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章主要圍繞以下兩個問題展開論述：一是精緻的農業難以滿足大量消費時代的穀物需求，糧食高度依賴進口;二是農村面臨著嚴重的凋敝和解體的問題，糧食和人口的再生產都難以持續。
在中國近期的學術話語和公眾的印象中，日本、韓國、臺灣的農業和農村似乎都是中國大陸農業和農村的樣板。這些話語和印象大致來自1990年代以來涉農官員和學者對日本的農協、臺灣的農會、韓國的“新村建設”運動進行考察後發表的眾多見聞錄式的報告。這些文字形成的整體結論是：以強有力的農民組織和較充沛的公共投入為依託，三個國家和地區都在短期內實現了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其農業技術發達，農村環境優美，農民生活富裕，城鄉之間的收入水平也較為均衡。總之，相對於國內令人頭痛的“三農問題”，同屬東亞的這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農業與農村的景象令人嚮往。
不過，“現代化”只是一個具備有限象徵意義的符號，它並不能代表一切。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充滿了矛盾，現代化之後也依然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而許多矛盾和問題恰恰是現代化本身所引起，甚至是它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考慮到許多官員、學者、傳播媒介充滿了對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幻想，對視為樣板的上述國家和地區現代化之後的農業和農村狀況進行簡要的概觀，揭示問題之所在及其背後蘊藏的歷史意義，有助於理解“現代化”話語的空疏和浮躁，破除對它的迷思、迷戀和迷信，從更為實在和樸素的角度認識“三農問題”的艱鉅性和複雜性。
從文明史的綜合視角出發，我們會發現，日本、韓國和臺灣這三個資源稟賦相似的現代化樣板，在農業和農村領域實際上面臨著大致相同的現實困境：其精緻的農業難以滿足大量消費時代的穀物需求，糧食高度依賴進口，就糧食安全而言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缺陷;其現代化的農村面臨著嚴重的凋敝和解體的問題，糧食和人口的再生產都難以持續。鑑於糧食和人口的再生產狀況是衡量農業和農村狀況的重要領域和切入點，本篇的考察即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
一、糧食供應：
從基本自給到依賴進口
與北美、澳洲的大農場式經營或歐洲的“中農圈”相較，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農業屬於典型的“小農圈”，也即在過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資源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小規模家庭農業。在絕大部分人口依賴農耕和“民以食為天”的歷史背景下，小農圈在農政、農業經營形態和消費方面表現出下列特徵。第一，為了維持小農的再生產和社會安定，農本主義成為國家理念和執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規模經營”受到抑制，幾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於生產人們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第二，基於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和技術方面的限制，在沒有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戰亂或權力過度汲取的情況下，勤勉耕種的小農大體上能夠滿足溫飽。第三，由於“大量生產”的不可能，除極少數特權階層之外，社會整體的食物消費倫理較為樸素，原本不可能的“大量消費”被當作暴殄天物的惡行受到抑制。
這樣一種關於“農”的理念和行為方式，在二戰結束後的十多年間也依然存在於日本、韓國和臺灣。基於解決戰後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時也為了促進就業和社會穩定，三個政治體都在1946~1952年間先後進行的土地改革的基礎上，通過創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農體制，以及增加對農業的公共投入，力圖實現糧食的增產和自給。這一目標大致在1960年前後實現，日本和韓國都擺脫了美國的“糧食援助”，日本的穀物自給率在1955年達到88%，大米生產已達過剩狀態，而臺灣則伴隨著1952~1960年間農業的“黃金時代”成為農產品出口地區，糧食自給有餘。
但是在進入1960年代以後，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農本主義的理念、政策和社會觀念漸行漸遠。在經濟或市場邏輯的主導下，三個政治體都走上了農業結構調整和貿易自由化的軌道，結果逐步強化了糧食的對外依賴。
如同表~1所示，三地糧食自給率的大幅度下降均出現在60年代。日本和臺灣在十年間分別下降了37和47個百分點，而韓國在60年代後期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糧食自給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則進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臺灣近年來在20%左右。從穀物的絕對進口量來看，日本從1965年的一千萬噸增加到1973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時的兩千萬噸，已是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90年代保持在2500萬噸左右。韓國的進口量則從1969年的220萬噸增加到90年代的1500萬噸左右，由此成為世界第五大糧食進口國。2003年，其國內糧食需求2098萬噸，國內糧食產量則只有554萬噸。臺灣的進口糧食絕對量雖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間屬於世界第九大進口地區，2007年的進口量為793萬噸，相當於島內產量的6.7倍。
穀物大量進口的原因首先有人口增加的影響。日本的“國勢調查”資料顯示，從1947~1949年間的嬰兒潮(“團塊世代”)開始，其人口急劇增加，1950年達到8411萬人，隨後以每十年增加一千萬人的速度遞增，1990年達到12361萬人，40年間增加了47%。韓國經歷了朝鮮戰爭後的生育高峰(1955~1960年)，隨後仍然保持著較高的人口增長率，60年代後期超過三千萬人，1985年超過四千萬人，為1949年人口的二倍。臺灣的人口則從1950年的754萬人增加到1972年1537萬人，進而在2000年增加到2222萬人，是50年前的三倍。
可以想像，不斷膨脹的人口從60年代開始拉動了糧食消費，導致穀物需求的增加。不過，考慮到農業技術進步和投入的增加而出現的土地產出率的上升，在人均糧食消費和糧食播種面積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加拉動的糧食需求會被技術提升推動的產量增加所抵消。但是這兩個假設條件在日本、韓國和臺灣都不存在。換句話說，人均消費量大大增加了，糧食播種面積則在下降。其原因在於三個相互交織的因素的影響：一是伴隨著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導致的食物結構轉型和“大量消費”社會的到來;二是市場邏輯主導下的農業結構調整造成對穀物生產的輕視;三是美國的“外壓”導致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在“比較優勢”和“產業分工”的經濟邏輯支配下，它在削弱三地穀物尤其是旱作穀物生產的同時，強化了其對外依賴，特別是對美國的依賴。
糧食消費的增加首先源自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加之後食物生活的改善。而改善背後蘊藏著人為“改造”的因素。後者與美國的糧食戰略有著密切關係。眾所周知，三個政治體在被納入美國的“核保護傘”的同時，也都處於美國的“糧食保護傘”之下。後者表現為美國的“糧食援助”。在戰後糧食短缺的情況下，糧食援助對受援方自然不可或缺，但對美國而言，既是強化其戰略同盟關係的外交政策的延伸，也是解決其國內穀物過剩問題的需要。為了維持其穀物輸出所需要的國際市場，同時也為了在取消糧食援助後仍能維持相關國家和地區對它的糧食依賴，美國強力灌輸以美式飲食習慣為標準的營養學知識，以動物蛋白的攝取量來判定他國之國民飲食的現代化程度，為此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推銷其飼料穀物，而耕地資源短缺的日本、韓國和臺灣都是其理想目標。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於1954年頒佈《學校給食法》，開始向中小學生提供包含麵包、奶粉和肉類的免費午餐，而由美國提供資金援助的“流動廚房”(KinchCar)則在全日本巡迴宣傳，這直接促進了日本食物消費的“現代化”—也即以麵包、牛奶和奶製品、肉類的大量攝取為特徵的歐美化。農業經濟學家暉峻眾三認為，這是日本人的胃口與美國的農業政策掛鉤的起點，也是其糧食增產和自立政策後退的開始。而在韓國和臺灣，飲食生活的類似轉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飲食結構的轉型固然也意味著對蔬菜、水果等的消費增多，但更主要地表現為肉、蛋、奶的消費量增加。以日本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間的消費指數為100，到1970年，其人均牛奶和奶製品的消費量達到381，肉類消費達到436。此後人均消費量仍進一步增加，真正達到飽和階段是在90年代中期。將1995年與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製品的人均消費量增加了3.1倍，肉類消費量增加了5.7倍(見表~2)。臺灣的人均肉類消費則從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間翻了兩番，90年代末則接近80公斤。
肉、蛋、奶的大量消費當然以其大量生產為前提，意味著對飼料穀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換句話說，人們直接食用的“口糧”減少了，而間接消耗的飼料糧大幅度增加了。大量穀物被用來餵養工廠化養殖的畜禽— 已非傳統的“家禽家畜”，而是成為生產肉、蛋、奶的機器，也即“廠禽廠畜”—最終滿足人們不斷膨脹的胃口。相對於以稻穀為主的傳統消費模式，新的消費模式需要與之適應的新的農業形態。三個政治體都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標誌是日本和韓國的《農業基本法》(分別制訂於1961年和1967年)，以及臺灣的《農業發展條例》(1973年)所代表的農業政策轉變。相關法規的目的都在於，促進農業經營從以糧食作物栽培為主，轉向以蔬菜、果樹種植和養殖業為主，這在日本和韓國的政策話語中表現為“擴大選擇”。它與擴大經營規模相伴，試圖以此來增加農業經營者的收入，縮小農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而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如果說“擴大選擇”主要集中在園藝作物和養殖業的擴張— 關於後者，日本早在50年代後期已開始推進，韓國和臺灣也在60年代中後期開始推行—那麼必然意味著糧食生產的收縮。而糧食生產又集中於作為主食的大米，至於養殖業所需要的穀物飼料如玉米、大豆，以及小麥等，儘管在新的消費模式下需求量越來越大，但是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並不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其國內和島內的種植幾乎被完全放棄，轉而完全依賴於國外，尤其依賴於具有比較優勢的美國。
就此背景而言，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雖然表面上來自美國的“外壓”和境內工商業利益集團的“內壓”，但從根本上說是對大量消費這一新的消費模式和時代使命的順應。因為如果沒有貿易自由化而僅靠國內的生產和供給(量少而且價格昂貴)，便無法滿足大量消費的需要。正是面對這種困境，日本在1960年10月對121種農產品實行了自由化，按種類測定的農產品自由化率從1959年的43%增加到1963年的92.1%;臺灣在70年代初的數年間進口農產品年均增加23%。其對內部市場的保護主要限定在被視為“糧食安全”之關鍵和文化象徵的大米，以及牛肉等少數農產品。當然，三個政治體的農民組織和農林族議員都曾對農產品市場的開放進行了執著的抵抗，其中韓國農民以割腕、自焚等極端形式表達抗議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便如此，在1993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以後，農產品市場的全面開放已成定局，臺灣在1995年開始了糧食戰略的調整，也即由“糧食自主”轉變為“供需平衡”，實質上是要通過進口來確保糧食供應。而日韓兩國的大米市場，也從原來的禁止進口轉向通過關稅措施和進口指標進行調控。
這意味著，當大量消費成為制度化的飲食生活方式，同時“比較優勢”的經濟邏輯支配著經濟政策，那些人均耕地有限的小農國家或地區幾乎必然會走向對外糧食依賴。而在東亞的上述三個國家和地區，這種格局到1990年代已經固化。換句話說，它們都已經被鎖定在結構性的對外依賴之中。
二、從過密到過疏：
“小農圈”的轉變
如前所述，東亞小農圈原本以小規模的土地和過密的農業、農村人口為前提。為了解決農業和農村中的人口過剩問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而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吸收過剩的農村人口成為各個政治體當初的重要任務。
在日本宣告戰後結束(“已經不再是戰後”)的1956年，通向城市和工業地帶的“就職列車”已經開行，每年帶走數十萬的鄉村青年。在開始進行專門統計的1958年，當年轉移到農外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已超過54萬人，60年代則保持在年間75~85萬人的規模，其中大約4~6成屬於離土又離鄉的“離村”型轉移。離農者中的男性初期以中學畢業生為主，他們通常是農家的次子、老三，後來中高齡男性逐漸增加。1965年以後，原本負有家業繼承義務的長子也開始流出，到1985年，長子流出型已佔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農家子弟中選擇農業就業的人數，則從1955年的26萬人減少到1965年的6.8萬人，1975年以後則降低到一萬人以下。
因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離農、離村現象從1960年開始也出現在韓國和臺灣。韓國的工業聚集於北部少數城市地區，因此韓國農村人口的轉移較日本更多地表現出“離土又離鄉”的特徵。據統計，1965~1995年間，韓國農村人口的流失數量達到1096萬人(參照表~4)，其中單身流出者611萬人，舉家遷居者485萬人(包括一百萬個家庭)。需要注意的是，儘管韓國政府從1970年開始大力推行“新村建設”運動，但表~4中的數據顯示，這一運動在阻止農民奔向城市方面並沒有表現出長期效果，單身離村和舉家遷出的數量在1975~1985年間都達到了較驚人的程度，隨後的十年間也依然保持著較大的規模。
在臺灣，國民黨政府撤退之初的1950年，農村人口達571萬人，佔到總人口的76%，其中剩餘勞動力達到一百萬人左右。但6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約有10~15萬人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自1968年起，農村人口的轉移數量超過了自然增加數，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數量同時減少。農村勞動力外遷的比例在1969~1973年間年均達5%，在1973~1985年間仍達1.7%。從鄉這一層次來看，1971~1974年的年均轉移數量均超過當地總人口的10%，其中較高的年份男性轉移率達13.5%，女性為17.5%。在臺灣最重要的四個農業縣嘉義、臺南、雲林和彰化，1959~1978年間遷出的人口都超過20萬人。
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過去嚴重的人口過剩問題迅速消解。從就業結構來看，日本農業就業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45.1%下降到1970年的17.8%，而臺灣和韓國也分別在70年代和80年代降到20%以下。到90年代，三地農業就業比例都降到10%以下，2008年則都不到6%，農業就業人員合計不足五百萬人。與此並行的是農家人口的減少。到1990年，日本的農家人口數量較1960年減少了一半，韓國比1965年高峰時的1581萬人減少近六成，而臺灣則較1972年的623萬人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至20世紀末，日韓兩國農家人口占其各自總人口的比例已不足10%。總之，大致經過20~30年的時間，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農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農化”過程。
但是，包括農家的家業繼承人在內的年輕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經過密的農村在十多年間就轉而呈現過於稀疏的“空洞化”現象，以至農業勞動力不足。臺灣和韓國農村大致分別在1973年和1975年，便先後出現了農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日本的一些山區則早在60年代初就出現了人口劇減導致的“過疏化”。日本政府曾經先後於1965年和1970年制定了《山村振興法》和《過疏地區對策緊急措施法》予以應對，但是到1974年，全國市町村的三分之一屬於“過疏”地區。到80年代，韓國和臺灣農村也出現了類似問題。
在“過疏化”問題進展的同時，標誌著農村活力喪失的老齡化也逐漸明顯。以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為口徑，日本農家人口的老齡化率在日本全國進入老齡化的1970年即達11.7%，1990年達到20%— 當年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則達到15.1%。隨後相繼出現了老年人口超過村莊總人口50%的“極限村落”。在這樣的村莊，經濟和社會喪失了活力，農林業和環境接近荒廢，村落的存亡到了緊要關頭。根據日本國土省2006年的調查，全國“極限村落”的數量達到7878個，佔到過疏化地區村落總數的12.7%，而當年農家人口的老齡化率也超過30%。在韓國，雖然其整體的老齡化程度迄今仍然不高，但是其農村的老齡化非常驚人：2007年達32.1%，高出全國水平22個百分點，也超過了日本農村。更嚴重的是農業就業人口的老齡化，如表~7所示，韓國和臺灣都超過了40%，日本則超過了60%。到2010年，日本農業從事者的平均年齡高達66歲，可以說創造了世界農業史的奇蹟。
農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齡化意味著農業的再生產陷入嚴重困境，農村的“家”或家庭則走向崩潰的局面。在其背後，是老年人的過度勞作和孤獨，乃至“孤獨死”，以及耕地的拋荒。臺灣的統計資料表明，其耕地複種指數在1965年曾高達189%，2000年則跌落到106%，其中北部和東部地區均不到80%，也即在這些地區休耕率超過20%，而全島85萬公頃耕地中處於休耕狀態的達13萬公頃，佔15.3%。當年臺灣全島的作物種植面積只有90萬公頃，僅及高峰時期的54%。日本的農業普查資料也顯示了類似的趨勢：2005年，全國耕地的9.4%(38.5萬公頃)、中國和四國地區耕地的18%左右處於棄耕狀態。與此相關，由於那些實現了職業或地理空間轉移的原農戶不願意放棄耕地，或者雖然願意轉讓但無人接手，因此日本農村非農戶持有的耕地在2005年佔到了耕地總面積的29.7%，這些耕地大多處於拋荒狀態。而原本有限的耕地資源的拋荒，反過來加劇了糧食供應的對外依賴。
如果說農業勞動力的不足導致了農業的衰退，更具深遠影響的是農村“新娘”的短缺。在中國大陸，雖然男女比例失衡現象較為嚴重，並由此導致了多達千萬人規模的“光棍漢”群體，但由於人口基數的龐大，並未因此造成勞動力再生產不足的現象，相關問題也沒有被學術界和地方政府視為“社會問題”。但是在197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韓國和臺灣農村，“新娘不足”都成為社會問題。以日本為例，據農林省1979年調查，在農村家業繼承人的諸多“煩惱”中，有32.9%的男性選擇了“婚姻問題”，列在所有煩惱事項的首位。到80年代後期，在那些五千人以下的“過疏化”地區，婚齡期男女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有報告說，2000年前後農家繼承人中單身男性較為多見，其中31~34歲年齡段單身比例佔四成，36~40歲年齡段單身比例近三成，而超過40歲的男性中單身比例也達到20%。
考慮到農村的“新娘”同時承擔著食物再生產和人口、家庭再生產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為背景的農村男性的結婚難問題，當然不只停留於當事者或農家的“煩惱”層面，而是關涉農村家庭和家庭經營的後繼者的不足，乃至村落社會的存續。反過來，它進一步促使農村男性青年的外遷，以及農村社會的活力喪失，加劇農業和農村人口的再生產困境。90年代以後三個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減少，顯然與此有較大關係。
三、“東亞模式”的悖論
及其歷史意蘊
以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和急速的城市化為支撐，東亞的三個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並在大致30年左右的時間裡實現了歷史性的文明轉型，即從農業和農村社會向工業和城市社會的轉變。考慮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第一”、“漢江奇蹟”及“亞洲四小龍”之類的說法曾經風靡世界，它們的成就可以統稱為“東亞奇蹟”。
當然，對“東亞奇蹟”的理解不應侷限於經濟領域的成功，也不應只是聚焦於東京、大阪、首爾、臺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榮。與工業品的大量出口並行的糧食大量進口，與巨大城市的過密化形成對照的農村地區的過疏化，以及與農村的凋敝相伴的糧食和人口再生產的困境，也屬於它的一部分，而且賦予它以文明層面的特徵。這種特徵表現為一種畸形的結構和悖論，既顯示了其強勁的一面，也呈現明顯的脆弱性。這兩種對立屬性的並存，可以看作“東亞模式”或“東亞資本主義”的特徵。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導致這種悖論的，是基於比較優勢的經濟邏輯而造成的產業分工、國際分工理論和實踐的徹底化，其總體性取向是重視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輕視農業特別是種植業;其總體性後果是產業和人口的高度集中：在日本是向三大都市圈(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的集中，尤其是向東京的“一極集中”;在韓國是向首爾和釜山兩大都市圈的集中，尤其是向“漢城(首爾)共和國”的過度集中;在臺灣則表現為向“大臺北”的集中。當然，高度集中的動力不只是市場的驅動，還包括政府的拉動。後者以韓國的“工業優先，大企業優先，大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最具代表性。
應該承認，由於日本、韓國和臺灣的體量不大(人口總計不到兩億人)，得益於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加速的影響，它的畸形的城鄉關係、工農關係導致的農業和農村領域諸問題，尚沒有遭遇根本威脅，如果農村的日漸衰落算不上根本威脅的話。這主要是由於它們可以憑藉較強的購買力從海外大量進口糧食、同時也進口農業勞動力(“農業研修生”)和“新娘”而遲滯了問題的爆發所致。因此，其關於糧食安全的擔憂尚未變成現實威脅，其農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緩。比如，由於外籍新娘的嫁入，三個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不少“國際化”的村莊，其中韓國農村2003~2007年登記結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國新娘的比例從19%增加到40%。這種狀況顯然為那些暮氣沉沉的鄉村增添了少許活力。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做法固然符合經濟的邏輯，但同時也意味著將其內部畸形的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的後果向外部轉嫁。從生態學的角度站在區域之外來觀照，這種轉嫁具有明顯的對外擴張性：它無視自身的資源稟賦條件，憑藉“購買力”和“市場化”的手段，大量購買和消費區域之外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資源、水資源，以及女性。這種擴張緩和了國內或島內的農業和農村問題，卻侵蝕了區域之外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以日本為例，其每年進口的大量農產品相當於佔用了1200萬公頃的外國土地、消耗了640億立方米的外國水資源，前者相當於其國內農地面積的2.5倍，後者則超過了中國的黃河的年均徑流量。而近年來為應對世界糧食市場的劇烈波動及其伴隨的糧食危機，韓國和日本等競相開展的海外圈地運動，也並不總是帶來“雙贏”的結局，它在給當地的資源和環境造成衝擊的同時，也侵害了當地貧困農民的權利，具有典型的“新殖民主義”特徵。
“東亞模式”的脆弱性和危險性提醒我們，在考慮農業和農村的出路時，不應將“現代化”本身作為至上目標或主要判斷標準。現代化所包含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未必能夠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它在解決某些問題的同時，也會造成另外一些問題，而畸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只能使農業和農村問題惡化。
但遺憾的是，這種遲到的教訓不僅沒有被中國大陸看作教訓，反而被視為經驗。客觀而言，由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更多地受到現代化意識形態和發展主義信仰的影響，在這種新型宗教的蠱惑下，以地方政府的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用其極為背景，不計代價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狂飆突進，導致了更嚴重的工農失衡和城鄉對立，中國大陸的“三農問題”在規模、嚴峻程度和影響範圍方面都遠非日、韓、臺可比。一方面，許多巨型城市在規模和擁擠程度上已經不亞於東京和首爾，造成了城市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所說的“對大量人口的奴役”狀態(“房奴”、“蟻族”、“鼠族”的大量出現即是其真實寫照);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農村青壯年進城導致了許多村莊在社會意義上的淪陷，處於失控狀態的圈地和拆遷運動則造成了許多村莊在物理意義上的消亡。而同樣是作為其後果的一部分，糧食安全問題在“連年豐收”的背景下反而更加突出：以2010年的大豆進口量攀升到5480萬噸(超過日、韓、臺的糧食進口總量)為標誌，國家整體的糧食自給率超出預期地突破了95%這一“基本自給”的底限。
面對這樣一種仍在持續的進程，難以預料中國大陸的“三農問題”今後會如何演變。但是有一點似乎逐漸變得明晰：以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海外農業市場的快速開拓為標誌，它作為一個巨大的買家將在全球農業領域越來越活躍。雖然這種“走出去”的戰略難以如日本和韓國、臺灣的同類活動一樣緩解其內部壓力，但是掀起的旋風卻可能產生不可預料的影響，依靠國際市場滿足其內部糧食需求的“東亞模式”能否長期安然持續將成為一個問題。這樣，看似沒有關係的中國大陸的“三農問題”，與日本、韓國、臺灣的農業和農村問題，也就將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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