溃的局面。在其背后，是老年人的过度劳作和孤独，乃至“孤独死”，以及耕地的抛荒。台湾的统计资料表明，其耕地复种指数在1965年曾高达189%，2000年则跌落到106%，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均不到80%，也即在这些地区休耕率超过20%，而全岛85万公顷耕地中处于休耕状态的达13万公顷，占15.3%。当年台湾全岛的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万公顷，仅及高峰时期的54%。日本的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2005年，全国耕地的9.4%(38.5万公顷)、中国和四国地区耕地的18%左右处于弃耕状态。与此相关，由于那些实现了职业或地理空间转移的原农户不愿意放弃耕地，或者虽然愿意转让但无人接手，因此日本农村非农户持有的耕地在2005年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29.7%，这些耕地大多处于抛荒状态。而原本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抛荒，反过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对外依赖。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农业的衰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农村“新娘”的短缺。在中国大陆，虽然男女比例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并由此导致了多达千万人规模的“光棍汉”群体，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并未因此造成劳动力再生产不足的现象，相关问题也没有被学术界和地方政府视为“社会问题”。但是在197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农村，“新娘不足”都成为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据农林省1979年调查，在农村家业继承人的诸多“烦恼”中，有32.9%的男性选择了“婚姻问题”，列在所有烦恼事项的首位。到80年代后期，在那些五千人以下的“过疏化”地区，婚龄期男女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有报告说，2000年前后农家继承人中单身男性较为多见，其中31~34岁年龄段单身比例占四成，36~40岁年龄段单身比例近三成，而超过40岁的男性中单身比例也达到20%。
考虑到农村的“新娘”同时承担着食物再生产和人口、家庭再生产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为背景的农村男性的结婚难问题，当然不只停留于当事者或农家的“烦恼”层面，而是关涉农村家庭和家庭经营的后继者的不足，乃至村落社会的存续。反过来，它进一步促使农村男性青年的外迁，以及农村社会的活力丧失，加剧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困境。90年代以后三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显然与此有较大关系。
三、“东亚模式”的悖论
及其历史意蕴
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急速的城市化为支撑，东亚的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并在大致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历史性的文明转型，即从农业和农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汉江奇迹”及“亚洲四小龙”之类的说法曾经风靡世界，它们的成就可以统称为“东亚奇迹”。
当然，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大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的困境，也属于它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而造成的产业分工、国际分工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化，其总体性取向是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其总体性后果是产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在日本是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集中，尤其是向东京的“一极集中”;在韩国是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的集中，尤其是向“汉城(首尔)共和国”的过度集中;在台湾则表现为向“大台北”的集中。当然，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
应该承认，由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两亿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的影响，它的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问题，尚没有遭遇根本威胁，如果农村的日渐衰落算不上根本威胁的话。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而迟滞了问题的爆发所致。因此，其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其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2003~2007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19%增加到40%。这种状况显然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从生态学的角度站在区域之外来观照，这种转嫁具有明显的对外扩张性：它无视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凭藉“购买力”和“市场化”的手段，大量购买和消费区域之外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女性。这种扩张缓和了国内或岛内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却侵蚀了区域之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1200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640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2.5倍，后者则超过了中国的黄河的年均径流量。而近年来为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及其伴随的粮食危机，韩国和日本等竞相开展的海外圈地运动，也并不总是带来“双赢”的结局，它在给当地的资源和环境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侵害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权利，具有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特征。
“东亚模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提醒我们，在考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时，不应将“现代化”本身作为至上目标或主要判断标准。现代化所包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必能够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它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也会造成另外一些问题，而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只能使农业和农村问题恶化。
但遗憾的是，这种迟到的教训不仅没有被中国大陆看作教训，反而被视为经验。客观而言，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更多地受到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发展主义信仰的影响，在这种新型宗教的蛊惑下，以地方政府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用其极为背景，不计代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狂飙突进，导致了更严重的工农失衡和城乡对立，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在规模、严峻程度和影响范围方面都远非日、韩、台可比。一方面，许多巨型城市在规模和拥挤程度上已经不亚于东京和首尔，造成了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对大量人口的奴役”状态(“房奴”、“蚁族”、“鼠族”的大量出现即是其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进城导致了许多村庄在社会意义上的沦陷，处于失控状态的圈地和拆迁运动则造成了许多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消亡。而同样是作为其后果的一部分，粮食安全问题在“连年丰收”的背景下反而更加突出：以2010年的大豆进口量攀升到5480万吨(超过日、韩、台的粮食进口总量)为标志，国家整体的粮食自给率超出预期地突破了95%这一“基本自给”的底限。
面对这样一种仍在持续的进程，难以预料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今后会如何演变。但是有一点似乎逐渐变得明晰：以近年来中国大陆对海外农业市场的快速开拓为标志，它作为一个巨大的买家将在全球农业领域越来越活跃。虽然这种“走出去”的战略难以如日本和韩国、台湾的同类活动一样缓解其内部压力，但是掀起的旋风却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其内部粮食需求的“东亚模式”能否长期安然持续将成为一个问题。这样，看似没有关系的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与日本、韩国、台湾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也就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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