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17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表示，新冠疫情凸顯全球面臨共同治理問題，要戰勝病毒的擴散，需國家間通力合作。文章摘編如下：
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中國上上下下把病毒視為“敵人”，進行了一場“舉國體制式”的抗疫運動，隔離、封路、網格狀管理，在短短數天之內建立了兩山醫院，舉措前所未有。
現在，中國“舉國體制式”的抗疫終於見到了階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中國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各級政府在繼續關切病毒擴散的同時，把恢復經濟活動提到了最高的議程。
現在輪到那些受疫情影響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和社會疲於應付。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凡是被疫情威脅到的社會，民眾不無抱怨政府，甚至產生相當規模的社會恐懼。
全球面臨共同治理問題
在全球範圍內，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哪些？
是否存在著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在危急時刻，社會的信心變得極其重要。就這次新冠病毒來說，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導致的社會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給社會秩序造成的壓力更大。社會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都出現了搶購潮，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領導層的存在，對減少甚至遏制社會恐慌至關重要，這不僅關乎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也關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動員資源來有效抗疫。
無論是日本、意大利，還是美國，社會最擔心的也是這一點。很多年來，二戰以來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受到質疑和挑戰，民粹主義崛起，內部政治紛爭不斷，已經大大弱化政府的有效性。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來應付疫情，是各國精英和民眾最為擔心的。
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制度矛盾如何解決。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佈封鎖部分地區，後又宣佈全國封鎖，但地方並沒有準備好，顯得手腳忙亂，不知道如何執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賦予首相頒佈國家緊急狀態的權力，一旦首相具有這種權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首相擴權的舉動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會的質疑。所有這一切使得所有這些國家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出現了亂象。
專業人員應受尊重信任
專業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權威和權力？在疫情方面，這裡的專業機構主要指疫控專家和醫生等。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知識的權力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對病毒本身和傳染性的判斷，還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幾乎所有環節都涉及非常專門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其他群體（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備的。正因如此，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擁有很高的社會信任度，社會對他們的信任要遠遠高於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疫情發生和傳播以來，這個群體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然而，專業人員和政治人物之間對事物的考量往往不相同。
當英國當局宣佈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數據，而是一週更新一次的時候，社會就譁然了。儘管專業機構和政治機構都可以找到有利於自己的理由，但這無疑損害了專業機構和人員的權威和權力。
全社會抗“疫”方能成功
社會力量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疫情的擴散使得病毒獲得了“全社會性”，全政府的抗疫已經遠遠不夠，只有全社會的抗疫才會取得成功。
一個社會所持有的價值觀，影響社會是否配合。在亞洲，社會成員往往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間作一選擇，即選擇安全而非自由。對他們來說，道理很簡單，沒有安全，哪來的自由？但在西方民主國家，要人們在自由和安全之間作出選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人們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現實情況是，這兩者並不總是可以同時獲得的。
一些社會文化因素也妨礙一些國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對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亞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對人家的尊敬，讓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視為病人，所以經常受到人們歧視。
社會積極的參與方面在中國已經表達出來。而西方到現在為止，還沒看到社會如何組織起來對抗疫情。這或許和西方人把疾病視為私人事務有關。在很多國家，人們所看到的大多是社會的恐慌狀態。
冠病疫情已經迅速擴散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儘管各國都面臨所有這些問題，但因為各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們並沒有一個統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參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網絡用語來說，就是人家的作業自己沒辦法抄。因此，儘管中國的方法在中國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國的模式，照抄照搬新加坡的模式。最終，各國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社會的有效模式。
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疫情是人類全球化的一部分。這也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可以獨善其身；要戰勝病毒的擴散，就需要國家間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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