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作為中國著名的第五代導演，在他的電影作品中，從不同層面：人物、題材、畫面、色彩、場景等角度將電影藝術渲染出一種特有的藝術韻味，從而將中國電影推向了世界影壇，在電影中，張藝謀將符號意義與電影藝術結合得最完美，從題材、人物、畫面、場景、色彩、造型、道具、音樂等各方面給予充分展現，而正是這些符號因素的存在，造就了張藝謀影片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色彩符號化
在張藝謀導演的作品中，最為突出的一大特點為：藉助畫面絢爛的色彩來彰顯影片的內涵與張力。在後影像時代下，由於人們對於影像視覺化的追求愈來愈高，因此，滿足大眾的視覺審美需求成為第五代導演在創作影片時所必需。譬如在色調方面，張藝謀最突出的是採用紅色來表達影片的風格從而突出影片的主題。從《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滿城盡帶黃金甲》再到 2010 年上映的《山楂樹之戀》，在這些影片中，所出現的燈籠、八仙轎、蓋頭、臉盆、酒、高粱等諸多影像元素，在紅色符號的渲染下，一方面渲染出人物的個性，另一方面也滲透出導演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情結和時代情操。在紅色符號的映襯下，它以一種藝術的色彩姿態傳達出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和特定年代下人物的精神狀態。譬如《紅高粱》中，從紅褲、紅鞋、紅蓋頭到影片結尾時畫面中所渲染出的“血紅的高粱、天空和太陽”，唯美的紅色世界中盡灑出一種強烈而奔放的生命意志，《菊豆》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從紅染池、紅染坊、到紅燈籠，這裡的紅色隱喻著舊社會對人的摧殘與吞噬。在壓抑的人性下，導演運用紅燈籠來傳達出希望與抗爭的力量。而在《山楂樹之戀》中，紅色圖案的山楂樹臉盆作為特殊環境中愛情的寄託，隱含著文化大革命年代下人物之間完美而又真摯的情感，也是對當時文化的一種隱喻。
（二）道具符號化
張藝謀導演的作品中的很多道具被賦予出一種特殊的意蘊：從《紅高粱》中顛轎場面上的八仙轎、紅蓋頭；《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陰森灰暗四合院內懸掛的燈籠，《十面埋伏》中鬱蔥蒼翠的竹林、連綿不絕的花海；《英雄》中渺茫無煙的沙漠、滿天飛舞的黃葉到《山楂樹之戀》中那顆堅忍不屈的山楂樹等等，導演將每樣事物賦予與眾不同的涵韻：有民俗象徵、歷史再現；也有浪漫唯美與殘陽似血，不同風格的影片渲染出異樣的情調與文化。譬如在影片《山楂樹之戀》中，這棵特殊年代下的山楂樹在影片中具有雙重象徵涵義：一方面在影片中被老師所解讀，是革命烈士為祖國為人民英勇獻身，用鮮血所澆灌出的紅色花朵，另一方面，它也是靜秋與老三愛情矢志不渝的象徵，更是特殊年代下特殊環境中所具有的一種不可磨滅的力量。總而言之，在這些符號化的事物中，滲透的不僅僅是事物本身所代表的涵義，最為重要的是，它寄予了創作者本身的理想與情感，當這種情感昇華為一種民族大義時，便開始進行尋根，即尋求民族文化與民族文明創新與前進的力量。
（三）人物形象理念化
張藝謀所拍攝的影片有一個很大的特徵：影片中的人物塑造性愈來愈理念化。所謂的理念化，是指導演在通過鏡頭表現這個人物時，不僅表現出人物本身在劇情推動下的行為特徵，而是要通過這些人物的行為特徵：身體的或心理的一種內在的反應，來表達出某種文本之外的一種情緒或思想。譬如，《紅高粱》中的“我爺爺”餘佔鰲是一個具有匪氣與英雄氣的雙重角色，在他的身上不僅體現出土匪的無賴、粗野、強悍；同時也盡顯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正義感與愛國主義精神。因此，作為一個雙重含義的角色，導演在塑造“我爺爺”這個人物時，不僅將他本身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更為有意義的是：在他的身上集聚著民族文化情感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與道德傳統。有原始的一面：殺人搶親，與“我奶奶” 暢快的野合；也有徹底的一面：不畏生死，與日本人抗爭。在原始與徹底之間，將“我爺爺”與“我奶奶” 之間的故事體現得頗為豐富，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身上那種執著堅固與樸實無畏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突破了封建道德的禁忌，也展現出人性最為原生態的自由，較深層次的展現出中華子孫身上特有的民族道德、民族情感、民族大義與民族剛健之魂。
綜合而言，在當下影視界，對影像的符號意義研究頗多，張藝謀作為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在他的電影作品中，符號性意義闡釋已經跨越了人物形象、道具、色彩等多種影像元素，把人們帶入了一個新的審美領域，它“不是活生生的事物的領域”，藉助鮮明的人物個性、獨特的道具、強烈的色彩來引導人們進入文化精神的媒介圈，在這個圈子內，大眾通過對影片的欣賞與解讀，在感官娛樂的同時，接受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符號的象徵性 : 領悟出不同時代、不同階段、不同階層下社會、民族、文化三者之間連續性的關係與內涵，在這個過程中，更多的是一種對民族文化和民族文明特有的反思，從而給力於當下時代所缺乏的精神與動力，這也是張藝謀電影的符號化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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