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熟人社会，没有过硬的关系往往难以在各行各业取得发展，在政治领域中，朋党以及衍生而来的“朋友圈”文化也是挥之不去的现象，各级官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结成朋党、帮伙、派系和集团，为己方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依靠，彼此回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外力难以撼动。

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取士逐渐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到了宋朝之后，科举取士的规矩逐渐规范，录取人数大增，获得举人或进士出身，成为在官场发展的主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参加科举考试在同一年获得各级功名，类似于后世的同学关系，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透过这层关系形成的情谊，也就是所谓的“年谊”，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谊一样，年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同年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合力影响下，原本类似于同学关系的年谊也逐渐异化，并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年谊的由来和发展

通常情况下，年谊是与“同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群体大致可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趣缘群体。“同年”大都是业缘群体，即因职业或工作关系而结成的社会群体。古代同年和年谊可谓是源远流长，如先秦时代私学兴盛，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李斯和韩非也都曾在荀子门下就读，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称得上是同年和年谊。但真正将同年和年谊关系系统化正规化，还要到了两汉时期。两汉时期以举孝廉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各郡县长官将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人才推荐给朝廷。

陈寿的《三国志·魏书》云：“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

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取士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在科举考试中，并非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都能称为“同年”；在不同年代，“同年”涵盖的范围也不一样。“同年”与年龄无关，而是古代科举考试中被同榜录取的举子之间的称谓，又称“同年生”。

在隋唐时期，只有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的才被称为同年，《唐国史补》记载:“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 宋元时期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做法。明清时期是古代科举取士制度发展的巅峰期，对同年和年谊的理解范围也有所扩大。除了在会试和殿试中考取进士以外，参加乡试中的同榜举人，会试中的同榜贡士，也称“同年”。 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同榜之士，谓之同年。”这些新科举子往往与主考官之间建立起一种官场上的纵向联系，而通过“同年”关系形成一种横向联系，为他们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脉基础。

进士及第

古代科举考试

年谊带来的影响

在科举制度下，经过寒窗苦读，通过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最终在获得举人乃至进士出身，往往是在仕途发展的主要途径。能够考取进士和举人往往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这些士人刚刚步入官场，没有那么多官场纠葛，往往彼此之间感情相对单纯，很容易因兴趣和才学形成比较牢固的联系。为联络情感，同年中进士或举人的士人通常要举办同年会，并按照惯例按年龄顺序编纂一份名录，称同年录，又称同年谱。同年录一般“书姓名字里齿行家世，附以他 日宦历所至者”。编纂同年录是为了友道，“崇世谊也”。应该说，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就意味着要经历宦海沉浮，有的人能力加机遇，很快得以脱颖而出，位居高官，有的则因时运、能力等因素，仕途蹉跎，壮志未酬。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身居高位的同年进士或举人利用手中的荐举权，彼此扶持维护，对王朝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通过同年荐举，帮助同年官员们拓展仕途、同年荐举对于个人的仕途有一定帮助，尤其是同年之中有位居高位者，其仕进的几率就会有所增加。

《新唐书·卷一六二》载：“时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奏劾宰相李绛与季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谓为同年，本非亲与旧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岂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设有才，虽亲旧当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谋，非天子用人意。’”

二是通过互相荐举，维系同年之间的权势地位。北宋名相王安石进士出身，跟当时礼部侍郎吴待问的儿子吴充是同年，双方关系密切，后来王安石把女儿嫁给了吴充的儿子吴安特；在王安石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时，吴待问做了他的担保人；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同年兼亲家吴充是他的得力助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请求退休，又大力举荐吴充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自己主持朝政。

三是虽然出身不同，但是同年之间年谊深厚，往往爱屋及乌，恩泽延续到下一代。宋人非常重视科甲之情，视同年如兄弟，视同年子侄如自己子侄。同年之间除了在官场上援助外，同年家庭成员和境况也是他们关心呵护的内容之一。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进士的沈严，与范仲淹、蔡齐、滕宗谅为同榜进士。沈严及第后仕途坎坷，在同年蔡齐的荐举下才得以升迁，但不久后卒于任上，沈家生活遂无着落，滕宗谅资助其丧葬事，范仲淹为其写墓志铭，之后蔡齐又出资嫁其女。沈严生前卒后得到众多同年的相助，足见同年之谊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之重。

无独有偶，苏轼的弟弟苏辙与黄好谦同年中进士，年谊深厚，直到黄好谦死去很多年，苏辙仍跟黄好谦的儿子保持着联系，甚至在其子死后还情真意切地写道：“同年友朋，异姓弟兄，南北东西，不约而亲，义均同生。”

四是对于身处官场的士大夫而言，仕途险恶、一旦陷入风波之中，其同年交好者往往会不顾风险出手相援。中唐时期，令狐楚与皇甫镈是同年进士，皇甫镈受宠时，极力向唐宪宗举荐，想让令狐楚做宰相。后来，皇甫镈推荐方士为宪宗炼制“神仙药”，宦官陈弘志等人谋杀唐宪宗，对外宣称唐宪宗是因为服用丹药暴毙，把罪名推给了皇甫镈。继位的唐穆宗因此想要杀掉皇甫镈。时任宰相的萧俛，与皇甫镈、令狐楚也有同年之谊。经过萧俛和令狐楚的居中周旋，皇甫镈最后免于死罪，只是被贬为崖州司户。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令狐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故镈引楚为相。后宪宗崩，穆宗欲诛镈，楚与宰相萧俛皆镈同年进士，力救之，乃贬崖州司户。”

说到“戊戌变法”，可谓是耳熟能详。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当时被慈禧太后逮捕的不止“戊戌六君子”，还有徐致靖和张荫桓两人。徐致靖没有一起上刑场主要得益于李鸿章的鼎力说情。原来，李鸿章和徐家渊源很深，李鸿章和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是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两人私交甚好。因此，李鸿章找到了慈禧太后的红人荣禄说情，在荣禄的说情下，徐致靖徐致靖从钦定头号要犯顺利脱身，由“斩立决”改判为“斩监侯”，也就是从死刑立即执行转为死缓，并在“庚子事变”后被赦免出狱。

年谊的异化演变

与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年谊原本是考取进士或举人的士人之间的同窗之情，情意相对单纯，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同年关系也就越来越被官场上人物视为必然，而彼此之间相互关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科举制度造成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很快就被官场人物作为升官保官的的一种新资源，年谊逐渐异化，从相对单纯的同乡情谊，上升为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同年关系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一是举荐援引官员往往只问同年关系，不问学识能力。在官场中，有不少有能力才华的官员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升迁，处于科甲出身的高级官员，出于为国选拔人才的角度，“举贤不避亲”，将同年官员重用擢升，也是一桩美事。但是，深受同年和年谊观念影响的高级官员，举荐提拔官员往往倾向于同年关系，不问学识能力。

清末著名官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讲有一个依靠师门同年关系升官的故事：过富原来是杭州城门的看守，举人出身，担任这一职务已经有17年了，原本举人出身的他可以担任更重要的职位，浙江巡抚也曾委派给他几趟差使，无奈边富此人能力实在有限，都把差使办砸了，如此一来，历任巡抚再也不敢把重要差使交给他办只让他去看守城门。后来，边富的上司抚台刘中丞出了事，朝廷派钦差下来查办刘中丞。恰巧正钦差是当年边富中举时的老师，跟随钦差的亲信有一个名叫达旗的人，担任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刑部副司长），与边富同年中举，属于同年关系。自从钦差进驻杭州之后，原来失意落魄的守门官员边富，因为自己有了师生和同门的关系网络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

二是为了维护同年关系，官员不惜代价为违规违法同年官员开脱罪名。由于年谊的情意性和功利性浓厚，维系与同年之间的年谊对仕途发展和个人名声非常重要，使得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在同年官员违规违法的时候，放弃为官之道，大力说情斡旋，为同年官员开脱、减轻罪名。以《岳阳楼记》著称的宋代名臣范仲淹，之所以会应巴陵郡太守滕宗谅（即滕子京）之约撰写《岳阳楼记》，主要是因为两人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7）进士，属于同年关系，再加上二人于期集活动上相识，之后又同官泰州，彼此友谊深厚。在《岳阳楼记》的开篇之初，关于滕子京为何到岳州任职，范仲淹只是很含糊地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笔带过。但是，实际上，滕子京来到岳州并不是很光彩的，他是因为在知庆州时，因私自挪用公使钱十六万贯遭到御史弹劾，滕子京听到消息后居然把各种证据付之一炬，本来这是要下牢狱的，但是当时担任宰相（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极力为其斡旋开脱，最终免去了牢狱之灾，只是贬到了岳州巴陵郡为官。关于滕子京是否有贪腐问题，向来有争论，但是按照司马光在《涑水纪闻》记载，滕子京在岳阳任内没有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有政绩，滕子京将敛来的钱“置于厅侧自掌之”，“（岳阳楼）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范仲淹

三是年谊时常沦落到成为炫耀官场关系或是拉拢个人关系的载体。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实际情况中，有同年关系在，即使不在官场，官场关系也可以成为其炫耀的资本。以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袁枚为例，他是进士出身，30多岁就辞官归隐，是一个著名的美食家，著有《随园食单》一书，在此书中，袁枚非常巧妙且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官场关系透露出来，在《随园食单》提到的官员共有21位。其中可以考证出真名实姓的有19位，其中13位是他的同年——要么同年中的秀才，要么同年中的进士。

更有甚者，即使是没有实质上的年谊，为了拉拢攀附官场关系，也有人假借年谊的名义攀交情，拉关系。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有一篇有名的《范进中举》，其中提到了年过五旬的范进辗转科场三十多年，终于中了举人，其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当地举人出身的士绅张静斋都闻风而动，又送银子又送房子，“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明明两人不是同一年考取的举人，还要与范进攀年谊：“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

结语

“同年”是科举时代同一年中榜者的互称，同年之间虽然非亲非故，但彼此出于同窗之谊，缔结的情谊也是非常深厚。在宦海浮沉中，同年互为提携照应，资源互为利用，是很常见的现象，堪称古代官场上最为稳固的关系之一。同年是士大夫阶层为了获得更多的有效人脉资源，延续仕途和声望的一种有效结盟方式，彼此有着一致的利益和方向，也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年谊作为官场上一种特殊的人际利益感情关系，逐渐趋于异化，从相对单纯的同乡情谊，上升为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同年关系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参考资料：《三国志》、《新唐书》、《资治通鉴》、《宋史》、《儒林外史》、《随园食单》、《官场现形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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