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熟人社會，沒有過硬的關係往往難以在各行各業取得發展，在政治領域中，朋黨以及衍生而來的“朋友圈”文化也是揮之不去的現象，各級官員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結成朋黨、幫夥、派系和集團，為己方謀取個人和集團利益。團體成員之間相互依靠，彼此迴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外力難以撼動。

從隋唐時期開始，科舉取士逐漸成為朝廷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到了宋朝之後，科舉取士的規矩逐漸規範，錄取人數大增，獲得舉人或進士出身，成為在官場發展的主要途徑。值得注意的是，參加科舉考試在同一年獲得各級功名，類似於後世的同學關係，被視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透過這層關係形成的情誼，也就是所謂的“年誼”，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鄉誼一樣，年誼在發展演變過程中，以同年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合力影響下，原本類似於同學關係的年誼也逐漸異化，並由此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年誼的由來和發展

通常情況下，年誼是與“同年”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社會學領域，社會群體大致可分為血緣群體、地緣群體、業緣群體、趣緣群體。“同年”大都是業緣群體，即因職業或工作關係而結成的社會群體。古代同年和年誼可謂是源遠流長，如先秦時代私學興盛，孔子門下有三千弟子，李斯和韓非也都曾在荀子門下就讀，他們之間的關係都可以稱得上是同年和年誼。但真正將同年和年誼關係系統化正規化，還要到了兩漢時期。兩漢時期以舉孝廉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各郡縣長官將轄區內符合條件的人才推薦給朝廷。

陳壽的《三國志·魏書》雲：“魏武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時。”

從隋唐時期開始，科舉取士逐漸成為了封建統治者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在科舉考試中，並非所有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都能稱為“同年”；在不同年代，“同年”涵蓋的範圍也不一樣。“同年”與年齡無關，而是古代科舉考試中被同榜錄取的舉子之間的稱謂，又稱“同年生”。

在隋唐時期，只有在科舉考試中考取進士的才被稱為同年，《唐國史補》記載:“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 宋元時期基本上延續了這種做法。明清時期是古代科舉取士制度發展的巔峰期，對同年和年誼的理解範圍也有所擴大。除了在會試和殿試中考取進士以外，參加鄉試中的同榜舉人，會試中的同榜貢士，也稱“同年”。 顧炎武在《生員論》中說：“同榜之士，謂之同年。”這些新科舉子往往與主考官之間建立起一種官場上的縱向聯繫，而通過“同年”關係形成一種橫向聯繫，為他們日後的仕途發展奠定了一定的人脈基礎。

進士及第

古代科舉考試

年誼帶來的影響

在科舉制度下，經過寒窗苦讀，通過參加各級科舉考試，最終在獲得舉人乃至進士出身，往往是在仕途發展的主要途徑。能夠考取進士和舉人往往都是當時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這些士人剛剛步入官場，沒有那麼多官場糾葛，往往彼此之間感情相對單純，很容易因興趣和才學形成比較牢固的聯繫。為聯絡情感，同年中進士或舉人的士人通常要舉辦同年會，並按照慣例按年齡順序編纂一份名錄，稱同年錄，又稱同年譜。同年錄一般“書姓名字裡齒行家世，附以他 日宦歷所至者”。編纂同年錄是為了友道，“崇世誼也”。應該說，能夠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就意味著要經歷宦海沉浮，有的人能力加機遇，很快得以脫穎而出，位居高官，有的則因時運、能力等因素，仕途蹉跎，壯志未酬。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身居高位的同年進士或舉人利用手中的薦舉權，彼此扶持維護，對王朝的政治發展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通過同年薦舉，幫助同年官員們拓展仕途、同年薦舉對於個人的仕途有一定幫助，尤其是同年之中有位居高位者，其仕進的幾率就會有所增加。

《新唐書·卷一六二》載：“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

二是通過互相薦舉，維繫同年之間的權勢地位。北宋名相王安石進士出身，跟當時禮部侍郎吳待問的兒子吳充是同年，雙方關係密切，後來王安石把女兒嫁給了吳充的兒子吳安特；在王安石參加公務員選拔考試時，吳待問做了他的擔保人；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變法，同年兼親家吳充是他的得力助手，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變法失敗請求退休，又大力舉薦吳充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替自己主持朝政。

三是雖然出身不同，但是同年之間年誼深厚，往往愛屋及烏，恩澤延續到下一代。宋人非常重視科甲之情，視同年如兄弟，視同年子侄如自己子侄。同年之間除了在官場上援助外，同年家庭成員和境況也是他們關心呵護的內容之一。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進士的沈嚴，與范仲淹、蔡齊、滕宗諒為同榜進士。沈嚴及第後仕途坎坷，在同年蔡齊的薦舉下才得以升遷，但不久後卒於任上，沈家生活遂無著落，滕宗諒資助其喪葬事，范仲淹為其寫墓誌銘，之後蔡齊又出資嫁其女。沈嚴生前卒後得到眾多同年的相助，足見同年之誼在他們心中的分量之重。

無獨有偶，蘇軾的弟弟蘇轍與黃好謙同年中進士，年誼深厚，直到黃好謙死去很多年，蘇轍仍跟黃好謙的兒子保持著聯繫，甚至在其子死後還情真意切地寫道：“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

四是對於身處官場的士大夫而言，仕途險惡、一旦陷入風波之中，其同年交好者往往會不顧風險出手相援。中唐時期，令狐楚與皇甫鎛是同年進士，皇甫鎛受寵時，極力向唐憲宗舉薦，想讓令狐楚做宰相。後來，皇甫鎛推薦方士為憲宗煉製“神仙藥”，宦官陳弘志等人謀殺唐憲宗，對外宣稱唐憲宗是因為服用丹藥暴斃，把罪名推給了皇甫鎛。繼位的唐穆宗因此想要殺掉皇甫鎛。時任宰相的蕭俛，與皇甫鎛、令狐楚也有同年之誼。經過蕭俛和令狐楚的居中周旋，皇甫鎛最後免於死罪，只是被貶為崖州司戶。

《資治通鑑·唐紀》記載：“令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楚為相。後憲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皆鎛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司戶。”

說到“戊戌變法”，可謂是耳熟能詳。但是，鮮為人知的是，當時被慈禧太后逮捕的不止“戊戌六君子”，還有徐致靖和張蔭桓兩人。徐致靖沒有一起上刑場主要得益於李鴻章的鼎力說情。原來，李鴻章和徐家淵源很深，李鴻章和徐致靖的父親徐家傑是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進士，與李鴻章為同科進士，兩人私交甚好。因此，李鴻章找到了慈禧太后的紅人榮祿說情，在榮祿的說情下，徐致靖徐致靖從欽定頭號要犯順利脫身，由“斬立決”改判為“斬監侯”，也就是從死刑立即執行轉為死緩，並在“庚子事變”後被赦免出獄。

年誼的異化演變

與其他人際關係一樣，年誼原本是考取進士或舉人的士人之間的同窗之情，情意相對單純，但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同年關係也就越來越被官場上人物視為必然，而彼此之間相互關照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這種科舉制度造成的特殊的人際關係很快就被官場人物作為升官保官的的一種新資源，年誼逐漸異化，從相對單純的同鄉情誼，上升為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同年關係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並由此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一是舉薦援引官員往往只問同年關係，不問學識能力。在官場中，有不少有能力才華的官員因各種原因得不到升遷，處於科甲出身的高級官員，出於為國選拔人才的角度，“舉賢不避親”，將同年官員重用擢升，也是一樁美事。但是，深受同年和年誼觀念影響的高級官員，舉薦提拔官員往往傾向於同年關係，不問學識能力。

清末著名官場諷刺小說《官場現形記》裡面講有一個依靠師門同年關係升官的故事：過富原來是杭州城門的看守，舉人出身，擔任這一職務已經有17年了，原本舉人出身的他可以擔任更重要的職位，浙江巡撫也曾委派給他幾趟差使，無奈邊富此人能力實在有限，都把差使辦砸了，如此一來，歷任巡撫再也不敢把重要差使交給他辦只讓他去看守城門。後來，邊富的上司撫臺劉中丞出了事，朝廷派欽差下來查辦劉中丞。恰巧正欽差是當年邊富中舉時的老師，跟隨欽差的親信有一個名叫達旗的人，擔任刑部員外郎（相當於刑部副司長），與邊富同年中舉，屬於同年關係。自從欽差進駐杭州之後，原來失意落魄的守門官員邊富，因為自己有了師生和同門的關係網絡終於時來運轉、升官發財。

二是為了維護同年關係，官員不惜代價為違規違法同年官員開脫罪名。由於年誼的情意性和功利性濃厚，維繫與同年之間的年誼對仕途發展和個人名聲非常重要，使得許多身居要職的官員，在同年官員違規違法的時候，放棄為官之道，大力說情斡旋，為同年官員開脫、減輕罪名。以《岳陽樓記》著稱的宋代名臣范仲淹，之所以會應巴陵郡太守滕宗諒（即滕子京）之約撰寫《岳陽樓記》，主要是因為兩人同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7）進士，屬於同年關係，再加上二人於期集活動上相識，之後又同官泰州，彼此友誼深厚。在《岳陽樓記》的開篇之初，關於滕子京為何到嶽州任職，范仲淹只是很含糊地以“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筆帶過。但是，實際上，滕子京來到嶽州並不是很光彩的，他是因為在知慶州時，因私自挪用公使錢十六萬貫遭到御史彈劾，滕子京聽到消息後居然把各種證據付之一炬，本來這是要下牢獄的，但是當時擔任宰相（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極力為其斡旋開脫，最終免去了牢獄之災，只是貶到了嶽州巴陵郡為官。關於滕子京是否有貪腐問題，向來有爭論，但是按照司馬光在《涑水紀聞》記載，滕子京在岳陽任內沒有像范仲淹所說的那樣有政績，滕子京將斂來的錢“置於廳側自掌之”，“（岳陽樓）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范仲淹

三是年誼時常淪落到成為炫耀官場關係或是拉攏個人關係的載體。俗話說，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實際情況中，有同年關係在，即使不在官場，官場關係也可以成為其炫耀的資本。以清代乾隆年間著名的學者袁枚為例，他是進士出身，30多歲就辭官歸隱，是一個著名的美食家，著有《隨園食單》一書，在此書中，袁枚非常巧妙且不厭其煩地將自己的官場關係透露出來，在《隨園食單》提到的官員共有21位。其中可以考證出真名實姓的有19位，其中13位是他的同年——要麼同年中的秀才，要麼同年中的進士。

更有甚者，即使是沒有實質上的年誼，為了拉攏攀附官場關係，也有人假借年誼的名義攀交情，拉關係。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中有一篇有名的《范進中舉》，其中提到了年過五旬的范進輾轉科場三十多年，終於中了舉人，其生活和社會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連當地舉人出身的士紳張靜齋都聞風而動，又送銀子又送房子，“弟卻也無以為敬，謹具賀儀五十兩”，“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明明兩人不是同一年考取的舉人，還要與范進攀年誼：“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

結語

“同年”是科舉時代同一年中榜者的互稱，同年之間雖然非親非故，但彼此出於同窗之誼，締結的情誼也是非常深厚。在宦海浮沉中，同年互為提攜照應，資源互為利用，是很常見的現象，堪稱古代官場上最為穩固的關係之一。同年是士大夫階層為了獲得更多的有效人脈資源，延續仕途和聲望的一種有效結盟方式，彼此有著一致的利益和方向，也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但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年誼作為官場上一種特殊的人際利益感情關係，逐漸趨於異化，從相對單純的同鄉情誼，上升為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同年關係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並由此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三國志》、《新唐書》、《資治通鑑》、《宋史》、《儒林外史》、《隨園食單》、《官場現形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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