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經濟學和國際事務名譽教授）
很多人似乎正對資本主義失去了信心，隨之失去的還有他們對經濟學家的信心，畢竟在他們看來，經濟學家就是資本主義的辯護者。
《紐約時報》記者本雅明·阿佩爾鮑姆的新書《經濟學家的重要時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問題：經濟學是不是走錯了方向？我們中那些不贊同芝加哥學派新古典主義（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還是受到了這個學派過多的影響？如果劍橋學派經濟學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響力更大，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更小，世界會變得更好嗎？這裡的劍橋，我指的當然是英國的劍橋。
50年前，當我在劍橋大學學經濟時，經濟學家會和哲學家交談，教授並認真對待福利經濟學。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廣泛討論。當時還在劍橋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義以及它與收入不平等的關係。
在加爾各答大學本科時期，阿馬蒂亞•森讀到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並受此啟發，寫作了關於社會選擇理論、相對和絕對貧困以及功利主義等其他理論的文章。莫里斯解答瞭如何兼顧對平等的追求與尊重市場激勵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則展現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論如何與測量方法結合起來。
與此同時，在美國，芝加哥學派走的是一條不同的道路。誰都不會質疑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對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貢獻，以及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對法律和經濟學的貢獻。
然而，這些作品與劍橋學派對不平等和正義的廣泛思考完全背道而馳。事實上，在最極端的觀點中，金錢成了衡量幸福的標準，而正義只不過是效率。1983年，我來到美國，因為對不平等的思考而被指責為“不專業”。這讓我想起了多年前讀到的斯蒂格勒1959年的觀點：“經濟學的專業研究使人在政治上變得保守”。那時我還以為是他打錯了；那之前我從未見過保守的經濟學家。
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弗裡德曼的觀點仍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弗裡德曼認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產生的，會反映出品味各異的人們的選擇。他相信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但強烈反對遺產稅，並認為遺產稅是“一種不好的稅”，是“對美德徵稅”，“鼓勵了浪費性支出”。700多名經濟學家最近對這些說法表示了支持，如今我們還在用同樣的理由反對徵收財富稅。弗裡德曼也支持國家之間的稅收競爭。他認為，限制結果不平等不僅會扼殺自由，還會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而自由市場將產生自由和平等。
可是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相反，在我們所處的世界裡，薩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用了超過120億美元，惡化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而這已經導致數十萬美國人死亡。創可貼和嬰兒奶粉的製造商強生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在塔斯馬尼亞種植罌粟，加劇了這一問題。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美軍正在打擊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塔利班（Taliban）的鴉片供應。1839年，英國派遣炮艦前往中國，為英國（和印度）的鴉片走私者提供安全保障。私人股本公司收購救護車服務，並在醫院急診室配備自己的醫生，這樣他們就可以向病人收取“意外”費用，即使那家醫院在那些病人的保險範圍內。
這才是我們期望不受監管的市場真正的運作方式：建立本地壟斷，並在消費者沒有意識到（有時是字面意思上的沒有意識）、無彈性需求的情況下，收取高昂的價格。至少回顧過去，自由市場，或者至少是政府允許富人尋租的自由市場，產生的不是平等，而是四處劫掠的精英。這並不令人奇怪。畢竟，這並不是高唱自由的烏托邦式花言巧語第一次造成這樣不公正的反烏托邦社會。
阿佩爾鮑姆最好的例子是弗裡德曼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引入了完全志願者軍隊（all-volunteer military）的理念。我懷疑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仍支持這一做法。但是，從受教育少、機會少的人中招募軍隊真的是個好主意嗎？2014年，只有7%的應徵士兵擁有學士學位，相比之下，84%的軍官擁有學士學位。
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凱斯（Anne Case）和我一直在研究美國教育程度較低和較高的人之間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我們發現，在工資、勞動力參與水平、婚姻、社交孤立、痛苦、酗酒、吸毒死亡和自殺方面的情況，兩者有著越來越大的差距。現在，我們還要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冒著生命危險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服務，而這些精英們決定了他們在何處、何時以及與誰戰鬥。
我們已經失去了人們在一起服役的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聯繫。比如，聽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描述，他將自己在軍隊中的經歷看作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時期之一。如果特朗普拒絕接受2020年的選舉結果，或者在被彈劾和定罪後拒絕離開白宮，那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會對這樣的社會分裂感到遺憾，正是這種分裂讓我們招募的軍隊成了特朗普最熱誠的支持者。
芝加哥經濟學派讓我們所有人得以充分尊重自由市場，但也讓我們幾乎不怎麼關心什麼是市場做不到的、做得不好的，或者什麼是我們根本不應該要求市場去做的。哲學家們從來不認為金錢是衡量好處的唯一標準，而經濟學家們很少認真地去讀他們的作品、聽他們的觀點。
但變化可能就在眼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莫里斯的長期合作者，並且他與伊曼紐爾·塞茲（Emmanuel Saez）的研究正幫助沃倫制定計劃，以重新對富人徵收高邊際稅率。沃倫是2020年挑戰特朗普的主要候選人之一。無論2020年大選的結果如何，更多地關注劍橋經濟學派可能有助於重建信心，不僅是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還有對經濟學本身的信心。
(本文來源：新浪財經，作者介紹：Angus Deaton，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學及國際事務名譽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財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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