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背景
東漢末年，戰亂頻仍，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張仲景的族人亦多數亡於傷寒之疾。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張仲景，東漢末年傑出醫學家。名機。傳曾任長沙太守，因又稱“張長沙”。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人。少時於洛陽遇同郡何顒，顒謂之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名醫。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後在荊州遇王粲，時年二十餘，謂其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服五石湯可免。粲受湯勿服，後果如其言。東漢末年疫病流行，死者甚眾。張仲景宗族亦死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張仲景痛感之餘，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精研《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著，撰成《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其立方法度嚴謹，被後世尊為“眾方之祖”，後經整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書流傳。被後世尊為“醫聖”。
內容簡介
張仲景繼承了《黃帝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結合當時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豐富經驗，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辨證論治原則，使祖國醫學的基礎理論與臨證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現將《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書分別加以敘述：
1.《傷寒論》與六經辨證
《傷寒論》的六經辨證，直接淵源於《黃帝內經》。張仲景十分重視《內經》的研究，尤其對《素問·熱論》等篇下過很深的工夫。《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這既是《內經》對熱性病病因所作的分析，又是給傷寒病所下的定義。故張仲景直接把熱性病稱為傷寒病。傷寒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傷寒是外感熱性病的總稱，其中包括許多急性傳染病在內；狹義的傷寒則專指傷於風寒而言。張仲景所論為廣義的傷寒。
《內經》對於外感風寒的疾病已經初步提出了六經傳變的問題。《素問·熱論》曾經指出:“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幹，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髒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幹。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幹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幹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髒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洩而已。”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內經》對傷寒病的發病過程、主要證候、治療原則等，已有了基本的認識，為觀察分析外感熱性病提供了某些理論依據。但是，《內經》把傷寒病的病程簡單地歸結為十二天，而且認為是按順序一天傳一經，似乎毫無例外，在治療原則上，規定三日以內用汗法，三日以上用下法；對本病的不同表現又按五臟加以分型，這些論述有的未免過於機械，不一定符合臨床實際。
張仲景在《素問·熱論》的基礎上，考察了整個外感病的發展變化過程。根據病邪侵害經絡、臟腑的盛衰程度、病人正氣的強弱，以及有無宿疾等條件，尋找發病的規律，並且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這些都總結在《傷寒論》一書中，此書分十卷，共計397條，概括起來即是以六經論傷寒。張仲景參照《素問·熱論》六經傳病的原則，把外感熱病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所呈現的各種綜合症狀概括為六個類型，即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並以此作為辨證論治的綱領。任何一個類型都不是一種獨立的疾病，而是外感熱病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或病程的某個階段所呈現的綜合症狀。六經彼此之間有一定的有機聯繫，並且能互相傳變。張仲景繼承發揚了《內經》中有關六經傳變的合理內容，揚棄了其中某些簡單機械的論述，認為每個病人的具體情況不同，外感病不一定按照六經的次序或規定的日期傳變。因此有的傳，有的不傳，有的為循經傳，有的為越經傳，還有的直中某經；有的病在一經，有的還可二經、三經並病或合病；病邪在某一經的時間可能是二三日，也可能延長至七八日不等。總之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這樣就比《內經》所論高明得多，也更加切合臨床實際。
關於六經的具體所指，亦有不同看法，六經究竟是指手六經，還是指足六經？宋代朱肱《南陽活人書》說是指足六經，即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但實際上足經生病與手經密切相關，如足陽明胃經的腑證腹有燥屎，就與手陽明大腸經有關；少陰篇所述脈微細，但欲寐等證，不但與足少陰腎經的腎陽衰相聯繫，而且與手少陰心經的心陽虛衰有關。因此六經病應當包括足六經和手六經，也就是十二經，而十二經又絡屬各個臟腑，這樣，就把疾病的發生、發展、傳變與整個臟腑經絡相聯繫起來，所以張仲景的六經辨證，實際上乃是整個臟腑經絡學說在臨床上的具體運用。在六經病中，三陽病多屬熱證、實證，三陰病多屬於寒證、虛證。由於經絡與臟腑相連屬，所以傷寒病在傳變過程中，在證候變化方面，有表裡之分，寒熱之異，虛實之別。在表裡寒熱虛實中，又以陰陽為總綱，這就為後世的八綱辨證奠定了基礎。
《傷寒論》較詳細地介紹了六經辨證的特點，論證明悉，施治精當，能具體指導臨床實踐，現分別簡介如下：
(1)太陽病：外感熱病的初期階段，主人體之表，主要症狀為惡寒、發熱、頭項強痛等。太陽病可分為太陽經證即太陽表證，還有太陽腑證。太陽表證又可分為三種情況，除了發熱、脈浮、頭痛是共同的症狀以外，凡汗出惡風、脈浮緩的稱為中風，屬太陽表虛證。凡汗不出，惡寒而脈浮緊的稱為傷寒，屬太陽表實證。發熱而渴，不惡寒的為溫病。表虛證宜調和營衛，當用桂枝湯解肌發汗；表實證宜開腠理，驅寒邪，須用麻黃湯發汗解表；溫病則宜辛涼解表。還有邪入膀胱的蓄水證和蓄血證，稱為太陽腑證。蓄水證用五苓散化氣利水。蓄血證則用抵當湯等祛除瘀血。
(2)陽明病：為裡實熱證，是一般外感熱病呈現高熱，不怕冷，口渴，汗出，熱不退，大便燥結，神昏譫語，脈象洪滑有力，舌苔黃厚等一系列症狀。陽明病可以分為“經證”和“腑證”兩大類型。經證是指邪在陽明經，多系散漫無形之熱，症狀表現有高熱、自汗、大渴引飲、脈搏洪大等；腑證是病邪在陽明胃腑，有燥屎結聚，將出現潮熱、便秘、腹滿、脹痛、譫語、脈實等症狀。凡陽明病，多用清、下兩法治療。對陽明經證的散漫無形之邪熱，須用白虎湯清解。對陽明腑證結聚有形之燥屎，當用承氣湯瀉下。承氣湯有三種：凡治心煩腹脹滿者，宜用調胃承氣湯；治譫語、潮熱、腹大滿而不通的，可用小承氣湯；治譫語、潮熱、腹滿痛而拒按者，則用大承氣湯。此外還根據腸中津液枯燥因而導致大便困難等情況，改用麻子仁丸、蜜煎導法或豬膽汁導法等同樣可以收到潤下通便的作用，有的更適合於治療虛人之大便秘結。
(3)少陽病：係指外感熱病呈現口苦、咽乾、目眩、耳聾、目赤、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不欲食、脈弦等症狀者。這是半表半里證，宜用小柴胡湯和解，一般忌用汗、下兩法，但可視其兼證情況而分別斟酌用之。如少陽病兼有表證，則可兼用解表法，宜用柴胡桂枝湯；如兼有裡證，可兼用瀉下法，宜用大柴胡湯或柴胡加芒硝湯等。這就必須辨證全面而準確，才能加減化裁得當。
(4)太陰病：這是陰經病之一。陰經病多從三陽病傳來，一般不發熱。太陰病常見腹滿、嘔吐、腹瀉、口不渴、食不下、脈緩等症狀。雖與陽明病同屬裡證，但性質相反，前者屬實證、熱證，後者屬虛證、寒證。陽明病系胃腸燥熱的裡實熱證，而太陰病是脾胃虛寒的裡虛寒證。對於太陰病的治療，宜以溫中焦、助脾陽、祛寒、燥溼為主，理中湯則是常用方劑。
(5)少陰病：亦屬裡虛證。此病常見脈細微，四肢厥冷，嗜睡，畏冷蜷臥，渴喜熱飲，飲而不多等症狀。這是少陰本證，屬於心、腎之陽兩虛，多系陽氣衰微，營血不足。治療一般宜回陽救逆，溫經散寒，須用附子、真武、四逆等湯急救。少陰病的另一種情況，就是陰極似陽，裡真寒而外假熱，反而出現發熱、面赤、煩躁等症狀。治療當以逐寒回陽為原則，急用通脈四逆湯或白通加豬膽汁湯主治，不可誤認為熱證而用苦寒之劑攻治。
(6)厥陰病：這是比較嚴重的陰經病。在臨床症狀上，表現比較複雜，主要是上熱下寒，以及厥熱勝復等。對於厥陰病的治療，只能因證而異，不可拘泥一法。上熱下寒證多由誤治而來，治療此病之方藥宜寒熱並用。如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可用烏梅丸治之。此方味酸苦辛俱備，寒熱並用，邪正兼顧。對於厥證，如血虛寒滯，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者，可用當歸四逆湯溫經散寒，養血通脈。蛔厥則用烏梅丸安蛔止痛，寒厥用溫法施治，熱厥則以清法治之。張仲景再三強調，治療厥病尤當細心辨認證候的熱多寒少，寒多熱少，並掌握病機的進退，及時治療，才不致貽誤病情。
《傷寒論》除了介紹各經病證的特點和相應的治法之外，還說明了各經病證的傳變、合病、並病，以及因處治不當而引起的變證，壞證與其補救方法等。通過六經證候的歸納，可以分清主次，認識證候的屬性及其變化，從而在治療上可以掌握原則性和靈活性。正如《傷寒論》第十六條所說:“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這是張仲景對辨證論治原則所作的最扼要、最精萃的概括。總之，張仲景強調在辨證的基礎上進行治療。對三陽病以消除病邪為主。對三陰病，則以恢復機體抗病能力為其基本治療原則。在辨證論治的過程中，既有嚴格的原則性，又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真正做到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
2.《金匱要略》的基本內容
《金匱要略》以疾病分篇，全書共二十五篇，內容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婦等科。其中外科僅一篇，有關婦產科的三篇，有關急救及食禁等內容的三篇，其他十八篇全是內科病的辨證治療。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冠於全書之首，是全書的總綱。本篇對雜病的預防、病因、病種、傳變、診斷方法及治療原則等，均有概括的論述。它很重視疾病預防，開篇即寫道：“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這裡繼承發揚了《內經》“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預防思想，並把能否掌握早期治療、積極防止病情傳變作為區別“上工”和“中工”的標誌。本篇還最早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病因學說，它明確指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這是最早把病因分為三類的論述，後來南宋陳言的三因學說，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從第二篇至第十七篇以及第十九篇，是專論內科病的部分，佔全書的三分之二以上。這些篇章分別論述了痙、溼、暍、百合、狐惑、瘧疾、中風、歷節、虛勞、肺痿、肺癰、奔豚、心痛、咳嗽、上氣、腹滿、宿食、痰飲、消渴、水氣、黃疸、吐血、反胃、腹瀉等三十多種病證，都是常見的內科疾患。
第十八篇為外科，論述了瘡癰，腸癰，浸淫瘡等疾患。第二十至二十二篇專論婦產科，敘述了妊娠、產後及婦人雜病的脈證和治療。這些均為後世有關專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二十三篇記載了救自縊、溺死、中暑(暍)、墜馬及卒死等的急救方法。如救自縊死：“徐徐抱解，不得截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手少挽其發，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還配合按腹及按摩屈伸四肢進行急救，這是最早關於人工急救法的具體記載。第二十四、二十五兩篇，共論飲食宜忌及中毒的搶救，對後世影響亦較深。但從二十三至二十五篇，是否為張仲景之原著，歷代醫家有不同看法，一般認為這三篇大約為後人所附。清人陳修園曾經指出：“按《金匱》自二十三至二十五篇，前賢斷為後人所續，刪之不使朱紫之混，確有卓識；然竟刪之，恐嗜古者有闕而不全之憾，不如姑存其說，以供參考。”陳氏之說是不無道理的。《金匱》第二十三篇明明說：“右療縊、溺、暍之法，並出自張仲景為之，其意殊絕，殆非常情所及，本草所能關，實救人之大術矣。”此段文字顯系第三者的語氣，並非出自張仲景的手筆，其為後人所撰是無疑的。但也不能排除上述一些治法是從張仲景那裡流傳下來的。
《金匱要略》同樣繼承了《內經》的思想體系，書中運用了《內經》的陰陽五行、 臟腑經絡學說，並以此作為辨證論治的理論依據。在診斷方面，不僅綜合運用瞭望聞問切四診，而且對舌診和脈診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如該書“腹滿寒疝宿食第十”說：“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意即腹滿拒按、舌苔發黃的病人，應當採取下法治療，經攻下之後舌上黃苔自然會消失。舌苔既是辨證的依據之一，又是檢驗療效的標誌之一，這就說明了舌診的重要性。在脈診方面，有所謂舍證從脈或者舍脈從證的提法，脈與證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同一種脈象，可以見於幾種不同的疾病，如瘧疾多見弦脈，而胸痺、寒疝、痰飲、腹痛等亦可出現弦脈。即使是同一種疾病，又因體質、證候及病位等的不同，也可以呈現多種不同的脈象。如該書“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第六”所指出的那樣：“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因此《金匱要略》強調脈證合參，進行綜合分析，反對孤立片面地看問題，這無疑是從臨床實際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
通過現存《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的分析，可以看出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實際上已經概括了中醫的望聞問切四診，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綱，以及汗、吐、下、和、清、溫、補、消(利)八法，理、法、方、藥齊備，正式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並用以具體指導臨床實踐，為後世臨證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傷寒雜病論》對方劑學的貢獻
方劑學與臨證醫學的關係極為密切，為了適應臨證醫學發展的需要，方劑學必須得到相應的發展。早在《內經》所載醫方中，對半夏湯的配伍、煎法和服法已經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居延漢簡中關於醫藥方劑的記載，特別是武威出土的漢代醫藥簡牘中的醫方，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東漢以前的方劑學水平。到了東漢末年，通過張仲景的臨床運用和總結，使方劑學有了空前的發展和提高。《傷寒論》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因其中的禹餘糧丸有方無藥，《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複，兩書實際收方269首)，使用藥物達214種，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故被譽為“方書之祖”。
《傷寒雜病論》在方劑學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最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提出了完整的組方原則
中醫處方並非許多藥物的雜亂混合，而是有著嚴密的組方原則。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對方劑組成，以及方中藥物的加減化裁等，均提出了較嚴格的要求。試以麻黃湯為例。這是治療惡寒、發熱、頭痛、骨節疼痛、脈浮緊、無汗而喘等傷寒表實證的方劑，藥僅四味，卻充分體現了君、臣、佐、使相配合的組方原則。該方以麻黃為君，疏表發汗以散寒，宣利肺氣以平喘，在方中起主導作用，故稱為君藥。桂枝為臣，可溫經通陽，發汗解肌，既可助麻黃以發表，又能解肢體之痠痛，可以起輔助君藥的作用，因而稱為臣藥。杏仁是佐藥，助麻黃平喘。甘草系使藥，在方中起調和諸藥的作用。根據病情變化和兼證的不同，處方又有所加減化裁。如麻黃湯倍麻黃，加石膏、生薑、大棗即成為大青龍湯，用以主治風寒表實證而兼有內熱煩躁者，並治風水腫。麻黃湯減去桂枝，加薏苡仁，又成了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用以主治風溼一身盡痛，午後發熱較甚者。由此可知，張仲景的組方原則既很嚴格，又有較大的靈活性，這正是為了適應“隨證治之”的需要。
（2）將八法具體運用於方劑之中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已經運用了八法。所謂八法，即汗、下、吐、和、溫、清、補、消(利)等八種治療方法。汗法實際上是指解表，書中所載桂枝湯、麻黃湯系辛溫解表劑，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則用於辛涼解表，麻黃附子細辛湯卻是溫經解表。其他各法亦綜合運用，如瓜蒂散用於催吐，屬吐法；諸承氣湯為峻下，麻子仁丸為緩下；柴胡湯用於和解表裡，屬於和法；四逆湯、附子湯等為溫法；白虎湯用來清除陽明經證之實熱，是清法；用於治療陰虛血少、心陽不振而脈結代的炙甘草湯乃補法；用於治療乾嘔食臭的生薑瀉心湯則是消法。運用八法治病，其總的原則不外乎扶正祛邪。如大承氣湯攻下，瓜蒂散催吐，是為了祛邪；而炙甘草湯治脈結代則是為了扶正。也有一些方劑攻補兼施，祛邪與扶正並重，如白虎加人參湯，既可祛實熱之邪，又可補津液之虛。十棗湯先瀉水飲乃是祛邪，後進稀粥乃是扶正。方劑學的發展，為八法的運用創造了條件，而八法的運用，更加促進了方劑學的發展。
（3）創造了許多劑型
在《傷寒雜病論》中，所創造和運用的方劑劑型種類之多，更是遠遠超過以往醫學文獻及竹簡帛書所載的醫方內容。據初步統計，該書所載方劑大致有湯劑、丸劑、散劑、酒劑、洗劑、浴劑、燻劑、滴耳劑、灌鼻劑、軟膏劑、肛門栓劑等不同類型。單是《金匱》“婦人雜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二篇”中，除了記載一般方劑外，還提到了“紅藍花酒”、“礬石丸方”、“蛇床子散方、溫陰中坐藥”，“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從這些不同劑型及其不同使用方法來看，也說明了治療手段的不斷增加。這不僅是方劑學的一大進步，而且是臨床醫學不斷得到發展和提高的標誌之一。
（4）記載了大量有效的方劑
書中所載方劑，大多療效可靠，切合臨床實際，這些都是經實踐檢驗而至今屢試不爽的有效方劑。如治療陽明熱盛及暑熱的白虎湯，主治脾陽不運所致痰飲的苓桂術甘湯，治療表有寒而裡有熱的大青龍湯，治療懸飲的十棗湯，治療黃疸的茵陳五苓散，治療胸痺、心痛徹背的瓜蔞薤白半夏湯，治療乾嘔、噦逆的橘皮竹茹湯，治療虛勞腰痛、消渴等病的腎氣丸，治療虛勞和虛煩不眠的酸棗仁湯，治療先便後血的黃土湯，治療熱痢下重的白頭翁湯，治療腸癰的薏苡附子敗醬散、大黃牡丹皮湯，治療婦人經漏或胎產前下血的芎歸膠艾湯等，都是後世常用的方劑，有的甚至還擴大了使用範圍。如腎氣丸，用於治療消渴(包括糖尿病等)及腎虛腰痛等症。今天常用於滋陰補腎的六味地黃丸，實際上也是在腎氣丸的基礎上加減化裁出來的。
流傳版本
本書在流傳過程中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書。《傷寒雜病論》問世以後，由於戰亂等原因，成書不久即散亂於世。西晉時，太醫令王叔和搜採傷寒部分整理撰次，編纂成《傷寒論》。北宋治平二年（1065）由校正醫書局林億等將其整理校勘，並刊刻頒行。現存主要版本有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趙開美校刻《仲景全書》本、日本寬政九年（1797）刻本、1912年武昌醫館刻本、1923年惲鐵樵據明萬曆趙開美刻本影印本。1991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劉渡舟《傷寒論校注》本，是為晚近之通行本。
至北宋時，翰林學士王洙在宮藏書匱中發現蠹簡本《金匱玉函要略方》，書分上、中、下3卷，實為《傷寒雜病論》的節略本。北宋校正醫書局校勘《金匱》時，依據此本，刪去上卷傷寒部分，保留中、下兩卷雜病和婦人病兩部分，並把下卷方劑分列各證之下，重新編成《金匱要略方論》，分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並由此演變出各類版本。北宋校正醫書局校勘的《金匱要略方論》初刊在宋治平三年(1066年)，但原刊本已佚。南宋時有一版本為書帕本，此本雖已早佚，但現存一種明代無名氏據南宋書帕本的仿刻本，曾收藏於日本聿修堂中，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亦存一部。元代根據南宋書帕本的復刻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種，書名為《新編金匱方論》，卷首有“鄧珍序”，作序時間為“至元庚辰”(1340年)，這是現存最早的一種《金匱要略》刊本。明代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趙開美在刊《仲景全書》時據鄧珍本重新刊刻的《金匱要略方論》(稱趙開美本)，為現存較早、且為國內學者公認較好的《金匱》傳本。明嘉靖年間(約1522年～1566年)俞橋氏刊《金匱要略方論》(稱俞橋本)，1929年商務印書館所編《四部叢刊》中之《金匱要略》初印本即據俞本影印。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吳勉學校刊《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時刊入《金匱玉函要略方論》(稱《醫統正脈》本)。《四部叢刊》第2次刊印(即1936年印本)改用吳本，不再用俞橋本。清以後刊本較多，主要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文瑞堂刊本，康熙六十年(1721年)寶綸堂刊本，光緒二十年(1894年)成都鄧氏崇文齋刊本，以及1912年江東書局石印本，1954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64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排印本等。
校注整理
《傷寒雜病論》問世以後，由於戰亂等原因，成書不久即散亂於世。西晉時，太醫令王叔和搜採傷寒部分整理撰次，編纂成《傷寒論》。北宋治平二年（1065）由校正醫書局林億等將其整理校勘，並刊刻頒行。
北宋時，翰林學士王洙在宮藏書匱中發現蠹簡本《金匱玉函要略方》，書分上、中、下3卷，實為《傷寒雜病論》的節略本。北宋校正醫書局校勘《金匱》時，依據此本，刪去上卷傷寒部分，保留中、下兩卷雜病和婦人病兩部分，並把下卷方劑分列各證之下，重新編成《金匱要略方論》，分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並由此演變出各類版本。
書評序言
《傷寒卒病論》集
論曰：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雲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濛濛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
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餘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影響評價
《傷寒雜病論》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自成書以後，一直指導著後世醫家的臨床實踐，並遵循六經辨證的原則，治療外感熱性病，而以臟腑辨證的原則治療內科雜病，就連處方也多用該書原方。歷代許多有成就的醫學家，如唐代的孫思邈，宋代的錢乙、龐安時、朱肱、許叔微，金代的成無己、劉完素、張子和、李杲，元代的朱震亨，乃至明清時期的許多醫家，無一不重視《傷寒雜病論》的研究。歷代醫家都很推崇張仲景的著作。梁代陶弘景說:“唯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序例》)。唐代孫思邈也說：“傷寒自古有之，名賢俊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未能鑽仰”(《千金翼方·卷九》)。金代劉完素認為《傷寒雜病論》“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素問玄機原病式》)。李杲進而讚頌說：“易水張先生曰：仲景藥為萬世法，號群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為師矣。”朱震亨亦頌揚說:“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慾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明代呂複評價說:“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清人方有執指出：“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方法俱備，唯仲景此書”(以上均見於黃竹齋《醫聖張仲景傳》)。日人尾臺榕堂氏說:“長沙為千古用方之祖，然其方則鹹出於三代聖賢之精製，長沙特集其大成耳。其方簡明正嚴，條理秩然，寬猛之治，和攻之法，無不周詳賅備。故苟能講悉諳練以精究其意，推廣其義，則萬病之治可運之掌也”(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二十三·方論》)。自唐宋以來，《傷寒雜病論》的影響遠及海外，日本、朝鮮及東南亞等地均有不少人研究仲景學說。日本的漢方醫學家們不僅認真鑽研《傷寒雜病論》，而且直接採用該書的原方治病，還把其中的某些方劑製成成藥，廣泛應用於臨床。
審核：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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