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代晋自立后三年，就去世了，还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北伐的事业也在他死后彻底夭折，南朝从建立之初开始，在政治上就陷入了长年的动荡之中，由于大量的内斗和内耗，北伐中原成了一句空话。
统治者的精力都用在了内治上，这个内治不是治理好国家，而是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在刘裕和刘义隆的统治下，出现了三四十年的稳定局面，但北魏的进攻，让南朝彻底处于被动，因此形成了军事态势上的北强南弱的局面。
辅政之臣：刘裕精心挑选的辅政之臣，成为了擅行废立弑君谋逆之人。
刘裕死后，继位的是太子刘义符，刘裕安排了四人辅政，这四个人分别是：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北府兵将领檀道济。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整日游戏无度，不亲政事，这让四位辅政大臣便产生了废立幼主的想法。那么这位刘裕指定的继承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首先看到了如下的记载：
帝膂力绝人，善骑射，解音律。——《南史·宋本纪》
刘裕不仅是北府兵出色的将军，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于自己这个儿子，他是有所了解的，否则不会立他为太子。如果参考上面的说辞，这位太子刘义符可谓是文武兼备，似乎和昏君距离的有些遥远。
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召使入朝，告之以谋。——《宋书.徐羡之传》
说到这里我是有些疑惑的，按道理讲幼主不理朝政，四位辅政大臣刚好大权独揽行专断之权，为什么要废黜幼主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位幼主尽管不理政事，但对于四位辅政大臣构成了威胁，因此四个人才急于行废立之举。
扶帝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迁于吴郡……遣使杀帝于吴县。——《宋书.徐羡之传》
他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因为如果废了刘义符，按照继承的顺序，应该继位的是庐陵王刘义真，而这位王爷和徐羡之有嫌忌，让他继位的话，就是自取灭亡。因此他们先废黜刘义真为庶人，而后又废黜刘义符，并且把两兄弟都杀害了。然后徐羡之他们选了一个他人认为合适的继承人，这个人就是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
主政之君：刘义隆从被人安排的提线木偶，到政由己出的有为之君。
对于这位少主，徐羡之也不放心，为了持久的控制政权，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控重兵，作为居中掌权的徐羡之和傅亮的外援。他们把刘义隆调离荆州刺史的位置，也是为了让这位地方的实权派王爷，变成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
以行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癸卯，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进位司徒，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位司空，中书监、护军将军傅亮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宋书.文帝本纪》
但徐羡之他们低估了刘义隆，刘义隆不能容忍大臣们擅行废立，不想让刘宋重蹈东晋的覆辙，为此他即位以后，先控制禁军的兵权，而后逐渐架空徐羡之和傅亮，高其位虚其权。最后刘义隆拉拢了实力派檀道济，这位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尽管他也参与了废立行动，但属于“受人利用”，因此宋文帝刘义隆对于这样的可以挽救的同志的策略是既往不咎。在时机成熟之后，刘义隆就宣布了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个人杀害刘义真、刘义符的罪行，并下令严办。徐羡之只好畏罪自杀，傅亮则被处死。
时晦本谓道济与羡之同诛，忽闻来上，遂不战自溃。——《南史.檀道济传》
谢晦不想坐以待毙，在江陵起兵反抗，但是不要忘了曾经的荆州之主是刘义隆，且宋军的主将是北府兵名将檀道济，因此谢晦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谢晦也被擒送建康斩首。这样一来，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斗争，宋文帝刘义隆才把国家的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做到政由己出。这位宋文帝的做派，让我依稀看到了曾经的孝文帝刘恒进京继位后的做派，时代不同了，但做法极其相似。
小康时期：在刘裕、刘义隆父子二人的努力下，南朝难得的三四十年安稳日子。
从刘裕代晋自立，到宋文帝刘义隆政由己出的几十年时间里，南朝百姓的日子和东晋末年相比确实要缓和不少，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
由于刘裕的两次北伐，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虽然刘裕不能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统一中原，甚至连关中地区也得而复失，但在东晋、南朝的百姓们眼中，这位宋武帝建立的功业，已经初步满足他们的抗敌要求了。刘裕、刘义隆父子经历了孙恩、卢循起义的影响，刘宋代晋自立之后，迫于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刘宋政权的统治。
东晋末年，渤海刁逵依附于桓玄，被封为豫州刺史，刁氏家族在京口一门显贵。刘裕在消灭了桓玄之后，把刁氏也连根拔起，把刁氏的土地财产分配了京口的贫民。
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晋书·刁协传》
晋安帝的妻子王皇后死后，留下了四十倾的良田，刘裕请晋安帝下诏把这四十倾土地分配给贫苦人。这位王皇后正是是王羲之的孙女，琅琊王氏的子孙，刘裕的这一做法既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又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可谓一举两得。
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
当时江南地区的山湖川泽，大多数都被地方豪强所占据，他们向百姓征收税负，刘裕下令禁止了这种行为，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同时，刘裕又开始针对荆州、雍州等地的牧守将地方的资源据为己有、中饱私囊的情况，也下令坚决予以打击。刘裕在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刘毅以后，曾经在荆州采取了减轻赋税和徭役的政策，获得了荆州士人的好感。在驱逐了司马休之以后，又针对荆州、雍州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减轻徭役的政策，获得了两州百姓的支持。东晋末年，曾经多次以政府的名义征发造船的材料，以及征用船只和车马用来做运输之用，当然征发就是不给钱的。刘裕下令以后政府需要造船的材料时，由政府指派专人来和民间谈好价格后采购，禁止强行征发的行为。
魏晋以来，百姓们深受兵役和苛捐杂税的折磨，很多铤而走险和逃亡的人很多。刘裕在称帝的第一年，就下令宽恕这些所谓叛逆和逃亡的人，同时又明确大家以前欠国家的各种不合理的赋税都可以不还了。到了宋文帝执政的时候，也按照刘裕的办法，进一步减轻百姓们的负担，目的是为了恢复南朝的农业生产秩序，恢复由于内乱和外患衰落南朝的国力。同时宋文帝对于深受水灾侵害的百姓，也调拨了百万斛米赈济灾民。
宋文帝又组织开展了清理户籍的工作，这样一来户口就比较准确，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人口数量清晰化，税收和兵源的来源更加清晰做到有恃无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役赋的负担，不至于都加在少数人头上，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国家的经济秩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刘裕、刘义隆父子的一系列举措，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些措施稳定了社会的经济秩序，进而保证了南朝的经济，国家机器的运行也趋于正常。
在刘裕、刘义隆父子的努力下，南朝百姓过上了三四十年的安稳日子，相比较于东晋末年，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对于分裂的国家来讲，百姓们的美好生活总是短暂的，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大举南侵，南朝的百姓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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