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末寅初》原是大鼓書《南陽關》的“書帽兒” ，類似於評書“定場詩”的作用。
而由於《醜末寅初》不僅唱詞如詩詞一般優美，其唱腔中的音律與聲韻也形成完美配搭，再加上劉派和駱派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的完美演繹，使其成為最經典的唱段之一。
可以說，如果沒有聽過《醜末寅初》，那麼一定不會明白京韻大鼓的“子醜寅卯”。
《醜末寅初》也叫《三春景》，這兩個名字很有意思，前者是交代了景象所處的時間，後者是說明了場景發生的季節，而這個唱段主要描繪的是：凌晨三四點鐘在鄉村生活的人們逐漸起床的生活景象。所以，用具體時間來命名的《醜末寅初》更加貼切。
京韻大鼓一般都是以敘事的唱段為主，但是這個唱段沒有任何故事情節，僅憑藉生動詳細的意象描述，便可以令唯美而祥和的鄉間晨景躍然眼前。
《醜末寅初》像是用樸素筆法勾勒出的一幅意境深遠的中國水墨畫，又像是用唇齒喉舌展現出的抒情蒙太奇，令聽者不由得沉浸其中。
我們不妨跟著錯落有致而韻味十足的曲調，一起觀看古人在春末夏初的醜末寅初時段，到底在做些什麼？古人對時間又有怎樣的理解呢？
《醜末寅初》那麼著名，到底唱了什麼？
《醜末寅初》的場景選在了春夏之交的清晨，這個季節的鄉間氣候無疑是最舒適的。
隨著唱腔的娓娓道來，你彷彿可以聞到露水混合著青草的獨特芬芳，而清爽的空氣，清雅的色調，又與晨間萌動的活力與希望搭配，令整體氣氛恬靜而愉悅。
駱玉笙先生
首句“醜末寅初，日轉扶桑”，唱出時間之後，從“我猛抬頭”開始描述天空中的景象。
它巧妙的利用“頂真”的修辭手法，見到的是“天上星，星共鬥、鬥和辰”，再加上曲調的藝術處理，在聽覺上自然的給人繁星滿天“密密匝匝”之感，而後面輕聲緩唱而出的“渺渺茫茫、恍恍忽忽、密密匝匝，直衝霄漢減去了輝煌”，彷彿令聽者親眼得見，漫天繁星漸漸藏去了光芒，悵然中又浮現隱隱的希望。
第二句由“一輪明月朝西墜”引出星月與太陽的交替間，黎明之前最黑暗與靜謐的景象：
“我聽也聽不見，在那花鼓譙樓上，梆兒聽不見敲，鍾兒聽不見撞，鑼兒聽不見篩呀這個鈴兒聽不見晃，那些值更的人兒他沉睡如雷，夢入了黃粱。”
此時，丑時已過，寅時已來，五更天后，值更人也已經下了夜班開始睡覺，灰濛濛的晨曦中，萬物等待著被喚醒。
由第三句“架上的金雞不住地連聲唱”整個鄉村開始醒來：
“千門開、萬戶放，這才驚動了行路之人，急急忙忙、打點著行囊，出離了店房，遘奔了前邊那一座村莊。”
在行路人開始匆匆趕路之後，漁樵耕讀，山僧牧童，繡房佳人也都已經起床，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漁翁駕起了小航，是“飄飄搖搖晃裡晃當”，還驚得鸕鷀和鴛鴦“撲撲楞楞”飛過揚子江。
打柴的樵夫上了山，瞧見了“雲淡淡、霧茫茫”，山上是雲罩著松，松藏著寺，寺隱著僧，僧人的“木魚兒敲得響乒乓”。
農夫已經早下了地，拉牛套犁，耕作忙；學生穿戴整齊“一步三搖，腳步兒倉皇”走進了書房；佳人在繡房俏梳妝；牧牛童兒唱著歌，吹著短笛去放牛，“歌兒是野調無腔”但是“吹的是自在逍遙”。
唱詞生動細膩的描繪了每個人物的動態特徵，雖然用口唱出來的曲子，明明連個畫面都沒有，但是所有的場景和人物卻都一躍而出，在眼前活靈活現地動了起來。
看到這個場景，很多朋友在欣賞恬靜的田園氛圍的同時，會不由得感嘆古代普通百姓的辛勞，因為醜末寅初，也就是凌晨三、四點左右，這幾乎是很多當代人剛剛入睡的時間。
不過，古人歷來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農耕時代的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一直都沿襲著這個習慣。
《詩經·齊風·雞鳴》中就有這樣的詩句：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這是一位賢惠的妻子，在醜末寅初的時段叫自己賴床的丈夫起床的有趣互動。
古代不僅僅是普通人家需要很勤勞的早起，皇室貴族和“大戶人家”其實更注重良好的作息習慣和勤勉的生活態度。
古代普通百姓起那麼早，皇室貴族幾點起床？
《朱子家訓》的第一句就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曾國藩也認為“治家以不晏起為本。”
可見，“早起床”是先賢們都很重視的最基礎的優秀品質之一，喜歡“賴床”的朋友們是不是開始瑟瑟發抖了？
曾國藩
曾國藩在家書中曾多次提到“早起床”是必須傳承的家風，比如：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
可見，曾國藩家做到在春末寅時起床是肯定沒問題的，因為即便是冬天，天色亮的晚，他們也可以保持早起的習慣。
而從楊聯陞先生的《中華帝國的作息時間表》中，我們可以知道，清代的朝會開始的時間是早晨的五六點鐘，而皇子們也被要求寅時起床，卯時就要到達書房開始誦讀。
古代的衣著繁瑣，交通也不便利，路遠的官員必須得半夜就出發才能按時到達。
《宰相劉羅鍋》
其實，對於這一點，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就還原的不錯，和珅與劉墉在上朝的路上各自乘轎子鬥嘴或者搶路的搞笑場面，非常出彩，而這場戲的背景是夜晚。
《紅樓夢》中也隱藏著不少關於古代起居的時間線索，比如最明顯的一處就是王熙鳳去寧國府幫忙處理秦可卿後事的時候，她要求大家“卯正二刻來點卯”，也就是六點半左右，所有寧國府的工作人員都要集結完畢，並且彙報前一日的工作狀況，再領取當日的工作任務。
這就需要“下人們”至少在五點左右就起床梳洗，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好，再總結一下前一日的工作情況，默想一會兒見到鳳姐怎麼回話。
清朝的女子髮飾還是比較複雜的，晨起梳妝所用的時間一定不少，為了準時開展工作，我們可以推論，《紅樓夢》中各家的工作人員基本也要寅時就起床了，而既然“下人們”都起床開始了“乒乒乓乓”的工作，“主子們”如果起晚了未免落下“懶散”的汙名，平白惹得別人嚼舌，所以肯定不會起床很晚。
王熙鳳作為整個家族的“實權領導”就更需要以身作則，畢竟在需要立威的時候，如果自己先遲到了，實在是難以收場，且賈家事務極其繁瑣，起晚了也實在是忙不過來。
王熙鳳
王熙鳳在寧國府說過這樣的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錶，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鍾。”
可見在《紅樓夢》的時代，鐘錶在“大戶人家”已經不是稀罕的物品了，人們已經有了守時的概念。家裡“有皇位可以繼承”的皇子，和“金玉滿堂”的《紅樓夢》四大家族都那麼早起床，作為“平平無奇”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自己的作息時間了？
古人起那麼早，工作效率怎麼樣？
在清朝中期以前，時鐘並沒有那麼普及，大家雖然是一直在“醜末寅初”之時起床，但是由於缺乏精準的時間概念和計時工具，對時間掌握的機動性很強。
比如，朝會這件事，第一個到的官員往往要等待很久，只有等到同僚們都湊齊了才能開始早朝，畢竟大家都沒有精確的計時器，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心裡幾乎沒有對所謂“準時”的期待，在一定時間範圍內能完成，就算是準時的。
那麼，讓皇帝也早早起來一起等著隨時上朝，顯然是非常不體面的。皇家當然要早起，但是如果早起是為了等大臣，則是有損皇家尊嚴的。
於是明朝為了避免這種麻煩，想了一個好方法：
據《大明會典》記載，大臣們需要在丑時到達午門，而宮門寅時才會打開，那麼丑時到寅時之間的兩個小時，足夠官員們集結完畢。
而朝會嘛，最重要的就是一朝人整整齊齊。
利用這等待的兩個小時，官員們還能交流一下工作心得，溝通一下同事情感，一舉多得，不過就是辛苦了一些。
如果再遇上颳風下雨，官員們在沒有路燈的漆黑夜晚“通勤”之路就更加難捱，你以為只有你才會默默吐槽不願意上班嗎？
且看來自一千年前白居易的職場吐槽：
《晚歸早出》 唐朝 白居易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
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閒人。
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
這就比如是說，白居易在北京的市中心上班，卻租不起北京三環內的房子，只能每天往返於五環和二環之間，為此甚至也萌生過辭職的念頭。
當然，白居易的故事發生在唐朝的長安，好在他晚年的時候也置辦了房產。
這麼一想是不是很平衡？我們的日子好像過得也和大詩人差不多嘛。
不過，古人辛苦是真辛苦，但是時間被繁瑣的禮儀，不便的交通基礎設施等，大量的消磨掉，其實工作效率並不高。
火鬧鐘
而且，古人並沒有精確的計時工具，通常使用的漏壺、日晷、刻漏，圭表，沙漏，還有《長安十二時辰》中出現的著名的“火鬧鐘”等等，雖然都可以計時，但是干擾因素比較多，很難做到及時準確。
所以古人其實對時間的理解比較粗獷，對於約定時間這件事，也比較佛系。
比如“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各種約會都只能說個大概的時間，而人們也早已經適應等待，並沒有覺得不妥，古人如果來到今天可能個個都是當代人眼中的“鴿王”。
雖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起的蟲兒被鳥吃。”，但是，如果我們真是一隻蟲，其實不需要跑贏鳥，只要跑贏其他的蟲就可以啦。
大家一定都還記得，神一樣的科比曾經說的那句：“你見過凌晨四點洛杉磯的太陽嗎？”，優秀的人們尚且那麼努力，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懈怠？
當你覺得焦躁或者疲憊，不妨聽一聽駱玉笙先生的《醜末寅初》，充滿生命活力的清晨，會帶給你恬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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