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與一位美國教授談話時，對國民黨權力結構歸納道：“國民黨的最後決定權是操在蔣介石的手中，但蔣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團影響的。每一個集團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權力。這權力是分割的，如黨務操在CC系的手中，財務操在宋、孔的手中，軍事操在黃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則政學系的勢力較大。這樣各集團都是隻有一部分權力，而在他們的全體之上則是蔣，造成蔣的政權。同時每一個集團都對蔣有影響。”①
周恩來對蔣政權的分析，不僅代表中共的認識，也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在蔣介石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黃埔繫有著明確的組織形態；孔祥熙、宋子文與蔣是牢不可破的姻親關係；而政學系究竟由哪些成員組成，始終眾說紛紜。儘管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稱為政學系，但除所謂的政學系成員之外，其他各派勢力都一口認定有一個政學系，甚至連美國國務院1949年公佈的《白皮書》中也持這樣的觀點。②因此，長期以來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個若明若暗的謎團。本文主要利用民國時期與政學系相關的人物日記、年譜及回憶錄等文獻，試圖梳理政學系源流和主要人物譜系，同時探討它在蔣介石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CC系、黃埔系之間的矛盾關係等。③
為什麼叫政學系？
“政學系”這一名稱，完全是因楊永泰(暢卿)個人經歷而得名。
民國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創辦了一個政治團體，稱之為“政學會”。其成員大多是國會議員，楊永泰也是其中一員。1918年廣東軍政府時期，李、楊等政學會要角聯絡舊桂系，逼孫中山辭去“大元帥”，改為七總裁制，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赴上海。李根源、楊永泰等人由此與國民黨交惡。此後，楊永泰一直遊走於南北政府之間。蔣介石日記第一次提到楊永泰，就是在孫中山離開廣州的1918年7月，蔣對楊的態度完全是負面的：“今日見岑春煊通電，知其已於二日到粵，將就總裁職，嗚呼，此老不死，國亡無日矣，粵省自楊永泰為財政廳長，鈕永建為兵工廠監督，李根源為邊防督辦，李烈鈞為邊防總司令，大權皆落於岑派之手，作惡更甚。”④然而，這樣一個為蔣所不齒的楊永泰又是如何在日後成為蔣的心腹？這離不開一個人，即蔣介石的盟兄——黃郛(膺白)。
1924年底，黃郛協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出任攝政內閣總理，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系失敗告終。不久，段祺瑞、孫中山分別入京共商國是。可惜孫中山於1925年3月去世，段祺瑞成立臨時執政府，任命梁士詒為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楊永泰為副委員長。⑤楊永泰開始與黃郛共事。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經黃郛介紹，楊永泰結識蔣介石。這年7月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下午往訪(錢)新之、膺白，會楊君永泰。”⑥此時的楊永泰在蔣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惡更甚”的“幫兇”，而稱其為“君”了。但楊主要還是協助黃郛工作。1928年黃郛因濟南事件辭職引退後，楊永泰正式為蔣介石服務。
在投靠蔣介石最初的幾年，楊永泰並沒有獲得具體的實權。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謀個“委員”的職位，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堅決拒絕，並公開表示：“楊某昔曾反對孫總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⑦因此，楊根本無法進入南京的“黨國”中樞，他主要的工作是給蔣介石當謀士，協助蔣收買各地反蔣實力派。例如，1929年蔣桂戰爭中，楊替蔣收買桂系俞作柏；1931年寧粵對峙期間，楊“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對西南加以分化運動”。⑧
1932年初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復出後，原本堅決反對楊永泰的黨國大佬胡漢民一時脫離南京中央，為楊永泰提供了新的機會。他隨蔣介石赴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針對“剿共”問題，楊永泰提出一套系統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理論，得到蔣的認可，遂被任命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書長，不久又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總攬“剿共區域”的政治事務，包括人事任免。據CC系領袖陳立夫回憶：
要知道楊永泰是怎樣一個人，從政學系的領袖李根源對楊的批評可以見之。李在蘇州作寓公時對人家說：“楊永泰好比我們雲南的煙土，吸了它覺得很舒服，上了癮就不容易擺脫它了，吸久了就會中毒。”楊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見蔣先生時，常對於重要問題，攜帶了正面和反面兩種方案，他先探探蔣先生的意思，如果蔣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則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蔣先生之意旨。⑨
1935年底國民黨五全大會後，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鑑於楊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蔣介石任命他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楊永泰的經歷與資歷來看，在國民黨內既沒有歷史淵源，又沒有戰功，投蔣之後短短數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這自然引起跟隨蔣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勢力的排斥。他們原本自視為“蔣家天下陳家黨”，怎能任由楊永泰隨意干涉地方幹部的任免。據黃埔干將康澤回憶：楊永泰“這套辦法，旨在增強各級行政力量，用以鎮壓共產黨的活動，是他的意圖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在削弱CC系的作用和力量。陳立夫對此曾大為不滿，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輪船上，向我講了許多批評政學系，攻擊楊永泰的話。”⑩陳立夫對此也不諱言，並公開表示：“其實在他(指楊永泰——引者注)來之前，蔣先生用的都是年齡較輕的人，他來了之後就開始用老年人，也開始用非國民黨籍的人。”(11)
此後，凡是同楊永泰接近、包括與楊並不熟悉但與國民黨缺乏歷史淵源而獲得較高政治權勢的人，都被黨內各派勢力(無論是反蔣派還是擁蔣派)視為競爭對手和共同的敵人。而反對他們的最佳理由，就是藉口楊永泰在歷史上曾反對過總理孫中山，且冠以“政學系”的名義加以打擊。
除楊永泰外，最無可爭議的政學系領袖人物就是與楊關係密切的張群(嶽軍)和熊式輝(天翼)兩人。但他們始終都不承認“政學系”的名號。1946年8月，張群在美國同康澤談到黨內派系問題時曾說道：“人家都說我們是政學系，其實我們並沒有什麼組織，我們只有一批朋友，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經驗。”(12)對張群的這種解釋，陳立夫也承認：“事實上政學系是沒有正式組織，但他們的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繫，他們不做低層工作。他們將力量集中在高層，盡力研究蔣先生、研究汪先生，想盡辦法來逢迎領袖及他身邊重要的人，這一做法目的是贏取信任和好感，然後再運用這些權勢去實現他們的計劃和他們的目標——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發財。”(13)“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系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們只與高級的政敵，決勝於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系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14)
對上述評論，熊式輝的自白更是印證了這一觀點：
“政學系”之一名詞，乃由“政學會”強牽出來的。“政學會”原是民國初年北京國會議員李根源等所創立，楊永泰當時亦確是其中一分子，民國二十年間，楊任南昌行營秘書長，餘為參謀長，朝夕相處，外間乃將餘牽扯及，亦指為舊政學會中人。張群與楊素相善，更指為政學會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別彩色，而常與餘等稍多接觸者，如吳鐵城、陳儀、王世傑、翁文灝、張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學系之頭銜。究竟“政學系”三字是由何處產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為乃共產黨所製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幹部。(15)
熊式輝提到的這些人大都被視為政學系的要角，這大體是無誤的。但將“政學系”這一稱呼歸罪於共產黨，明顯與事實不符。
“政學系”這一名稱，最早來自國民黨內。1931年寧粵對峙前後，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內反蔣勢力在廣州公開發表通電，歷數蔣氏四大罪狀，其中一條就是起用“政學會”的楊永泰。(16)當楊還沒有位居高位時，他僅僅被視為歷史上的政學會的一員。自從他出任南昌行營秘書長後，就被黃埔、CC系等稱為“政學系”了。1936年11月，楊永泰遇刺身亡後，蔣介石一度想調熊式輝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當時隨蔣介石在前線“剿共”的黃埔將領陳誠，在一封家書中就直接將楊永泰、熊式輝稱為“政學系”，並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委座擬以天翼調鄂，一因暢卿所用者均政學系，如他人主鄂，人事易起糾紛；二以日本外交比較，以親日派系容易應付。委座之用心可謂苦矣。惟以非有組織不能有地位，及非親日不能為主席，實可考慮。又暢卿撫卹金，委座已批拾萬元，以國家經費及過去有功者之比較，似不無失當之處。”(17)
蔣介石為什麼要用政學系？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黃埔軍校。通過黃埔建軍，他當上北伐軍總司令，依靠他在軍事方面的才華，完成北伐。從此，他成為國民黨內無可替代的軍事領袖，牢牢掌握軍權，終此一生。但是，在“黨權”高於一切的黨國體制下，自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胡漢民被視為當然的繼承人，成為“黨權”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雖然蔣介石一度出任國府主席，可他並沒有建立起一個鞏固的南京政權。在國民黨的訓政體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軍權打擊汪精衛、西山會議派等公開挑戰他的黨內反對派和地方實力派。因此，在先後爆發的蔣桂戰爭、中原大戰期間，他基本無暇顧及中央政府的政權建設。而幫他料理後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長譚延闓和立法院長鬍漢民兩人。與此同時，他還重點扶持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CC系，寄希望於依靠CC系的勢力控制“黨權”。
1930年9月，就在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勝利之時，行政院長譚延闓去世，11月，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儘管蔣介石一時擊敗了汪精衛代表的“黨權”和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黨權”代表胡漢民矛盾激化，一度將胡漢民軟禁在南京湯山。這件事引起國民黨內更大的分裂——寧粵對峙，最終導致蔣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蔣介石兩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來自國民黨內的反對派，可見在南京政府成立後的最初五年，他對黨權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兩次復出的主要因素，則是依靠他所掌握的“軍權”，這在國民黨內無人能比，也是國民黨的需要，因為第一次復出是要靠蔣介石的軍權來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第二次復出是面對一·二八淞滬抗戰，要依靠他對抗外侮。
1932年初，蔣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衛、胡漢民的反蔣聯合陣營後，再次與汪精衛合作，重掌政權。此後，國民黨內公開的武裝反蔣運動告一段落，蔣介石開始關注政權建設。他在反思此前自己兩次下野的教訓時總結道：“無干部、無組織、無情報”是“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而對“智識階級”的忽視和“教育界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惡果。(18)此前，蔣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兩批年輕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輕軍事幹部黃埔系和負責鞏固他在黨內地位的CC系。此後，他開始重視幹部隊伍的建設，逐步將目光擴展到國民黨以外的社會精英中，特別是教育界學有所長者和有一定政權管理能力的舊官僚，從而改變了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生態。(19)
然而，在“以黨治國”體制下，南京中央政權仍擺脫不了胡漢民或汪精衛代表的國民黨正統“黨權”，蔣介石必須在汪、胡之間選擇一個合作伙伴。蔣介石再次復出後，將行政院院長的位子讓給汪精衛，自己只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因此對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權建設，不得不對汪精衛有所依賴或妥協，唯有軍權和財權(汪精衛內閣的軍政部長是何應欽、財政部長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絕不退讓。此外，他在軍事委員會之下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以此名義延攬一批黨外人士，特別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儲備幹部，隨時為己所用。
此後的三年間，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衛做主，蔣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對日交涉兩方面。蔣任命楊永泰和黃郛分別擔任南昌行營秘書長和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協助他解決當務之急。在這兩個領域，汪精衛主管的行政院很難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上，汪精衛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國養病，胡漢民又遠在歐洲遊歷，南京中央政府暫時出現了由蔣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後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將象徵最高“黨權”和最高“政權”的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主席分別讓給胡漢民和汪精衛，自己僅兼兩會副主席，但卻再次接掌了負責實權的行政院。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權建設中人才匱乏。針對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的選舉，蔣在11月23日的日記中痛苦地寫道：“此次選舉，幼稚者爭名，老病者腐敗，卒使名實相反，似此選舉，使本黨不僅亡國，必招滅種之罪，思之苦痛悲慘！”12月4日，五屆一中全會期間，蔣“為黨政人事，幾使腦筋刺痛。”(20)蔣所稱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輕的部下CC系和黃埔系，雖然他們對蔣的忠誠無須懷疑，但能力不足以負責政權建設；所謂的“老病者”則大都是與國民黨有深厚淵源並多次參加過反蔣運動的黨內大佬們，包括西山會議派、汪派、胡派。他們此前在“黨權”方面都是蔣介石的競爭對手；而黨內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為蔣介石所信賴。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蔣介石就曾在日記中對支持他的戴季陶、張靜江、譚延闓評價道：“季怯，而靜硬，組默，皆有病也”；特別是“與靜江兄談天，格格不入，為之心碎”。(21)無奈，蔣介石只能將目光擴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戰自己的黨外人士。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執政經驗和專業才能，還暫無派系糾葛。
1935年底組成的新一屆內閣成員如下：
院長：蔣介石(原汪精衛)
副院長：孔祥熙連任
秘書長：翁文灝(原褚民誼)
政務處長：彭學沛連任僅三個月，由蔣廷黻繼任
內政部長：蔣作賓(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長：張群(原汪精衛兼)
軍政部長：何應欽連任
海軍部長：陳紹寬連任
財政部長：孔祥熙連任
交通部長：顧孟餘，俞飛鵬代理(原朱家驊)
鐵道部長：張嘉璈(原顧孟餘)
實業部長：吳鼎昌(原陳公博)，常務次長谷正綱(次年改任周詒春)
教育部長：王世傑，常務次長錢昌照
新內閣中的成員，幾乎清一色是被視為政學系的要角，如翁文灝、蔣廷黻、張群、張嘉璈、吳鼎昌，還有繼任不久的王世傑，此前他們同國民黨的關係都相對疏遠。留任的閣員，也只屬於此前汪內閣無法掌控的軍權和財權部門。這自然引起黨內反對派的不滿，也令絕對忠誠於蔣的CC系、黃埔系的年輕人不服。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的王子壯在日記中曾記：“自一中全會後，號稱容納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繼成立，主持其事者顯然為政學系之一般人。猶憶一中全會時，張溥泉(張繼——引者注)先生慨華北之緊張，欲謁蔣有所陳述而竟不得見，於是於會中(12月5日第三次會)痛切陳詞，除責各派之紛歧外，並直陳人慾知中國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國銀行樓上探聽不可，是真奇談等語。所謂中國銀行樓上者，即楊永泰、張群、吳鐵城等之所在，政治上為蔣先生運籌帷幄之所也。”(22)
“欲知中國政局之真像”，不是在號稱黨權高於一切的中央黨部，而“非至中國銀行樓上探聽不可”。此話出於局內人之口，可見黨內對政學系的不滿程度，但蔣介石對來自黨內的諸多反對之聲並不以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近日改組行政院以來，凡親近之人，於人選，多表示不滿，幾乎視餘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餘腦筋刺痛。”但他又不無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選，皆以才德為主，尤以引用黨外人才之政策告成；雖內部多不謂然，但竟能貫徹主張，是亦最近之成功也。”(23)
政學系都有些什麼人？
討論政學系都有哪些人，最繞不過的核心人物就是黃郛。可以說黃郛是政學系真正的靈魂人物。無論是時人公認的政學系要角，還是很少被納入視野的一般成員，都與黃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928年濟南事變後，黃郛辭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職務，下野賦閒。自1929年元旦開始，他取其夫婦(黃膺白、沈亦云)名字的最後一字，以“白雲山館主人”的名義留下一部日記，一直記到他去世。這部日記第一週中記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學系的人際關係網絡。
1月2日，顏駿人自津來會，午後楊暢卿及炎之夫婦來談。
1月3日，早餐後出訪孫慕韓、于右任、張鎔西諸君；又孟和、鄭女士毓秀、孔廉白諸君來會；晚熊司令天翼邀飲，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屬。蓋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濟案中之共患難者，而我與熊、朱三人騎馬出南門之情況，至今回首，思之猶歷歷在目也。
1月4日，午後熊天翼君來談上海特別市事，意甚懇摯，乃出前數日因此事致嶽軍弟函稿與閱，彼始瞭然於我之地位……晚間煥章來電(黨家莊別後已八閱月而未通隻字)，請出主持導淮事，忽囑擔任滬事，忽又邀我赴寧，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1月5日，午後楊暢卿來談，乃共商定復煥章電。
1月6日，晨起練拳劍後得介石來一歌電……傍晚遂復一電。
1月7日，早餐後文欽來談三點：一，出處要慎；二，私交要顧；三，國事不能放手。頗可參考……訪熊天翼於其私邸(緊鄰)，彼又嘵嘵勸出任上海市不已。
1月8日，晚間六時半宴客如下：顏駿人、孫慕韓、周季[寄]梅、張鎔西、楊暢卿、張公權、林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純孺。餐後雜談新約及財政等各端，至十一時散。(24)
從黃郛一週日記中涉及的人物，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與其交往密切的幾種政治勢力。
一是張群、熊式輝、楊永泰。這三人被稱為政學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國民黨內派系色彩不濃的黨國元老，如於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黃郛日記中稱“益智”)。再有一位就是與黃郛關係密切的馮玉祥(煥章)。
三是北洋舊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兩部分。政界有顏惠慶(駿人)、孫寶琦(慕韓)、張耀曾(鎔西)；金融界的有張嘉璈(公權)。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詒春(寄梅)等。
先談第一組人同蔣介石的關係。黃郛、蔣介石、張群三人是結拜兄弟。1926年，蔣介石率部北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張群前來效力，任命張群為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北伐軍佔領江西后，蔣介石又請他的盟兄黃郛協助北伐軍底定東南。黃郛一到南昌，即通過中國銀行“透支100萬元供國民革命軍軍餉”。(25)另外，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之所以支持蔣介石，可以說黃郛也是功不可沒。但黃郛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1927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蔣介石任命黃郛為上海特別市市長。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黃郛也辭去市長一職。張群則陪同蔣介石赴日本，蔣介石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談時的翻譯就是張群。(26)1928年蔣介石復出後任命黃郛為外交部長。濟南慘案發生後，黃郛負責處理善後，張群則赴日本協助。在處理濟南慘案的過程中，黃郛代蔣受過，引起國人不滿而辭職下野，蔣則任命張群為上海特別市市長，熊式輝為上海特別市警備司令。1936年黃郛病逝後，所有政學系成員與蔣的關係大都由張群繼承。在公認為政學系的諸多人物中，能夠長期得到蔣介石的信任、並唯一與蔣善始善終的就是張群。
第二組人物，在國民黨內雖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濃。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同以孫中山為首的粵籍國民黨人的歷史淵源不夠深厚。雖然他們並沒有被視為政學系成員，但此後大都同政學系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此外，還有一些準政學系成員，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劉鎮華因與楊永泰關係密切而被視為政學系；陳儀(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臺灣行政長官)、吳鐵城(中原大戰時隨張群赴東北說服張學良，此後接張群任上海市長)、黃紹竑(雖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戰後與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蔣介石，先後擔任廣西善後督辦、內政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們大都官至省主席，資歷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與傳統粵籍黨國領袖沒有淵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黃埔、CC系或黨內反蔣派視為準政學系成員。
第三組人物，主要是北洋舊人，基本上與南京國民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其中顏惠慶、孫寶琦、張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顏、孫兩人出任過外交總長，張耀曾當過司法總長和北大教授。他們都是因為與黃郛的關係，開始接近南京政權。特別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民族危機，蔣介石在解決對日交涉時，不得不依靠這批外交界的專才，陸續聘請顏惠慶、顧維鈞等人為“對日特種委員會”委員。據顏回憶，委員會由宋子文負責，“我與宋氏尚屬初次見面”。(27)第二年，顏、顧兩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外交界的這批北洋舊人，卻很少被視為政學系成員。
這一組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張嘉璈。蔣介石領導下的南京政權之所以能擊敗胡漢民、汪精衛等國民黨內的廣東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蔣介石得到了江浙財閥的支持。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張嘉璈。以往學界對蔣介石與江浙資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細細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蔣介石同民族資本的聯繫，主要集中在金融資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資本。特別是在南京中央政權對國家金融尚未控制之時，更加看重和依賴金融資本。
中國的金融資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發展起來的。當時最著名的銀行莫過於“北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堅是鹽業銀行和金城銀行，核心人物就是兩行總經理吳鼎昌和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張嘉璈、錢永銘分任兩行總經理。因此，時人稱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學系正統的金融資本”，南五行為“政學系官僚資本的核心”。(28)他們在北洋時代即與黃郛有著密切的往來。蔣介石能同他們建立聯繫，黃郛功不可沒。
1927年3月，蔣介石率北伐軍佔領上海不久，即依靠黃郛引薦，結識了這批金融資本家。3月2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曾記道：“(吳)稚暉、(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諸同志來見，談黨務。(虞)洽卿、(陳)光甫、(錢)新之、(陳)藹士兄來談財政委員會之組織。”(29)正是有了這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蔣介石才有本錢同武漢方面對抗。1928年1月，蔣介石得以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江浙財團的支持。(30)
第四組教育界人士。他們與蔣介石和政學系的關係，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黃郛在此同樣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針引線作用。特別是黃郛日記中提到的陶孟和，對此後政學系的形成貢獻最大，他向蔣介石推薦了兩個著名人物：翁文灝和吳鼎昌。
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錢昌照。他們兩人和黃郛是連襟，關係自然密切。陶和錢兩人前後畢業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黃郛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時，錢昌照經妻兄沈怡推薦，開始給黃郛當機要秘書。“當時黃郛打算讓陶孟和當外交部次長，陶孟和是一個學者，不願搞政府實際工作，推薦蔣廷黻。”(31)蔣也不願擔任，黃郛後來找楊永泰等人才組成班底。1928年濟南事變後，黃郛辭去外交部長，經張群介紹，錢昌照任國府主席蔣介石的秘書，負責“處理經濟、教育和外交的文件”，“蔣每天下午見客，我(錢昌照——引者注)都陪同”。1930年春，錢曾代表蔣介石到北平處理清華大學因反對CC系吳南軒任校長而引發的學潮。後經陶孟和推薦，錢昌照報告蔣介石提名翁文灝代理清華校長，從此結識翁文灝。(32)1930年，蔣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長，先後任命陳布雷和錢昌照兩人為教育部次長。1932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時，錢昌照為蔣介石“聯繫了許多知識分子”。此外，陶孟和還特別推薦吳鼎昌，稱其“能說善道，甚有用”。錢即請吳“同蔣見面，講經濟問題。吳講起話來滔滔不絕，顯示了他的才幹。”“從那時起，蔣很看重吳。吳在北方辦銀行，有蔣作後臺，對他很有利。吳背後還有《大公報》，蔣當然很感興趣。吳還介紹何廉同蔣在廬山見面。”(33)與此同時，錢昌照還介紹翁文灝給蔣介石授課，蔣介石在日記中講道：“翁講中國煤鐵礦業之質量……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34)
錢昌照還向蔣介石推薦了王世傑。王世傑同錢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同學。錢任教育部次長時，王世傑是武漢大學校長。他每次來南京都找錢昌照幫忙解決學校困難。據錢昌照回憶，“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時，提出一個閣員名單，討論時只有蔣、汪和我三人。名單大體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長褚民誼，蔣不贊成，因為褚當時名聲不好，不宜當教育部長。蔣考慮改換一個人。我說如果換一個同汪合不來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傑同汪還不壞，因此就建議由王世傑做教育部長。”(35)
在第四組名單中，還有周詒春。他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耶魯大學碩士。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週一度擔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1913年任清華學堂校長，為清華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還代理過燕京大學校長。20世紀20年代初，周先後任中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全國財政整理委員會秘書長等職，當選過北洋時代的國會議員。在此期間與吳鼎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長期追隨吳鼎昌。吳鼎昌經陶孟和介紹參加國府，任實業部長，周任常務副部長；後吳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員兼財政廳長，直到抗戰勝利。周詒春和陶孟和兩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重要職務，即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董事，周還一度擔任基金會總幹事。該基金會主要負責美國退還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響重大。1932年以後，教育界眾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過周、陶兩人介紹給錢昌照，再引薦給蔣介石這樣一條直接有效的途徑。
經陶孟和、錢昌照的引薦，1932年翁文灝和吳鼎昌同時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新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翁文灝任秘書長。能將翁延攬納入政府工作，蔣介石相當得意，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以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36)1935年底，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即任命翁文灝為秘書長，吳鼎昌為實業部長。此後陸續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還有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和南開大學教授何廉。
蔣廷黻是《獨立評論》的創辦者和三編委之一(其他兩人是丁文江和胡適)，《獨立評論》創辦於九一八事變後，蔣廷黻撰寫了大量時政文章，同時還為《大公報》撰稿。據蔣廷黻回憶：“我們與《大公報》間從來沒有默契，更談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實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則。我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蔣委員長。1933年夏季，他約我到長江中部避暑勝地牯嶺去談話。促成此事的是《大公報》的發行人吳鼎昌和蔣的親信幹部錢昌照……因為他們兩人都未說明是誰安排我和蔣見面的，所以我認為是他們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蔣廷黻一同上牯嶺的還有何廉，參加會談時除了蔣介石的秘書外，“只有吳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灝擔任行政院秘書長後，蔣介石即任命蔣廷黻為行政院政務處長。(37)次年蔣廷黻出任駐蘇聯大使，即由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一職。(38)
何廉與蔣廷黻是留美同學，又曾是南開大學的同事。1929年蔣廷黻去清華任教。第二年何廉在南開創辦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所設有獨立的董事會，董事長是顏惠慶，董事中有許多國內金融界的頭面人物，如張嘉璈等人。據何廉回憶：“對於研究所支持貢獻最大的組織，有華北的‘四大’商業銀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和中南銀行——在這些銀行的經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39)而吳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兩家銀行的總經理。
上述四類人中，前兩類已是蔣介石的幕僚；後兩類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眾多人物，都是蔣介石政權所急需的專業人才。1932年蔣介石總結下野教訓時，就曾在日記中寫道：“失敗為外交與教育之大意，而對於該兩方人才亦毫不接近蒐羅，而對於國內之策劃，與國外之交際，亦無專人貢獻，此為招怨之大者也。此後對於外交、教育與財政人才，應十分收攬，對於策劃之士亦應注重。”(40)與黃郛交往密切的這批人，正是蔣政權建設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這批精英之所以參加政府工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民族危機，知識界一度圍繞“民主與獨裁”展開爭論。參與這場爭論者，大都有英美留學背景，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大學教授們(41)，論戰雙方的代表人物剛好就是《獨立評論》的創辦人，蔣廷黻、丁文江是“獨裁”派的代表，胡適、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為什麼這樣一群具有“獨立精神”的自由主義者會分裂為兩派，其中一派還選擇支持獨裁與專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實上並不是他們對民主價值的追求發生了改變，而是他們在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面前，尋求了不同的“救國”之道。正如胡適在1935年元旦發表的《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中所言：“這個問題的發生，當然是因為這三年的國難時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覺到國家統一政權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尋出一條統一的捷徑。”挑起這場爭論的是蔣廷黻在《獨立評論》第80號上發表的《革命與專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對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指出，革命的動機無論如何純潔，結果往往連累國家失地喪權”。因此他主張“必須先用專制來做到‘建國’，然後可以‘用國來謀幸福’”。(42)蔣廷黻等人倡導的“專制建國”主張，同蔣介石此時推行的“攘外安內”政策，剛好不謀而合，並得到蔣介石的賞識，於是這一派紛紛參加政府工作。知識界的兩派精英雖然觀點不同，但並沒有從此分道揚鑣，他們的分歧只是選擇方式的不同，終極目的是一致的。抗戰全面爆發後，胡適等主張民主的一派，也紛紛加入政府工作，為抵抗日本侵略貢獻一己之力。
事實上，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無論在朝在野，彼此間的聯繫都是相當密切的。在此僅以1932年成立的“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為例。該學會以倡導國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為宗旨，其十餘年來僅有的數十名會員中幾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適、丁文江、周詒春、徐新六、吳鼎昌、何廉、陳光甫、蔣夢麟、陶孟和、王雲五、張嘉璈、周作民、顏惠慶、黃郛、錢永銘、董顯光、錢端升、周鯁生等人都是該會會員或執行委員。(43)
政學系是如何控制政權的？
從政學系的發展脈絡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學系的形成期，大致從1932年初“蔣汪合流”到1935年底國民黨五全大會期間，核心人物是黃郛，而在外間影響最大的則是楊永泰。
黃郛雖然終身沒有加入國民黨，但他是辛亥元勳，又同陳其美、蔣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特別是CC系的二陳不敢把黃視為打擊的主要目標，而是聚焦到楊永泰身上，甚至在黨內一度傳播“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說，藉此表達對這批人的不滿。儘管黃郛等人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即參加政府工作，並得到蔣介石的信任，但他們大都遠離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此外，黃郛、熊式輝、張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20世紀30年代民族危亡時期，被黨內反對派和其他政治勢力視為親日派，加以打擊。
此時，政學系諸人對政權的控制，主要侷限在地方政府，特別是楊永泰，為實現“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首先在“剿共”區域改革原有行政結構，在省與縣之間增設行政督察專員制，並在其他各省也相繼推行。為增強南昌行營轄區的行政效率，楊規定“分區設署”(指在縣長以下增設區長)、“合署辦公”(指省政府)，並裁減各級國民黨黨部工作人員。這些行政專員人選的任命和裁減，多是由楊永泰籤請，以蔣介石名義交到各省執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陝西十個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聽命於南昌行營。1934年2、3月間還召集過一次十省高級行政人員會議，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為楊永泰——引者注)儼然成為實際上的行政院。”(44)此外，委員長侍從室這一機構的設置和運行方式，也由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並付諸實施。正是因為他有著極強的辦事能力，深得蔣的讚許和信任。
在眾多口述回憶史料中，熊式輝的親信王又庸，被普遍認為是這一時期政學系的中層骨幹。王曾先後追隨熊式輝出任過江西省民政廳長、戰後東北行營民政部長。王又庸在回憶這一時期的政學系時曾寫道：
這個集團的特點是……沒有任何組織形式，它的活動全部體現在三個主要人物——楊永泰、熊式輝、張群以及他們的幾個手下人的勾結或‘單幹’的活動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計，說這批人數有40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說，楊永泰死後，新政學系分子逐漸減少了，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層分子則逐漸增加，也是事實。(45)
因此，筆者認為，“政學系”完全因楊永泰個人而得名，大致從1933年楊永泰出任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秘書長開始被傳播。而這一時期楊永泰、熊式輝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職最大者也不過是省民政廳長一類的職務，他們此後雖然仍同政學系其他成員保持著一定的關係，但很少再有升遷的機會，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體運作也沒有太大的影響，且與此後的政學系成員交集不多。
政學系的第二階段，自1935年底國民政府改組到1949年國民黨退敗臺灣。此後，其成員大都脫離政府，四散海外。
國民黨五全大會，是蔣介石第一次在沒有汪精衛、胡漢民參與的情況下主持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此次全會以決定政治、黨部各負責人選，異常令人注意。”(46)大會結束後，蔣介石接掌行政院長，全面改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黃郛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財界、學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聞顧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絲毫與聞。”參加此次全會並對CC系抱有同情之心的王子壯在日記中一度將新政府視為與政學系關係密切的“混合的親日政府”，並認為新政府的“楊(永泰)等適能代為計劃親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見重於蔣”。(47)他的這一判斷在當時國民黨內相當普遍。或許是為了平衡與CC系的關係，蔣介石並沒有讓楊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會後，蔣任命楊永泰為湖北省政府主席。
楊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黃郛因病去世。此後十餘年間，被視為政學系上層骨幹的主要成員變化不大。他們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國能力和專業知識，與國民黨缺乏淵源但受到蔣介石重用。因此，黨內各派勢力對其一概以“政學系”視之，並加以反對。正是上述諸多因素導致他們彼此間更為相互依靠，關係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權內部形成了一股新興力量。而接替黃郛，代蔣介石負責聯繫這批人物的正是他倆的盟弟張群。從此，張群成了政學系無人替代的核心。
那麼，此時的政學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據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回憶：“那年，正式院會改在週二上午舉行，非正式會議(欲稱小型院會)，於週五下午在委員長官邸舉行。小型院會中只有孔祥熙、張群、吳鼎昌、張嘉璈、王世傑、何應欽、翁文灝和我出席。秘書及書記人員均不得列席。”“在院會中，因為每個與會的人均有機會發言，而時間有限，發言人絕不可浪費時間，言詞要清楚，簡單扼要，而且要爭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話都是講給院長聽的，因為最後的決定不是表決的，而是由院長個人決行的。依照法律和傳統，中國行政院的部會首長頗似美國的國務卿，而不像英國的閣員。”(48)
從上述人員中不難看出，行政院的核心會議——小型會議除何應欽、孔祥熙外，幾乎成了政學系的聚會。而何、孔兩人在國民黨內沒有一個以他們為首的相對嚴密的組織系統，相對不易同政學系形成對抗。儘管這批部會首長沒有表決權，但“所有的話都是講給院長聽的”。因此，政學系是最有可能影響蔣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縱政權以及人事任免。此外，為了“爭取他人的好感”，政學系成員在涉及政府重大問題前，事先都充分交換意見。在此僅摘錄幾段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的日記：1936年2月22日，“與吳達詮(即吳鼎昌)、蔣廷黻談六年計畫工作方法”；1936年5月23日，“訪吳達詮、周寄梅……談預算事，報告於蔣”；1937年1月12日，“與何淬廉(何廉)會宴張公權、吳達詮、錢乙藜(錢昌照)、熊天翼、吳景超，會談經濟建設之必要”。(49)可見在討論重大問題之前，政學系成員之間大都先進行了詳細的內部溝通，再呈報蔣介石，尋求支持。
1936年8月，蔣介石任命蔣廷黻為駐蘇大使。接任政務處長的是蔣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會議上”，蔣介石交給何廉的第一項任務是要他研究：“一，現有政府中負責經濟建設的機構；二，當前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經過深入調查，何廉發現儘管行政院下設實業部、交通部、鐵道部等，但同時還有張靜江負責的全國建設委員會、宋子文控制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以及由蔣介石兼任委員長的資源委員會(秘書長是翁文灝)。上述三“部”、三“會”分別負責國家建設，彼此之間毫無協調，“例如，公路建設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事，交通部雖說理論上負責，實則什麼也管不著。公用事業理應屬於實業部處理，但始終集中在全國建設委員會手上。”為此，何廉建議將三會取消，將其職能併入新的機構。(50)據何廉回憶：“我把此事和內閣中我最合得來的三位部長吳鼎昌、張嘉璈和張群說了說。張群顯得合作而開明，他和委員長過從甚密，是四位所謂把兄弟中最年輕的一個，看來張是明確地支持我的設想的。三人都對我的建議表示很大的關心。”“我和內閣的許多成員進行過討論，只有財政部是例外。他們始終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變爆發，何廉的計劃暫時停滯。(51)不過，從此事的具體操作過程中，不難看出政學系對政權的影響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養。1937年1月，汪精衛從法國回到南京準備出席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赴奉化與蔣介石會面，向蔣表示“甚欲主持經濟”。(52)這自然引起政學系諸人的緊張。因為在“黨國體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決策，都需要經過國民黨中央全會的通過才可付諸實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學系諸人除張群外均非黨員，無權出席會議。何廉對此曾回憶道：“那時委員長還在奉化。翁文灝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長如張嘉璈、吳鼎昌等這些政府裡的‘裝飾品’們，並不清楚幕後究竟是怎麼回事。”(53)
於是，政學系諸公加緊活動。1月12日晚，翁文灝“與何淬廉會宴張公權、吳達詮、錢乙藜、熊天翼、吳景超，會談經濟建設之必要”。兩天後，翁文灝親赴奉化見蔣，建議“擴大經濟建設，並有一定組織”。(54)18日，經過翁、何等人的遊說，熊式輝也赴溪口同蔣介石“談經濟建設及汪精衛先生意見”。蔣介石聽後即命熊式輝“立即起草”相關文件，熊式輝回答道：“俟回京後與關係諸人商辦。”第二天蔣再指示熊“經濟建設方案原則，又談及社會及經濟人才問題”。熊式輝一到上海，“即約盧作孚(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主任)、杜重遠(記者)、張嘉璈、王又庸(時任四川省民政廳長)、張君勱(國社黨主席)等八人”，“談經濟建設問題”。(55)24日，翁文灝再與何廉“宴請熊天翼、吳達詮、張公權、盧作孚等，討論經濟事業之組織。吳擬於軍委會內設經濟署，連繫其他各部會”。(56)27日，蔣介石親筆致函翁文灝，“囑速擬辦法，三中全會後頒發”。(57)3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道：“精衛熱心經濟，其實非其所長，人事甚難安置。”(58)2月12日，熊式輝“赴京出席三中全會，擬攜經濟建設方案就便與關係方面再加審定後呈送蔣公。”(59)22日，全會通過《中國經濟建設方案》。這年年底，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將實業部改組為經濟部，並最終按照何廉當初的設計，將建設委員會全部、經濟委員會的一部，以及軍事委員會第三、四兩部，工礦、農產兩調整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及財政部之糧食運銷局等併入經濟部。任命翁文灝為部長、何廉為常務次長。(60)原實業部長吳鼎昌轉任貴州省政府主席。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國家經濟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後，政學系為控制經濟命脈，特成立“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據翁文灝日記載：其“董事會會議，到者張嶽軍、張公權、川康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認張公權、何淬廉為所長，嶽軍、公權及餘為基金保管委員。”此後，“西南經建研究所開會，張嶽軍言，分別計劃川康經濟事已奉蔣批准。”(61)
儘管政學系並沒有明確的組織，但彼此之間互為奧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後相互提攜，使他們能與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相抗衡，並控制政權。再有一例，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任命尚在蘇聯的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負責接收東北。20日熊式輝回國當天，即“分別訪吳鼎昌、張群、吳鐵城、張治中等接談受命東北事”。21日“何廉交來東北人士調查名單及行政長官公署編制”。22日“與張群、沈鴻烈、何廉談組織行營、東北省份重劃、經濟主管人選等問題。由張群代發電致猶在美國之張嘉璈速駕。”24日“約會吳鼎昌、張群、沈鴻烈等商談主席交下各方薦舉東北各省人選名冊”。26日“王世傑來談東北各項有關接收問題”。(62)由此可見，自熊式輝接任東北行營主任後，他第一時間約見的人幾乎都是政學系的成員，通過政學系成員間的相互推薦，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針。
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
蔣介石打下天下後，政權建設中人才嚴重匱乏，以CC係為首的眾多黨務人員感慨：“既然很難找到那麼多適當的人員來分擔組織黨部與組織政府，則何以不讓省市黨部委員同時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63)這種認識，在國民黨內很有市場。國民黨對外標榜“以黨治國”，黨內各派系自然不願權力旁落。
1935年，王子壯的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對楊永泰等人的觀察和對政學系同蔣介石關係的思考，非常生動地展現了國民黨內部分人士對所謂政學系的認識。現摘錄如下：
茲就所聞概記於下，楊本為政學系健將，活動於北方政界既有年，對於政治方面確有若干之應付方法而為黨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禍、共禍相迫而至，蔣處於應付維艱之境。楊得貢其所見以博蔣之歡，尤於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財政，頗有計畫，蔣乃倚為左右手。楊於是得隨其發展之計謀，如江西之熊式輝、湖北之張群、應付日本之黃郛俱予沆瀣一氣。因其歷史上與國民黨之不相容，乃定“擁蔣毀黨”之政策，故對於剿匪各省之黨務，莫不盡其拆臺之能事(今日之黨團雖屬無用，且多糾紛，但現在本黨為“以黨治國”，當謀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殘之也)。
然為蔣所信任，在中央負黨務責任之陳果夫、陳立夫對此亦曾為各種之設計，迄今為止並無若何成功。茲舉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紹若干重要省市黨部負責之委員為蔣之秘書，以備蔣之諮詢。但為時不久為楊永泰建議改為設計委員，均不得志，紛紛告歸。後又使陳布雷追隨蔣之左右，原擬以之充秘書長，以陳與蔣有舊，向為蔣服文字之勞者也。但以陳之為人，器識不大。蔣之與楊信賴尤深，計不得逞。陳仍不過為蔣之機要秘書而已。以故政學系將“力事擴充以謀篡竊本黨”之論時得而聞。
於此有一問題，即蔣與楊之信任關係為何種性質？一說以楊為政客，計畫甚周，現為培植羽毛時期，一方面在此時期竭力交結重要軍人(如顧祝同等業已聲氣相通)及黃埔學生，迨至羽毛豐滿，即行揭開真面，以毀黨而成為彼之天下；其次，則以為蔣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長而絕不能為人所買，以其獨斷之性，固一英雄主義之人物也。彼最初對於共黨密切合作，然至必要時，斷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證。蔣之對楊以目前環境需要，彼來協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見其有不逞之圖，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種見解，老先生如丁(惟汾)、葉(楚傖)，蓋仍作如是之觀察也。餘以二者所見均有可能。
不過，政學系與共黨相較，有不同者。以共黨聲勢雖大，彼等始終破壞本黨及蔣個人，蓋屬顯然。而政學系則附蔣以發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擁蔣以活動政治，根本端在排擠本黨。然以蔣與黨有如此深遠之關係，且彼個人有相當之宗法社會思想，謂其將隨楊的主張去黨，亦似無可能。不過楊如得計，可任意排除黨中人物，以隨其操縱把持之計，似屬可能也。(64)
王子壯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維護國民黨“黨權”立場上，且完全針對楊永泰個人。事實上1936年楊永泰遇刺身亡後，政學系並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權”實力反而越來越大。可見楊永泰只是政學系成員之一，且因其早年參加北洋“政學會”而為黨內反對派找到一個藉口，從而成就了“政學系”之名。政學系之所以遭到黨內各派系的反對，其核心還是因為這些派系都認為他們對“黨國”並無多大貢獻，卻來分享政權，且勢力不斷坐大，這在掌握“黨權”和“軍權”的CC系和黃埔系看來，無疑是分割了他們的權力。
對此等議論，陳立夫深以為然：“在訓政時期，黨具有議會的功能，中央黨部與國民大會相當，地方黨部與地方議會相當。如果是這樣，黨肯花錢付給黨員，使他們收入與政府同級人員相等，這樣我們黨裡會有好的人員來管理政府；否則，黨不給予黨務工作人員必要的薪津，而要求黨務工作人員在自顧自給的原則下工作，這是不切實際的……其結果，有能力的人員將轉入政府服務，那麼，另一種制度將會產生：黨將與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導政府。”甚至早在1931年寧粵對峙之初，陳立夫即以為：“臨時約法的施行將會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黨的地位，政學系自然贊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減低國民黨的權力，間接用以和胡漢民對抗。”(65)
然而，約法尚未起草完畢，黃郛等人即從胡漢民被扣這一事件中明白，蔣介石要的約法並非他們希望的約法。據黃郛日記載：1931年3月25日，“暢卿由寧歸，談國民會議及約法兩事已早失去精神，將來必有名無實”。(66)黃郛對《約法》的評論，頗耐人尋味。這也間接印證了王子壯指責政學系“擁蔣毀黨”一說，並非完全捕風捉影。自黃郛、楊永泰去世後，政學系的其他成員則不再具備所謂“擁蔣毀黨”的能力和資歷了。
國民黨五全大會後，儘管蔣介石暫時排除了汪精衛、胡漢民在中央政府的勢力，建立了一個以政學系為主的內閣，但黨內反對派為了打擊政學系，馬上轉向尚在海外的胡漢民，再次發起“迎胡回國運動”。雖然他們同胡漢民的主張並非一致，但胡漢民強調的“黨權高於一切”的主張，正是他們對付政學系最有力的武器。據王子壯觀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黨內諸派均為不滿，二位陳先生(指CC)之消極為一明證，其他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聲浪之所以響徹雲霄，足以見各方面之不滿現狀者，欲持胡以改造現局之趨勢……二位陳先生之不滿現狀者，以胡之來，亦可堅強一己之自信，故最近之將來，胡先生既必然來京，對於彼之主張意見，及能否有衝破現局之能力，實有予以最大注意之必要。”(67)可惜的是，胡漢民回國不久即因病去世。這反而加強了蔣介石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對者企圖借胡抗楊的聲音。
不過，長期以來，政學系成員不僅從能力上看不起這批年輕黨務工作者，對國民黨組織的作用也不以為然。一次，熊式輝與蔣介石討論“黨政關係調整”時，曾“陳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黨的性質不明，因此黨的運用不當；二、黨員身分不明，因此黨部成衙門，黨員成官吏；三、水流溼、火就燥。黨的工作，應該幫政府，為溼為燥；四、黨的組織不適於其工作。”他的這番言論，深得蔣的“嘉許”，並“令速以書面條陳”。(68)
抗戰爆發後，黃埔勢力迅速崛起，他們不斷希望染指政權建設，加大對政學系的挑戰。1938年初，蔣介石為集中財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擬成立資源委員會，重點發展重工業。在討論該會組織條例時，黃埔系也想在新機構中分掌權力。在人事任免上，“何應欽對資委會表示不滿，講應聘軍人為委員”。(69)但蔣介石沒有接受何的意見，而是任命翁文灝為委員長，將資源委員會完全交由翁辦理。翁隨後“派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沈怡為主任秘書兼工業處長”。(70)沈怡是黃郛的妻弟。資源委員會不僅抵制來自軍方何應欽的要求，對CC系控制的黨務系統也同樣是不買賬。據錢昌照回憶：
過去在國民黨時代有一句話，叫做“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意思是說，黨部的權抓在陳家手裡。我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以及後來的資源委員會時期，在成立機關黨部這個問題上也一直在和陳矛盾著。在1944年以前，黨部方面前後有過三次要我們在資源委員會機關內成立黨部，我都拒絕……到了1944年，國民黨開始籌辦六中全會大會(應為六全大會——引者注)選舉，所有重要機關都要設立國民黨黨部，資委會乃被迫在會內成立第78區黨部。我本人未參加此黨部工作，只是囑咐吳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應付，不讓資委會受到CC影響……後來我見蔣，說明我們多年來未成立黨部，怕二陳插進來，把事業弄亂等等情況。他唯唯。(71)
蔣介石之所以對政學系如此信任，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學系沒有像CC系、黃埔系那樣建立一套明確的組織架構。雖然政學系成員間彼此相互照顧，但基本沒有建立基層組織，且絕對忠於蔣介石個人。
在政學系的眾多成員中，並非都不想建立一個牢固的組織。1935年底蔣介石改組行政院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就想結合內閣中的政學系成員組成一核心機構。據翁文灝日記，1936年5月，“熊天翼來談組織其‘智囊團’事”。(72)儘管熊式輝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但政學系的諸多成員均非國民黨黨員，在黨國體制下，他深感很難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智囊團”。某次他參加國民黨中央全會後，覺得黨國的重大方針“一切皆由中央黨部組織領導，餘個人無何單獨建議，故少發言，鳴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務於地方，對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會議若無組織的運用，個人除盡其一分子之湊數外，不易發揮任何作用，尤以現在黨的作風為然。”但政學系的其他成員，對熊式輝的建議多不以為然。會後不久，熊式輝赴抵貴陽會晤省主席吳鼎昌，吳即提醒熊：“對中央議論太直率。此與中央及地方俱無益處，多言宜戒。”並明確告訴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領袖，貴州尤應為此。”熊式輝反省後意識到吳鼎昌所言“誠有至理”。(73)
政學系的其他成員大都同吳鼎昌態度一致，翁文灝就曾在日記中寫道：“餘全為國家工作，以蔣為唯一領袖，絕未加入任何系派(如CC、HH、TV、CH)。”(74)而政學系的核心人物張群更是“熟知蔣對自己屬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統，或造成小集團，利用政治機會，與蔣對抗；或朋分利潤，令蔣受到損失。(2)貪汙。”當時，“眾友評嶽軍，只能呼為蔣之使女而不得稱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寵撒嬌時，而張並此無之，惟知唯唯諾諾，蔣欲如何便如何，無一絲違抗。”(75)張群對蔣介石的態度，更令熊式輝組織“智囊團”的想法落空。
與蔣介石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何廉曾這樣評價蔣介石：
委員長是個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給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鮮的主意，儘管是否把這個主意付諸實施是另一回事……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談問題時，一談到許多事情該制度化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就會向別處轉移。我對他有這樣的感覺，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76)
政學系的這批人，剛好契合了蔣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較於CC系和黃埔系，政學系沒有明確的層級架構和組織依託，體系鬆散，外延廣闊；同時，他們又大多擁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備較高的行政組織能力和人脈關係；他們彼此因政見相似而同聲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應。
政學系的職能及蔣介石與政學系之間的關係，大致可總結如下幾點：
第一，政學系主要幫助蔣介石有效運行中央政府各部會職能(除個別出任封疆大吏)，特別在國際交涉、財政金融和教育領域，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為蔣介石出謀劃策，分憂解難。其工作完全不涉及軍事和黨務。其成員大多是國民政府的“特任”官，由於沒有基層組織，很少有“簡任”以下的小官。自其20世紀30年代中期形成以來，成員基本沒有太大變化。政學系很少有“小”官僚，他們通過影響蔣介石，來影響政局的發展和人事安排。
第二，承擔黨國體制的政治設計，為重大人事任免向蔣介石提供意見。如在江西“剿共”時期，楊永泰出任南昌行營秘書長，熊式輝為南昌行營參謀長；軍事委員會下設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其成員大多來自教育界；抗戰爆發後成立的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吳鼎昌在抗戰後期先後任國民政府文官長兼國民黨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等。此外，熊式輝也擔任過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張群更是出任過中政會秘書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多項重要的幕僚職務。
第三，協助蔣介石同國民黨黨外政治團體和中共溝通。政學系的這批成員無論是教育、金融界人士還是北洋舊官僚，本質上大都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不以為然，而是相對樂見國民黨能開放政權，從而導致他們同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在戰後，當蔣介石需要同國民參政會或政協其他團體以及中共溝通時，政學系大都主動承擔這項工作。
關於政學系，眾說紛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黨內有“眾說”。我們對政學系的諸多觀察，都來源於其政治對手的言說，所以政學系的組織輪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後，方能得出。很多人未得政學系好處，反不小心觸了其他派系的黴頭，搶了其他人的風頭，就被戴上這頂帽子。如果說前期的楊永泰還有伐異之舉，稍符派系之說，後期則無人能擔此任。換言之，往往是無派無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學而仕，符合政學系的人員描述，故人多以政學系視之，而這些人也多因同聲相求，願與其他被認作政學系之人相往來、共取暖，兩種過程，交錯為用，共成政學系之名。
而政學系的尷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蔣介石的尷尬、國民黨的尷尬。行政權力在國民黨統治期間，是一個不斷受覬覦、被踐踏、遭蠶食的領域。黨、軍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論基礎(以黨治國)，後者以槍桿子為依託。但以黨統政，黨同伐異；以軍領政，藩鎮隱現。蔣介石不得不為平衡兩方，而靠一幫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撐起這一殘缺的領域。政學系雖曰有黃郛為靈魂人物，但黃郛更似“共主”。如果說政學系，尤其是後期的政學系有所謂的領袖，只有蔣介石可堪此名，張群不過是為其穿針引線的“使女”。
政學系的一大特點，就是學者型官僚。從“政學系”三個字來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學，引學輔政”，能夠給予蔣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幫助。而學者治政的一大特點，就是尚清流不尚黨謀。所以政學系吸引蔣的，是其工具層面的行政才幹，而非價值層面的高山流水，雙方其實缺乏共事的強固基礎，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認同。
1949年蔣介石敗退大陸後，政學系成員真正隨蔣撤至臺灣的並不多。他們在政治上既反對國民黨獨裁，也不認同共產黨專政，且臺灣舞臺太小，蔣介石也不再需要這批中央大員，因此他們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張群、王世傑一直追隨蔣介石，並得到一定重用。
從此，政學系之名不再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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