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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孟森

“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毛澤東

在朱元璋身上，集合了歷史學家和政治人物對於這位平民創業帝王的不吝讚美。面對元末這樣不輸漢末隋末唐末的大亂之局，朱元璋能夠以赤貧之身，重新締造一統甌夏的大明帝國，除了迥異常人的雷霆手段，更有幾分為大歷史所眷顧的“天選”之幸。

歷史總是由無數的偶然組成，因緣際會，合成浩浩蕩蕩的必然大勢。在歷朝開國君主身上，總有這樣那樣的“偶然”之幸降臨，集合為“成王敗寇”的大邏輯。

光武帝劉秀，藉助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雨大風及天降隕石的異象，用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昆陽之戰”，為東漢兩百年天下奠定雄基。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夫之《讀通鑑論》）

昆陽之戰形勢圖。發生在公元23年的昆陽之戰，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不過22歲，能以居劣勢的兵力，在洛陽虎牢之戰單槍匹馬直入陣中，大破十萬眾，活捉了前來支援的竇建德，迫降了王世充，一戰而定天下之北。

（唐太宗）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劉邦），神武同魏祖（曹操），年雖少，命世才也。（《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末唐初天下形勢圖。長江以北以王世充、竇建德勢力最大。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同樣可以找到為上天眷顧的人生印記。

比如，朱元璋一生經歷的三場特殊的占卜。

皇覺寺首卜：是留下，還是逃離？

在朱元璋為父母陵寢親自撰寫的《御製皇陵碑》中，他向天下人，坦白了一件隱情：

那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的一日，當時還叫朱重八的他，收到了少時玩伴湯和的一封信，信中說，天下群雄並起，請他投奔時已割據濠州的元帥郭子興。就在他不置可否之時，這封信的內容卻已經為人所知，被人舉告到官府，恐怕就在一時之間！

友人寄書，雲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朱元璋《御製皇陵碑》）

那時的朱元璋，心慌無措，他選擇向神明祈求前路的吉凶。

杯珓（圖源：網絡，侵刪）

杯珓由兩片形似貝殼的竹片或木片組成，一面凸起，一面扁平。占卜者通過拋擲，觀察它們落地的正反來判斷吉凶，凸面向上為陰，平面向上為陽。杯珓在唐代就已經是習見的占卜工具，韓愈在《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就寫明：“手持杯珓導我擲，雲此最吉餘難同。”到了元末，這種為唐人所習見的占卜技藝，已成為中國人熟知的卜筮代名詞。

杯珓的基本規則很簡單，與“擲硬幣”的原理基本等同，就是請神明幫助做選擇題。分三種情況：“聖盃”（一陰一陽）——表示所請之事可行。“笑杯”（兩陽）——表示說不準，需再請。“陰杯”（兩陰）——表示所請之事不行，也可再請。每一次需拋擲三把，以三把“聖盃”為上上大吉。

這種已被概率論破解的投擲遊戲，成為亂世之中的朱元璋，唯一可以信賴的抉擇方法。

關於這場占卜的過程和結果，在《明史》中的記載非常簡單：

太祖時年二十四，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明史·太祖本紀一》）

而在明萬曆朝國子監祭酒鄧士龍所輯錄的《國朝典故》卷二無名氏所撰《皇明本紀》中，卻留有一段非常詳細而生動的記錄。

《國朝典故》[（明）鄧士龍 輯 許大齡 王天有 主點校]

面對未卜的前途，朱元璋顯得很惶惑。在默誦了經文後，他決定用杯珓向神明問一問前路。

將晚，上（指朱元璋）歸，祝伽藍，以珓卜吉兇，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訖，以珓投之於地，則珓雙陰之。如此者三。（佚名 《皇明本紀》）

第一次投擲時，他心中所想的是：如果神明是讓我逃離皇覺寺去外面避難，就用“兩陽”來預兆，如果照舊留在皇覺寺，就用“一陰一陽”來告訴。結果，他投了“兩陰”，而且一連三把，都是“兩陰”——神明既不讓他逃走，也不讓他留下，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復祝，謂神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可報乎？無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珓如前。”祝既，投珓，如前。神既許之，於心大驚。（佚名 《皇明本紀》）

既驚又懼的朱元璋，採用了另一種證明的方式，在第二次拋擲時，他向神明發問：您既不讓我逃，又不讓我留，難道是讓我投奔起義軍然後獲得平安富貴嗎？如果是，就還是像剛才那樣，連續三次“兩陰”吧。

結果，果不其然，這一次的三把，依舊是“兩陰”。——看來神明已同意朱元璋去投奔義軍了。

復祝曰：“甚恐從雄，願神復與吉兆而往他方避。”祝畢，投珓於地，一陰覆一卓立，特見神意必從雄而後已，因是固守所居。……上深思之，以四境逼近，訛言蜂起，乃決意從諸雄。（佚名 《皇明本紀》）

激動的朱元璋開始了第三次占卜，他向神明禱告：如果您讓我去投奔義軍，那麼就請指明一處方向吧。而這一次，他居然擲出了一個“聖盃”——一陰一陽，運氣以極小的概率、用最明確的方式告訴他，Go ahead,My son.

在朱元璋個人陳述中，這段記錄並沒有那般驚心動魄，但結果與上述史料保持一致。根據一陰一陽的結果，朱元璋聽從湯和的建議，前往濠州投奔郭子興。

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鬱鬱乎洋洋，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朱元璋《御製皇陵碑》）

在投奔的當日，差點成為守門小卒刀下鬼的他，被郭子興僥倖救下，引為親兵，並由此為路徑，娶了相伴他一生的皇后馬氏。

朱元璋的第一場占卜，將他引向了一個風雲變幻的末世賭場。在這一場占卜中，他顯得非常被動，也非常迷惘。所幸，他做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殊不知，僅僅兩年之後，又一場新的占卜正等著他。他會繼續做對選擇嗎？

太平府再卜：是受降，還是誘殺？

時間推進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郭子興於當年去世。紅巾軍劉福通扶持小明王韓林兒建立龍鳳政權。韓林兒故意分而治之，任命郭子興的兒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而將朱元璋任命為排行第三的左副元帥。彼時的朱元璋，早已不是那個投奔義軍的遊方僧，而是成長為佔領滁州、和州的總兵官。因顧忌龍鳳政權勢力較大，只能陽奉陰違，名義上暫時屈居於郭、張之下，但軍政大權未曾假手旁人。

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明史·太祖本紀一》）

在和州，朱元璋遇到了一個比軍權更棘手的問題：糧食沒了，而且還沒有船。

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野先分屯新塘、高望、雞籠山以絕餉道。……五月，太祖謀渡江，無舟。（《明史·太祖本紀一》）

此時，朱元璋的基本盤是滁州

元末群雄爭霸格局。朱元璋所處的位置並不比當年宋太祖的形勢更好，他的大本營位於群雄環伺的四戰之地。

在當年六月，朱元璋終於等來了一份厚禮。有巢湖水軍廖永安、俞通海等率領幾千艘船突破元軍封鎖，慕名來投。新添了千餘隻戰艦的朱元璋軍隊，一鼓作氣，東渡長江，攻克了重鎮採石，並一舉拿下了太平府。此時，距離戰略目的地集慶，已舉目在望。不過，此時的太平府仍是孤子一枚。

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參幕府事，李習為知府。時太平四面皆元兵。（《明史·太祖本紀一》）

很快，朱元璋收到了第二份破題的禮物：扼守雞籠山，投靠元軍的民兵元帥陳野先首先耐不住寂寞，率眾數萬，直攻太平城。朱元璋分別派遣徐達、鄧愈、湯和三路應戰，又派遣軍隊斷其後路，首尾夾擊，抓住了陳野先，降服了數萬之眾。

朱元璋為表誠意，與陳野先歃血為盟，約定以兄弟相待，並將他放歸軍營。在之後的一個月中，朱元璋騰出手來，以太平府為南岸根據地，遣徐達順利攻取了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等地，一時間，攻佔集慶的大勢已成。

但是，這個被迫投降的陳野先，並非善類。

其野先者，密謀於部下，建業不可力攻，必聲攻城而弗戰，少待得脫羈囚，仍與元合。彼既歸矣，陰與元合。……密請元臣左納失裡至營，佯言生擒耳，意在誘上詣營。（佚名《皇明本紀》）

陳野先設計了一個圈套：他假稱抓到了官員左納失裡，請朱元璋親自來他的營中審訊，想借機誘殺朱元璋。這個計策並不高明，但在盟誓面前，朱元璋需找到充分的理由，才可以名正言順地推卻這場可能的危機。

此時，朱元璋早已在長江東岸的太平府駐所當塗籌劃攻克集慶的事情。面對盟友的邀請，他當著諸將的面，先去了兩個地方——當塗的東嶽廟和城隍廟。他要去占卜。

時上（朱元璋）卜於黃山東嶽（此黃山系當塗山名，非今黃山），神弗許；數卜於城隍，連皆一簽耳，亦不許。（佚名《皇明本紀》）

占卜的結果很明確，神明告訴他，此行兇險，不能去。

面對信使，朱元璋沒有回覆要去的意思，而是向陳野先發出了一道命令：等到九月，請陳野先與郭天敘、張天佑合兵，共同攻打集慶。

這一招，其實頗為狠辣。朱元璋並非不知道陳野先的首鼠兩端，他正是要利用這個反覆小人，行一招“借刀殺人”的計謀——借用陳野先的必然叛變，將郭天敘與張天佑這兩位“頂頭上司”送上斷頭臺。或許，保佑這個計策得以順利進行，才是朱元璋在當塗連續問卜的真正動因。

上知彼不誠意，縱軍妄掠，將以為俘囚而斬之，恐驚諸雄，於是血牛馬與彼立誓，立誓後，寧可生縱以歸。（佚名《皇明本紀》）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攻集慶，野先叛，二人皆戰死，於是子興部將盡歸太祖矣。（《明史·太祖本紀一》）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掃清內部障礙的朱元璋，意欲一舉拿下集慶。這一次，他又在當塗向神明求卜。這一次，神明告訴他：此行會很順利。

時採石守謐，姑熟無後顧之憂。復卜於神祠，神乃許行。（佚名《皇明本紀》）

發生在二月末的采石之戰為朱元璋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三月初一進攻集慶的戰鬥更是超乎尋常的順利，陳野先的兒子和侄子所擁有的三萬餘人武裝，盡歸朱元璋所有。

三月癸未，進攻集慶，擒兆先，降其眾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入衛，解甲酣寢達旦，眾心始安。（《明史·太祖本紀一》）

九天之後的三月初十日，集慶城被攻破，元守將福壽戰死，陳野先殘部水軍元帥康茂才投降。朱元璋於當日改集慶為應天府，“江東由是而定”。一個與元大都、陳友諒、張士誠角逐天下的格局，至此形成。

朱元璋將南京選為宅茲中國的首都，除了考慮經濟區位和軍事地位，近故土鳳陽與早年奮戰的感情，也交雜其中。

與24歲上迷惘彷徨的朱重八不同，經歷戰火和人心淬鍊的朱元璋，早已不是一個等待決斷的迷信農民。從這些所謂神明的預告中，他要獲得的，恰恰是人力所不及的精神力量——他要用這些公開向神明卜筮的操作，告訴他的將領，得自於天意的他，會安全地帶領這支農民子弟兵，走向問鼎天下的征途。

劉伯溫三卜：是遇順則止，還是三百單八？

在大明朝已經定鼎的時刻，對占驗懷有特殊感情的朱元璋，請劉伯溫為王朝的命數卜了一卦。

高廟（明太祖朱元璋）嘗命伯溫卜歷數之長短，伯溫卜之曰：「遇順則止。」高廟遂以書手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然此亦聖祖之謙德耳。蓋其取天下於夷狄之手，名正言順，雖湯武不能及。聖子神孫享帝王莫大之業，雖與穹壤共敕可也。所謂三百單八，何足云乎！（梁億《遵聞錄》，輯錄於鄧士龍《國朝典故》卷之六十二）

明末李自成響應讖緯之說，以“大順”為國號起兵反明。

許多歷史學者都對這則充滿讖緯味道的史料抱有某種偏見。認為這段毫無根據的說法，無非是為後世的造反者提供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口實——如李自成（國號大順）、張獻忠（年號大順）、愛新覺羅·福臨（年號順治）。

但該史料值得探討之處恰在於，它是由正德朝進士編纂，由萬曆朝學者收錄，當作者撰寫、編者輯錄之時，民間還沒有迎合讖緯之說，無法用崇禎朝才出現的三位異姓皇帝拿來“反證”。

朱元璋用“拆字法”解構了這句卜辭——順的繁體由“川”“百”“八”組成，諧音“三百單八”。對於傳至三百年的時間，他顯得很滿足。作者梁億在用“華夷之辨”吹捧了本朝的同時，說了一句實在話：聖祖之謙德耳。此處謙德，並非過譽。

對於朱元璋而言，從他問鼎天下的那一刻起，他宵旰圖治，無日無休，都只為這一件事，那就是確保王朝統緒綿延，子孫後代可以按照他的思路，延續朱家天下的統治。三百年的時間，足夠了。

朱元璋為子孫制定的“木火土金水”字輩排行，為元素週期表的漢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朱元璋耗盡六年心血、“凡七謄藁”才定稿的《皇明祖訓》序言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並非是迷信上天之人，他向劉伯溫詢問王朝命數的背後，或有著為子孫後代設計安邦定國之法的良苦用心——只要法已定，人已守，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則王朝必然萬年。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旣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

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 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

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皇明祖訓·序言》）

《皇明祖訓》書影

在這段序言中，我們看不到一個迷信天算、糾結命數的顢頇帝王，有的，只是一位實事求是、注重人生經驗的諄諄長者。無論對錯，這就是他一輩子靠自己走過的成功人生。

上天給不了答案，自己才是答案

當人面臨選擇的時候，拋硬幣是最好的辦法。並不是因為拋硬幣真的會替你做決定，而是在硬幣拋出去的時候你已經知道答案了。《愛情公寓》的這句臺詞，同樣適合六百多年前那個農村青年朱重八。

朱元璋每一次占卜所詢問的，並不是上天給他的答案，而是讓自己冷靜下來，思考那些內心篤定的意見，是否值得自己為之押上未來的命途。幸運的是，每一次杯珓的落地，朱元璋都把正確答案的決定權，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中。

人一旦下定決心，便一往無前，無論譭譽，絕不輕言更改。無論是親冒戰矢死戰陳友諒，還是事必躬親今日事今日畢，甚至身負惡名為子孫計盡罷功臣，朱元璋都做了。這是他在世道磨礪下的個性，也是他長於深思而能成大事的基因。

己丑，友諒悉鉅艦出戰，諸將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前，斬退縮者十餘人，人皆殊死戰。（《明史·太祖本紀一》）

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匕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焉，洎臨朝則一一行之。（徐禎卿《翦勝野聞》）

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於地，命太子持而進，太子難之。帝曰：“汝弗能執歟？使我運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刑餘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徐禎卿《翦勝野聞》）

朱元璋經營的瑰偉人生，不乏有運氣的眷顧，卻絕非是迷信的成功。他用一場無助的杯珓，扭轉了赤貧的命運；卻用有心的占卜，開創了王朝的氣運——明朝的建立，既是元末群雄並起時，求安望治的民意普遍選擇的結果；也得益朱元璋個人精準把握機遇，善於創造條件的極強能動性和卓越領導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朱元璋是一位偉大的占卜師。他為帝國拋擲的“聖盃”，除廕庇子孫之外，連後來的王朝繼承者，都享受著他的恩澤。孟森先生上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治明史時，在講授《開國》一章時，有過一段宏論：

“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韓林兒龍鳳年號，為其後來所諱言，此不考史實而度以小人之心也。明祖有國，當元盡紊法度之後，一切準古酌今，掃除更始，所定製度，遂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漸廢弛則國祚漸衰，至萬曆之末而紀綱盡壞，國事亦遂不可為。……能稍復其舊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其餘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曆以前之規模，遂又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孟森《明史講義·開國》）

《明史講義》（孟森 著）

在這些被歷史迷幻色彩包裹的記錄中，只有朱元璋“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決心和意志，“至難服而朕已服之”的大度和自信，以及七十餘年“人之情偽，亦頗知之”的沉澱與深思，才是引導他面對接踵而至的命運考驗，走向一個又一個勝利，直至開創大明帝國兩百七十六年基業的最初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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