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及後來的文人情書如何成為回憶，不僅在於情書文體形式的優勢，還在於這一時期的情書內容特殊的回憶價值。“‘戀愛’既是 20 年代中國社會與倫理領域的一個關鍵詞，也是五四至大革命時期的流行文化。從晚清到大革命，‘戀愛’和‘自由’的組合，構成了現代中國一道流動的風景線，呈現了 20 世紀中國激進文化與文學的一種面貌。”“文學革命”之後，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浪漫主義等思潮的引領下，自由戀愛成為青年確立自我主體性，走向自由和成功的一條道路。一批青年文人甚至把自由戀愛視為人生成功的標誌。
“愛成了新道德的無所不包的象徵，很容易取代了循規蹈矩的傳統禮法，禮法現在只不過是尊奉者的束縛。在解放的人潮中，愛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認為通過愛和宣洩自己的感情與精力，個人就會成為一個充實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這種本土化的啟蒙文化潮流，塑造了以男性文人為主導的情書寫作者群體以及勇於追求自由戀愛的新女性群體，隨著直白化、公開化的現代愛情書寫突破含蓄內斂的古典愛情書寫傳統，情書由傳統文化裡單向的思慕書寫成為了現代意義上雙向交流的書信，現代人寫就的“現代”情書湧現出來。
暗自傳情的書寫傳統
徐復觀認為：“觀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五四前後的青年文人接受東西方兩種文化觀念的影響，在情感上具有一定複雜性，呈現出的情感人格也具有多面性。我在這一部分將梳理影響中國古典審美的主要文化傳統並分析中國古典文化裡“男子作閨音”的情感表達形式，以描繪中國古典情感人格的其中一面。巫史文明和禮樂文明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兩個源頭。上古禮樂儀式裡的詩、樂、舞塑造了中國古典審美人格里莊嚴神聖的一面。儒學繼承禮樂傳統，注重道德、禮制，看重觀念的實用性，形成了中國古典審美人格里溫柔敦厚的一面。道家傳統凸顯了古典審美人格的主體性，關注物我之間的交流，注重自我觀照，奠定了自然沖淡的審美人格。佛教的傳入，豐富了審美人格空靈寂靜的一面。影響古典審美的人格的文化傳統紛繁複雜，但是這幾個重要的文化傳統已經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裡對情感的感知和表達總體上有一種壓抑態勢，禮樂制度的莊嚴肅穆，儒學的溫柔敦厚，佛教的涅槃，都要求剋制情感。巫史文化雖然有天人感應，莊子也講物我交感，但是情感交流的對象並不落在個體上，而著眼於宇宙萬物。古典審美人格的主體性建立在物我的互動之上，他者與自我的交流和界限較少提及，並不鼓勵個人情感的抒發，甚至有意忽視個人情感。但是中國古典文學有寫情的傳統：《詩經》“國風”裡已經有較多的篇目描述求愛活動和婚姻生活，屈原的《離騷》借美人失寵喻仕途受阻，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書寫了一出愛情悲劇，晉代潘安開悼亡詩先河，唐傳奇裡有女子為愛出奔，宋詞裡閨音幽幽，元明戲劇主題濃縮於才子佳人後花園三詞，明清小說裡也不乏經典的愛情小說。
愛情與死亡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古典文學幾乎所有文體都會涉及愛情主題。不僅如此，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對愛情主題的描寫和討論也很詳盡，涉及相思、求愛、別離、私奔、求婚、離婚、悼亡等情感活動，幾乎窮盡了愛情所有的可能性。而不同時期的愛情書寫，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也具有一定差異性。
上古時期的文學作品裡有少數痴情的男子形象，如《莊子·盜蹠》：“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樑柱而死。”早期古典詩歌裡，無論是追求愛情還是背離愛情，抒情主人公都是大膽、潑辣的女子形象，南北朝民歌《地驅歌樂辭》：“老女不嫁，踏地呼天。”描寫了一位恨嫁心切的女性，情感濃烈而直白。漢樂府《有所思》：“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描寫了一位利落斬斷情絲的女子，手起刀落，愛憎分明。但是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寫情傳統裡，這樣直抒情愫的書寫方式並沒有持續太久，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佔據上風，男子一般還是隱在幕後，由女子在字裡行間出演愛情大戲。屈原作品裡的香草美人形象，就是士人作閨音，以美女失寵折射出士大夫仕途受挫的心境。 程鬱專門分析過妾婦情節與士大夫心境：“妾婦命運的不定，便是危機四伏的朝政之極好寫照，因而中國古代有不少模擬妾婦口氣的士大夫文學作品。”以困在閨閣裡愁怨的女子形象折射士人心態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古典文學末期的明清時代。陶東風認為：“我國的愛情文學在難以超越的文化土壤上，在以愁女怨婦為核心的圈子中盤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方才發現東方微曦的曙色，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他認為這關鍵的一步在於明朝湯顯祖《牡丹亭》的橫空出世，塑造出了杜麗娘這個熱烈、直白，勇敢追求愛情的女子形象。杜麗娘這一女子形象終於跟上古時期民歌裡的女子接洽，我國愛情文學裡的主體——女性，呈現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識。
愛情文學所在的這個“文化土壤”是複雜的，有政治經濟的因素，女性政治經濟地位低下，封建家長制度的壓抑，禮法制度的嚴格要求與限制；也有上文提到的文化的因素，文化傳統對情感表達的限制，使得具有審美能力的士大夫文人階層在情感的表達上有一種含蓄剋制的傾向，“男子作閨音”，借用女性之口表達情愁之外的愁怨只是一個具體表現。“
文學是歷史空間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參與了歷史的發展進程，參與了對現實的文化思想塑造。”“男子作閨音”這一現象也不僅說明古代文人在情感表達上的含蓄剋制，還在一定程度說明了古代女性在情感上的壓抑、生活上的苦悶、人生的困窘以及文化裡的弱勢地位。士人“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時並不會聯想到女性；而愁腸滿腹，功業未成時卻總想紅袖添香。古典文學愛情主題下的男女是缺乏交流的，在相思的苦楚裡暗自神傷，是一種暗許的封閉的自以為是的共情。新思潮的衝擊
《劍橋中華民國史》裡對五四文人有一個畫像：“一個典型的五四文人可以以下列三種因素的複合體作為特徵：浪漫主義的氣質、現實主義的文學信仰和人道主義的世界觀。”而這三種因素，或者說三種思想潮流都不能算作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延續。中國古典文學具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以及人道主義的精神，但是五四時期的這三種思潮主要指的是由西方傳入的三種文化潮流。
辛亥革命後，封建帝制和科舉制度的廢除，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現代教育制度的創立，報刊雜誌行業的發展，為一個經濟獨立、精神自主的文人群體的誕生提供了土壤。大革命時代的激情燃燒到文化領域。這一時期情感充沛而又急於啟蒙大眾的知識精英，在文化上持有一種文化進化論立場，對待傳統文化有一種急於批判的態度，對待西方文化有一種偶像崇拜的態度。古典文化傳統被幾乎不加辨別地全盤否定，各種西方思潮被翻譯、介紹進國內。而真正與中國文化土壤相適應並結出文學果實的思想主要還是上文提到的三種。錢理群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裡總結了西方文學思潮對新文學的影響：“就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而言，現實主義特別是俄國現實主義影響最大，後來成為中國新文學主流；浪漫主義也有較大影響，但沒有的得到充分發展；而屬於現代主義範圍的各種思潮也曾吸引了許多作家，做了多種實驗。”
事實上，五四時期的西方思潮是交混的，所謂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人道主義並不真正是指當時西方文學理論概念的譯介和發展，也與當今文學理論裡的概念有一定差別。五四文人的現實主義指的是“為人生而藝術”的現實關懷。
以“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藝術”的觀點為例子，為了揭露現實的黑暗而寫作，為了改善現實生活而寫作，既要求在寫作題材和內容上有現實成分，也要求在寫作目的上有人道主義的關懷，而僅僅以寫作改造人生不免也有些浪漫幻想的成分。看似與此對立的“創造社”提出的觀點“為藝術而藝術”，提倡純文學，純藝術，極力擺脫“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使文學成為抒發情感，展露自由個性的載體。“創造社”的口號看似有一種浪漫主義的唯美傾向，但創造社主要作家作品裡的迷茫情緒也與當下的時局不無關係。這二者並非截然對立，只是在審美趣味、表現手法、價值取向方面有所差異。朱存明認為“在反封建專制，張揚科學民主精神方面兩者仍是相同的，以後他們都走向一條革命文學的道路，成為左翼作家的重要成員便是明證。”這樣說來五四文人在面對繁多的西方文化思潮時達到的一致就是反封建專制，張揚科學民主精神。
五四文人對這些西方思潮的認識、接受、消化都是建立在對現實的關懷之上，而反封建的結果，讓他們得以擺脫中國古典文化沉重的枷鎖，得以在關懷現實的重負和追求浪漫的輕盈之間尋求一種短暫的平衡。於是，西方思潮帶來的民主科學、啟蒙意識，讓五四文人翻轉了古典情感人格含蓄內斂的一面，開始提筆書寫新生的主體意識裡溢出的青春激情。情感在民國文人情書裡流動起來，可以說民國文人背離了古典審美人格里的含蓄傳統，變得活潑起來。
愛情書寫方式的新變化
愛情題材是新文學第一個十年裡的熱門題材：“以這時期創作題材而言，不管哪種流派作家，大量描寫的都是婚姻愛情與個性解放。”個性、自由、青春可以說是五四文人的三個關鍵詞，如果說這三個特點在小說、詩歌、戲劇等新文學主流文體中有所體現的話，那麼在五四文人的情書裡，個性、自由、青春得到了充分地彰顯，在這一時期文人們的情書裡，感情得到了完全地釋放。
愛情書寫直白化，情感表達由私密走向公開。愛情原本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國古典文化傳統裡，由於價值取向的嚴肅性以及莊嚴禮法的限制，對愛情的表達和抒發傾向於含蓄內斂。而民國文人在私人書信裡，卻將愛情的表達直白化，可以說打破了古典愛情抒寫裡的自說自話、暗寄相思的慣例。前文提到“男子作閨音”的傳統，在民國文人情書裡有所改善。許多傳統文學不能直接碰觸的話題在私人情書裡都得到了表達。
個人情慾的表達也在情書裡得到了展現：朱湘就多次在寫給妻子的情書裡回憶了夫妻之間的性體驗，徐志摩常常在情書中表露對於陸小曼身體的渴望，連尚未確認戀人關係的朱生豪也在情書裡索吻。當然，女性文人情書裡仍然較少表露情慾。這是民國文人對古典文學裡遮遮掩掩的情慾的一種反叛，也是對自身青春激情的正視。這種青春情感的袒露不僅顯現在私人情書裡，還體現在情書公開出版這一現象中。如果說“文學革命”之前讀者對於鴛鴦蝴蝶派小說的關注，可以解釋為閱讀市場關注愛情話題的話，那情書的公開出版，可以理解為一種對於個人生活的展露和消費。情書或者書信文體本身就暗示了一種真實性。與小說不同，青年文人公開出版情書的現象說明了一種逼近真實的個人生活被展露在公眾視野中，親密性被公開了。圖書市場上消費個人生活的這一潮流，提示了青年文人的個性化發展受到追捧。在五四文人筆下，親密性開始在公共生活的頻繁曝光中被稀釋。
追求戀愛自由、人格獨立的青年男女群體出現，情感書寫由單向思慕走向雙向交流。隨著新式教育的發展以及五四啟蒙思想的傳播，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群體中主體意識有所提高：平等、自由這些理念也波及愛情領域。民國文人在情書裡表達了想要跟戀人交流的渴望。聞一多、胡適、朱湘都提出過讓妻子擺脫家務的負累，繼續學習。
如胡適在 1911 年 4 月 22 日第一次寄給江冬秀的書信中就提到：“如來吾家時，可取聰侄所讀之書溫習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處，即令侄輩為一講解。雖不能有大益，然終勝於不讀書，坐令荒疏也。”之後的數封信中，胡適仍然勸誡未婚妻子多讀書，也鼓勵她放開小腳。即使是包辦婚姻，文人們仍然渴望在對方身上尋求一種交流的可能性。而他們將這種交流的可能性寄希望於教育。民國文人自身也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這三位文人都有出國留學的經驗，接觸了西方生活，也接受了更為新潮的思想。當他們把新思潮用於改造實際生活時，自然少不了對私人生活領域的改造。在自我意識的萌發、生長中，他們意識到女性可能並不那麼的“他者”。“也許她是男人之內的某種事物的標誌，而那是他需要壓抑、需要從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貶到他自己的明確界限以外的一個保險的異域的。或許，由於某種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內在之物，疏離之物也是切近之物。 ”男性在表達情感時也鼓勵女性釋放情感，女性被鼓勵自我表達，成為被渴望的獨立的交流對象。女子既不需要被困在閨閣之中，也不需要別人代為發言，她們自己就能夠在書信交流中發出聲音。
“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等與性別關係最為密切的個人權利問題，賦予了新女性一種特殊的時代使命，使其在新舊倫理的博弈中被推到前沿，成為與舊道德分庭抗禮的‘新’道德的體現。”在五四流行文化的薰陶下，作為戀愛主體的男人與女人們成長起來，通過現代戀愛活動，追求自我實現。而情書給戀人們提供了一個古典文學傳統所缺乏的雙向交流的機制。戀人在情書的傳遞之間對話，自由地交流思想情感，增進認識和依戀。民國文人情書裡愛情書寫的新變化的確是民國文人對古典文學傳統的反叛，但也並不是完全地反叛。文人情書裡還呈現了一種對古典文化傳統的延續。如同民國文人接受西方現實主義時將其本土化為一種對現實的關懷。這種關懷也貫穿在民國文人情書之中。對愛人的關心和呵護自不必說，朱湘和朱生豪情書裡也常常出現對於友人的關心，所有的文人情書裡都少不了對家國天下的關懷，即使是過度沉溺於愛情的廬隱也有一種對於世人不幸遭遇的惆悵。文學語言、形式以及文化思潮的革新並沒有斬斷古典文化的人文關懷傳統。
雖然五四文人並不怎麼談他們所謂的人道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聯，因為他們當時的首要任務是先從傳統的枷鎖下走出來。儒家文化裡對家國天下的擔當，道家文化裡與自然萬物的調適，佛教文化裡對芸芸眾生的慈悲，如氤氳泉水流淌在民國文人的情書裡。這種基於國弱民貧現狀的憂患意識深深植根在民國文人的思緒裡，只不過換了一層外衣。甚至民國文人所奮力追求的自我也並不完全是新文化帶入的新概念。“
儒道兩家人性論的特點是：其工夫的進路，都是由生理作用的消解，而主體始得以呈現，此即所謂‘克己’、‘無我’、‘無己’、‘喪我’。……所以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調之一，乃在中國文化根源之地，無主客對立，無個性與群性的對立。”在追求主體性的道路上，民國文人與傳統文人可謂殊途同歸，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而在方法上背離。民國文人正是通過對生理作用的肯定來反叛儒道文化，而最終目的還是要取得自我的獨立性。大革命的浪潮裹挾著民國青年們，打倒一切，劃清敵我，是革命激情的要求，而文化上的敵我似乎並沒有那麼界限清楚。民國文人在情書裡書寫摩登都市愛情的同時也有多處展現出對於自然的親近和渴望。但總體而言，這些寫情書的民國文人是青春的、活潑的，是剛剛從傳統文化的限制中解脫出來的浪漫派，還來不及理性分辨傳統文化裡的各種成分和種種西方思潮的內涵與外延。作為文人他們關注文化，作為個人，他們的激情須有一部分揮灑在個人情感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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