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來自於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2019年10月，作者為：Lee G. Branstetter、 Britta Glennon與 J. Bradford Jensen。【本人翻譯，略有刪減】
原文如下：
美國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999年的2.5%小幅升至2016年的2.7%。跨國公司是美國研發總支出的重要推動力。2015年，跨國公司在美國研發支出總額中所佔的份額為57%。
與此同時，美國跨國公司大幅增加了海外研發支出。圖一顯示，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研發支出從1997年的近150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50億美元。在一些行業中，海外研發的增長尤其引人注目。在1999年至2014年之間，海外分支機構在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方面的R＆D支出增長了18倍以上，跨國公司在該行業中的海外R＆D與國內R＆D的比例從1999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15年為40％。儘管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研發支出大幅增加，但2015年它們在美國的研發支出仍佔83%(低於1989年的92%)。
圖一
圖二a顯示了赫芬達爾HHI指數，顯示了按地區分配的研發支出。(HHI指數為1表示所有研發工作都在一個地方進行，這裡指在美國。)
圖二a
1989年，美國跨國公司僅在英國、德國、日本、法國和加拿大這五個國家進行了74%的國外研發。由於它們作為全球科研中心的歷史重要性(以及作為美國跨國公司產品利潤豐厚的消費市場)，它們是重要的研發地點。然而，到2014年，只有43%的外國研發是在這五個國家進行的。圖二b顯示了新地點重要性的增長和傳統研發中心相對重要性的相應下降。
圖二b
這些新中心中的許多都是最近才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中脫穎而出的，而美國跨國公司研發最重要的兩個新目的地——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收入仍相對較低。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只有最先進的工業國家才在創新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研發投資從傳統的中心轉移，似乎對傳統的比較優勢和經濟發展的觀點構成了挑戰。然而，當我們審視全球研發體系的內部運作時，這種明顯的悖論逐漸消失了。跨國公司建立了全球價值鏈，向低薪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製造和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所需的複雜投入，就像美國跨國公司創建了一種將原始工程結合起來的知識價值鏈在發展中國家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的人才可以為全球市場提供前沿的創新。為了看到這條知識價值鏈的運作，我們轉向美國跨國公司全球創新系統的第二個主要數據來源——專利——並利用它們來分析美國專利和商標局(USPTO)的專利文件所證明的跨境研究合作的顯著增長。
美國專利法要求申請人提供發明人名單及其地址。這一要求意味著由美國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僱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的實質性投入所產生的專利將列出這些研發人員的外國地址。由於我們瞭解全球各地從事研發的子公司的所在地，我們可以將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研發投資與這些投資產生的專利進行匹配。然而，這種匹配顯示該專利是跨國合作團隊的工作成果。Branstetter, Li和Veloso(2015)將這種現象稱為“國際合作發明”（international coinvention）。
圖三顯示，美國所有跨國公司專利(包括授予外國發明家的專利)中，來自多個國家的發明家所佔的份額從1980年的不到2%上升到2014年的10%以上。對於領先的跨國公司而言，這一比例要高得多。居住在美國以外的IBM發明家貢獻了該公司2015年36%以上的專利。
圖三
進一步考察發現，國際合作發明在印度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專利的激增中尤為突出。圖四顯示了美國專利商標局授予至少有一名成員居住在中國的發明人團隊的專利數量的快速增長。利用專利文件中的信息，該圖標識了所有發明人都有中文地址的跨國公司擁有的專利(橙色表示)，以及發明人團隊既有中文地址又有非中文地址的專利(紅色表示)。很明顯，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對中國發明者的專利授權大幅增加是由跨國公司不成比例地推動的，跨國公司在通過國際合作發明創造的專利中扮演了明顯重要的角色。Branstetter, Li，和Veloso(2015)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擁有的專利比中國本土企業擁有的專利質量更高。這些作者介紹了以下觀點:跨國公司全球研發體系的其他部分提供的知識投入，有助於彌補發展中國家缺乏足夠發達的本土知識基礎。我們相信，這些努力使我們跨國公司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新興市場的原始人才，這是瞭解自全球互聯網興起以來研發活動地理轉移的一個關鍵因素。
圖四
有趣的是，國際合作不僅彌補了新興市場研發中心最初缺乏前沿創新能力的不足，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幫助建立這些能力。Branstetter、 Li和Veloso(2016)跟蹤了在特定技術領域中在中國運營的外國跨國公司產生的專利集群，結果表明這些公司很可能嚴重依賴外國的發明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專利更可能由本土團隊自主研究發明。
20世紀90年代，隨著對IT和軟件工程師需求的擴大，美國開始大規模引進外國工程師。Bound et al (2015)記錄了在美國IT重要性上升的同時，國外出生的高技能IT工人的增加。根據全國大學畢業生調查，由程序員、計算機科學家和電氣工程師組成的美國IT勞動力在1993年至2010年間增長了112%，而美國的整體勞動力只增長了70%。外國IT工人佔美國IT工人總數的比例從1993年的16%增長到2010年的32%。針對技術工人的H-1B簽證計劃是外國工程師進入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機制之一。圖五顯示了整個簽證計劃被“計算機相關”職業的工人所控制的程度。Arora、Branstetter和Drev(2013)認為，美國公司能夠接觸到外國出生的軟件工程師，這使得他們能夠比日本的競爭對手更有效地應對技術機遇，從而加強了美國IT革命的速度和範圍。
圖五
對提供這種人才的國家進行更仔細的考察後發現，技術熟練工人的供應在許多國家都很充足——尤其是印度和中國——我們在這兩個國家看到了美國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活動的平行增長。2016年，新申請的H-1B簽證中有62%是印度人申請的。2016年，印度和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獲得了18%的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在一些關鍵學科這一比例甚至更高。
特別是在21世紀頭十年H-1B簽證配額收緊的情況下，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在新興市場的活動是合理的，因為在這些市場所需的人力資源相對充裕而且成本較低。在Branstetter、Glennon和Jensen(2019)研究中，我們更深入地探討了IT和研發全球化之間的聯繫。
圖7a顯示了美國公司的IT和軟件強度與它們在新興市場的創新活動之間的強正相關關係。圖7b顯示了從經濟分析局(BEA)彙總數據得出的美國跨國公司在一個國家的總體研發活動與一個國家的軟件和IT硬件強度之間的正相關關係。這兩個圖表一起表明，外國研發在IT/軟件密集型國家最為顯著，而IT/軟件密集型公司的研發最為集中。
圖7a
圖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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