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秦孝公的风云际会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都面临严峻的竞争状态和强大的外部压力，压力面前各国努力寻求富国强兵的变法之道，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的各个方面，希望通过变法，发展和壮大本国实力，为国家在竞争特别是兼并战争中争取生存优势创造条件。

此时的秦国，因僻处中原文化区之外的西部，其经济和文化落后于其他东方各国，在和诸侯的争斗中处于劣势。所以，如何实现富国强兵成为秦孝公日思夜想的问题。

商鞅

商鞅出身于卫国，从小就有志于刑名之学，经过苦心钻研，研究出了一套系统的变法理论，然后到各国兜售贩卖他的变法理论。在这过程中，因不受魏王重用，他来到秦国，经过秦国宠臣景监的引荐，以自己的“强国之术”赢得秦孝公的“芳心”，使其“语数日不厌，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之后，经过与旧贵族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的辩论，更是在秦国营造了变法的理论氛围。得力于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开始了他为之生为之死的变法事业。

商鞅变法论战

强势推出变法措施

​大权在握的商鞅在秦国“徙木赏金”，着手一系列变法。根据《史记》的记载,商君废井田、开阡陌，重军功,奖耕织,打击贵族,立信于民。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变法细节，来看变法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1、建立完善的军功爵制，引导和鼓励士兵奋勇作战。

进入战国之后，不少国家先后都实行了军功爵制，但都不如秦制那样健全和完善。商鞅变法废除了贵族制，取而代之的的军功爵制。商鞅将军功爵分为二十级，斩获敌人甲士之首者赏爵一级，杀敌越多，爵位越高。这样秦军士兵连身上的重甲都不穿了，腰里挂着斩获的敌人的首级，一路鲜血淋漓，赤膊在前线奋勇杀敌。

这条变革法令打通了社会底层的下级士兵向上层社会发展的通道，培养了一大批坚定地支持新法、支持秦政权的新兴阶级，但昔日那些不劳而食、无功受禄的旧贵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和富足。

秦朝军队剧照

2、严明法治,轻罪重罚，推行什伍连坐制。

商鞅在秦国将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二为一，战时每家出一人当兵打仗，即为军队之什伍；他们平时维护地方治安，以及相互监督、纠察之责。如果发现有藏匿奸人、知情不报者，要被处以腰斩极刑；一家藏匿奸人，如被政府发现则什伍各家都要同罪连坐。这条法令将百姓牢牢控制住，驯服于严峻的政府之下。

秦孝公剧照

变法之后的秦国，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军事力量得到显著增强，“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应该说，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变法图强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只要变法，就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失去利益或者利益受损的集团和个人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向商鞅发难。

商鞅与各方的冲突

商鞅与秦人的矛盾。商鞅的法令刚颁布不久，秦地就因争夺水源发生了几起私斗，涉及到数百人。怎么办？如果不惩罚他们，因立木求信而收获的贫民对官府的信任就会付之东流，这种情况下，商鞅毅然选择了执行法令：一次性处决了几百个私斗的老秦人，老秦人因之对商鞅愤恨难平。

秦朝兵马俑

商鞅与旧贵族的冲突。这还只是对普通老百姓施行法令惩罚，算容易的了。商鞅变法中规定，取消世袭制，施行军功爵制。在这样的变法背景下，原来引以为傲的国君宗亲，现在没有任何傲娇的资本了。因为如果不建立军功，不能享受任何贵族的特权；即使是资财雄厚的富有人家，也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不能乘坐华美的车子。这条法令几乎得罪了所有的老贵族，老贵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

商鞅与太子的冲突。太子年十四岁时，因为自己封地的子民缴纳贡赋的问题，杀了封地的几十个百姓。于是，封地百姓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决定“罢工”，如果官府不能给个说法，他们将离秦而去，几万人离秦，将震惊天下，而且会寒了老秦人的心。

商鞅杀伐果断，因太子未及成年，便对太子做了“罚奉”的惩罚，而太子杀人，明显是太子太傅教导无方，所以商鞅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割了太子傅的鼻子。选择这样的方式平息民怨，但商鞅与太子的“梗”也由此结下。

秦惠王剧照

商鞅与六国的矛盾。商鞅变法之后短短十几年，秦国就强大到一战而全歼魏国几万人，这种战力在当时是少有的，如果再让商鞅继续推行变法，山东六国恐怕就岌岌可危了。另一个原因，是商鞅的法度与山东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商鞅废除了封建制，这对山东六国的贵族们无疑是震天惊雷，这种制度绝对不允许传播到东方六国。而能阻止变法传播到六国的方法，

商鞅的悲情谢幕

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变法推进了生产的发展,秦国的人民衣食富足,犯罪减少，其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六国。但其推行的严刑峻法也给社会和自己埋下了隐患。当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之后，其政治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各方反对商鞅的势力聚拢在新君周围，唯有除去商鞅，才能一雪隐忍多年的心头之恨。

只要新君默许，理由是不难找的。很快商鞅就被以谋反之罪通缉，惶惶的商鞅与卫武从咸阳仓皇出逃，本想在旅店借住一宿，却被掌柜用他制定的法律将其拒之门外。

此时的商鞅真是百感交集，仰天长叹：“嗟乎,为法之蔽，至此哉!”此后,商鞅想要到魏国被拒，走投无路之下又潜回他的封地商。既然难免一死，何不放手一搏，商鞅以鸡蛋碰石头的悲壮，组织家兵反抗抓捕,结果失败被俘,还祸及全家,商鞅更是被判以车裂的酷刑。向来以“严刑峻法”治民的“商君之法”制定者，最后却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真是应了那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古训，

结语：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变法强秦，但我们放到历史的视野中，来看商鞅的变法是否起到了“开明理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商鞅的变法实现了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富足强悍的表面下，百姓们却生活在巨大恐惧中。

其一，商鞅以精英心态治国，漠视百姓的生死与利益。改革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商鞅以一种精英的姿态，所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鼓动秦孝公不必理会众人的反对意见。于是，支持改革的秦孝公一旦驾鹤西去，因为没有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他和他的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商鞅变法过程中闭目塞听，四处树敌。但凡变法，一定有拥护者，有反对者。作为主导改革人操盘者，应该尽可能的将反对者逐渐转化为拥护者。否则，汹涌的逆流一定会将自己淹没，但商鞅显然轻视了反对者的力量，其处理方式也武断失当。面对反对者，商鞅不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而是对于“异议”者，将他们“尽迁之于边”。商鞅用这种方式堵塞言路，最后也堵死了自己的退路。

其三，商鞅以“法治”之名，行强权之实。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名曰“法治”，但是它真正暴露出商君所谓“以法治国”乃是彻底的强权和独裁。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动辄得咎”,以“小过"而被“重罪”，其实质是十足的极权主义。

经商鞅之手,秦国的确走上了“强大”之路,但这样的“强大”是暂时的虚妄，众多的百姓穷蔽不堪。这也是为何秦朝如此强大，却又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就是对商君式统治的最好注脚。所以，当各方反对势力都将矛头对准了商鞅，失去了靠山的商鞅只能以这样悲壮的形式谢幕，也完成了一个变法者曾经辉煌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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