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他是20世紀我國的主要人物之一，我國國民黨政治家，大半生縱橫政海，曾歷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國民黨秘書長、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等各項要職。特別作為有留美佈景的教育部長，在戰亂時期對我國教育工作的開展做出了卓著的奉獻。國民政府遷臺後移居美國，潛心研討中華文明，推動中醫藥的開展和國際認可，晚年極力推動海峽兩岸的溝通。
陳立夫先生一貫對中醫藥情有獨鍾，早在上世紀20年代便與祖國傳統醫學結下不解之緣，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他炮製的《廢止中醫中藥決議案》，此舉一出，全國上下輿論譁然，江南名醫奚可階出於義憤率先聯合全國中醫界名流，蔣文芳、方慎庵、長沙曾覺叟等，在上海寧波同鄉會（一說上海總商會）召開全國中醫學界聯合會議，會上組成代表團赴南京請願，立即得到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立法院法制委員長焦易堂的支持，後來蔣介石迫於全國輿論的壓力，民意難違，才下令撤銷廢止中醫中藥的一切禁令。
陳立夫認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為世人所共有，”“在醫學方面，如果中醫和西醫均有治一種病的特效藥和特效治法的發明，我們應該使其並存。如中醫有桑葉、薄荷發汗，西藥有阿斯匹林發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來打倒桑葉、薄荷，使鄉間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買西藥不可”。他堅決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並決心為融合中西醫兩種醫學理論體系而努力。他反對把“中醫現代化”看作是“中醫西醫化”，主張中西醫各取所長、攜手並進。“中西醫合作具有遠大的前景和意義，要在前進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誡中醫界必須虛心學習現代科學知識，不要自我陶醉；並要求西醫要相信中醫，不要妄自尊大。這樣“二者如能精誠合作，通力研究對方之所長，則能為創新世界上最新之醫學奠定堅實的基礎”。對臨床診療疾病的方法，陳立夫主張以療效為衡量標準。“登山千條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醫之法還是西醫之法，無論是藥物療法還是非藥物療法，都必須根據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輕視任何一種治病方法。
陳立夫最反對某些人把單味藥的某些成份當作該藥唯一功用的做法。並猛烈抨擊說這樣一來只能把中藥研究引向沒有希望的死衚衕。同時，他對把動物試驗強加於人體的實驗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見，認為動物試驗也有許多不科學之處，不能以此為藉口來否定中醫。經幾千年對人來做臨床實驗所得的統計資料，就是今日之中醫；用老鼠、兔子等動物，經百十次的實驗所得到的統計資料，再用之於人，就是今日之西醫。前者缺乏數千年書面的統計，而其實驗對象為人；後者有數百次實驗的書面的統汁，而其實驗對象先為動物再及於人，後者其表面上較為慎重，而實際上動物與人究有不同，所以問題在於信仰與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瀉無疑，而對小白鼠來說則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試驗結果用之於人體，豈不謬哉！他始終認為，中藥的藥理研究必須從藥物配伍入手、從複方研究入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從而使中藥的現代研究更具有中醫特色。
“我是採礦工程師，對於科學並不陌生，我深惡不學而好武斷的人，所以我反對對於未讀過一本中醫藥書籍的人，就一口認定中醫為“不科學”。科學必須根據事實，無事實而遽作結論，其本身頭腦就是不科學”。如中藥的花、葉、根、莖各藥用部位的藥用效能分得很清楚，這就是科學；又如大黃用得少會健胃，輕度利尿，過量又會引起腹瀉。這些都是累積幾千年的人身實驗所得到的科學實驗結果。我們老祖宗以生命換取的寶貴經驗，國人怎可將它看成一文不值，這點我不贊成。“中醫靠祖宗吃飯，西醫靠外國人吃飯”。我們要設法創造自己的東西不要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別人的東西來砸自己的東西，這是最不應該，最錯誤的觀念。我們千萬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們聰明，在人文科學方面，我們遠超過於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前認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現在經過英國李約瑟博士的發掘，證明許多東西，中國人早有發明，醫學亦然，西人的觀念都已經漸漸改變了，獨有我們的崇洋自棄者還在入迷。中醫之復興，是中華文化復興之一環，這絕對不是復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內，而是應融會中西醫藥學二者之所長，以創造世界最新最進步的醫藥學。真理無中西之分，文化成果應為全人類共享，西醫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為其它科學專家所發明，非西醫所可自詡為獨有，中醫儘可使用。
陳立夫先生值得人們永遠記憶的，是他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醫藥事業發展方面所作出的貢獻。陳立夫返臺後除了讀書娛樂，不過問政治，專心推行中醫之學並提倡“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他擔任臺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30餘年，大力促進臺灣中醫中藥事業發展，推動臺灣中醫教育，大力推進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被譽為臺灣中醫中藥事業的守護神。他認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為世人所共有。”在醫學方面，如果中醫和西醫均有治一種病的特效藥和特效治法的發明，我們應該使其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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