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1936年，即二十七歲時，便寫成了五十萬字的哲學鉅著《中國哲學大綱》。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國哲學的發展演變史。
張岱年（1909年–2004年），曾用名宇同，別名季同，河北獻縣人。中國現代哲學家、哲學史家。
張岱年先生於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任教於清華大學哲學系，後任私立中國大學講師、副教授，清華大學副教授、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80年後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一九九七年張岱年先生擔任席殊書屋專家導讀系統顧問。
《中國哲學大綱》 張岱年 著 商務印書館
作者張岱年從中國哲學固有的體系出發來研究中國哲學，全書分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大部分。作者指出中國哲學認為宇宙是一個變易大流，一切都在變易中，而整個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無窮無盡的變易歷程。書中特別突出了人生論，人我和諧之道的宣示被作者認為是中國哲學的貢獻。中國哲學中的致知論頗為簡略，直截了當地承認物之外在與物之可知。
作者極為重視古代哲學概念的分析和研究，闡發精微。另外，全書引證古代哲學的原始資料極為豐富，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張岱年先生和《中國哲學大綱》
湯一介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張岱年先生最喜歡的兩句話。我想，這也是張先生為人為學的宗旨。我是在1956年才認識張先生的，到現在已有48年了。在這48年中，我們一起經過各種風風雨雨，實在是一言難盡。但張先生的學問和人品，無疑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
1956年秋，我回到北京大學，有幸聽張先生的課，這就是說張先生是我的老師。張先生講課非常認真，不僅簡明精要，有條有理，而他對所用材料的解釋深刻而有啟發性，當時與他同一教研室的同志都是這樣認為的。但在那個年月，我們不可能認識張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也不可能認識張先生為人的寬厚平正，因為我們都是處在被改造的大環境中。只是在這四十多年的時間過程中，我才一點一點認識了張先生，才體會到在他身上所具有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張先生嘗解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說:“宇宙是一剛健的化之流行，因此一個學者應該一生自強不息。”張先生說：“《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載於《張岱年全集》第五卷，第42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這樣就把 “天”和“人”在“息(自)強不息”上統一起來，使人生有了一個極高的生活方向。
馮友蘭先生嘗用孔子的一句話:“剛毅木訥近仁”來說張先生的為人。我認為這話非常恰當，張先生確實是一位有自己堅定信念而忠厚的“仁者”。他一生不追求名利，生活樸素，衣著簡單，而把道德學問作為人生第一要務。與張先生接觸過的人，無不感受到他平易近人，沒有任何架子，和他討論問題，他話不多，循循善誘，引導你自己去思考。張先生是位“仁者”，如大地一樣承載著萬物，真是“厚德載物”了。張岱年先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中國哲學史家，而且是一位頗有創造性的哲學家。這裡我想過《中國哲學大綱》來介紹他學問的博大精深。
我讀先生的第一本書是《中國哲學大綱》，它深深地吸引了我。這本書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不同，它是以問題為綱要把中國哲學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樣使得讀者能對中國哲學的內容及其特點有一個全面的把握。這部書是張先生30年代寫成的，到50年代才正式出版。但我們讀它沒有過時的感覺，甚至到今天，我們還找不到任何一本書可以代替這部《中國哲學大綱》。每當學生問我，學習中國哲學看什麼書時，我定會首先介紹張先生這本書。
《張岱年全集》·增訂版（全5冊）
張岱年 著
中華書局 北京聯合出版社
一、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
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前有“序論”，總論中國哲學，其後三大部分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宇宙論分為兩篇：本根論和大化論；人生論分為四篇：天人關係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人生問題論；致知論分為兩篇：知識與方法論；最後有一“結論”：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死的。張先生這本書的框架可以說是完整地反映了中國哲學的全貌。關於這部書，我覺得處處可以感受到張先生力圖抓住中國哲學的特點來寫的。在開頭的“序論”中把中國哲學的特色分為六點，認為前三點：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最為重要。同樣在《中國哲學之活的與死的》中，張先生更明確的指出：“中國哲學中向無現代英國哲學家懷悌黑所破斥的‘自然之兩分’。中國哲學的宇宙論，未嘗分別實在與現象為二事，未嘗認為實在實而不現，現象現而不實。而認為現即實，實存於現……‘自然之兩分’是印度既西洋中一些派別之大蔽，而為中國哲學之所罕有的。”在《天人合一》一章中，張先生說：“關於人與宇宙的關係，中國哲學中有一特異的學說，即天人合一論。”在《認識·實在·理想》一文中，張先生明確地說：“哲學是天人之學—關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與最高思想之學”。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特質》中說:“中國文化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7年卷，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編，三聯書店1989年3月出版）如果我們把兩位先生的看法綜合起來，也許可以說中國哲學最基本的特點是“一天人”，而“合知行”、“同真善”與“合內外”（就“合”為“人”，而“外”為“天”，則亦可謂“合內外”即“一天人”，但“合內外”亦可謂“合身心內外”，則“心”為“內”，而“身”為“外”矣）是由“一天人”派生的。
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說：“笛卡爾哲學……他完成了或者說極近完成了柏拉圖開端而主要因為宗教上的理由經基督教發展起來的精神、物質二元論……笛卡爾體系提出來精神界和物質界兩個平行而獨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不牽涉另一個。”也就是說，西方哲學曾長期認為，精神與物質是各自獨立的，是互不相干的。而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根本不同，它是以“天人合一”立論的。自古以來，中國哲人都以討論“天人關係”為己任，例如司馬遷說他的《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的書，揚雄說：“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法言·問神》）宋朝哲學家邵雍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程頤進一步說：“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遺書》第十八卷)朱熹說的更是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至始生得之於天；即生此人，則天又有人矣。”天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天，蓋因人之始生得之於天，即生此人，則天又全由人來彰顯。所以“天”、“人”一體。張先生早在30年代就把“一天人”作為中國哲學異於印度和西方哲學的依據，可謂有著極為敏銳的眼光。把握不同民族哲學之相異處或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瞭解一民族之哲學的特點，就可以自覺發揮其自身哲學之特長，又可以吸收其他民族哲學之優長，以克服自身哲學之短。
《心靈與境界》 張岱年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二、“氣”的問題
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中有二章專門討論“氣”的問題，他認為“氣”是中國哲學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以“氣”為根本的學說就是中國哲學中的唯物論。如在《序論》中說:“張載(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的學說最為宏偉淵博，他以氣及太虛說明宇宙。宇宙萬物皆由氣所成，而氣之原始是太虛。氣即是最細微最流動的物質，太虛便是時空，以氣與太虛解說宇宙，實可謂一種唯物論。”照張先生看:“張子的宇宙根本論，實可謂宏大而豐富。其主要之義，在於以一切形質之本始材樸之氣，解釋一切， 認為宇宙乃一氣之變化歷程;以為空若無物之太虛，並非純然無物，而乃氣散而未聚之原始狀態，實乃氣之本然;氣涵有內在的對立，是氣之能動的本性，由之發生變化屈伸。一切變化，乃緣於氣所固有之能變之性。”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張先生對張載的“氣論”分析之精。基於此，張先生指出學者一般認為宋明有“理學”與“心學”兩派，但實際還有“氣學”一派，這就是自張載到王夫之的唯物論哲學。從《中國哲學大綱》看，這一派可上溯到先秦，而經兩漢又有所發展，到宋明而至高峰。這點在《中國哲學大綱》的《新序》中作了說明。張先生不僅揭示中國哲學史中的重要一派，“氣論”唯物論派。而且他自己也認同他是這一派的繼承者，例如他嘗引用張載的“為天地立心”，並解釋說:“天地本來無心，人對天地的認識就是天地的自我認識，天地在人身，上達到了自我認識。”(見《張岱年全集》第三卷，第503頁)這樣的解釋表現了他的唯物論立場是一貫的。
《中國文化精神》 張岱年，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三、中國哲學概念的分析
我讀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的第三點體會是，他十分注重中國哲學概念的分析，例如他對張載哲學的分析，他說:“張子宇宙根本論中，最根本的觀念有四，即氣、太和、太虛、性。太和即陰陽會衝未分之氣。太虛即氣散而未聚無形可見之原始狀態。性即氣所固有之能動之本性。此外，次根本的觀念又有四，即道、天、易、理。道即氣之過程。張子所謂道，與老子所謂道意義不同,老子所謂道，指究竟所以或究竟規律;張子所謂道，則指存在歷程或變化歷程。天即太虛之別名，易即道之別名，氣之變化屈伸，有其規律，是謂理。張子所講之根本觀念雖不一,實皆統於氣。故張子之說可謂氣論。”如此對概念的分析，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是很少見的。這裡張先生不僅清楚明白地界說了每個概念，而且也把各種概念之間的關係說清楚了。
中國哲學向來不注重概念分析，正如張先生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中指出：“解析似不為中國哲學所注重，中國哲學在此方面頗缺乏。但正因為中國哲學缺乏此方面，現在乃更應注重。”(《張岱年全集》第一卷，第273頁)例如“天”有種種含義，但不同哲學家使用“天”這一概念究竟是何意往往不清，甚至同一哲學家使用“天”這一概念就有多種含義。理清這些概念含義並不容易,需要有很好的分析哲學的素養。把中國哲學中的眾多概念分析清楚，這正是我們研究中國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在這方面，張先生在30年代就自覺地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他在《邏輯解析》一文中說:“邏輯解析可以說是20世紀初以來哲學中最佔優勢的方法，而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邏輯解析對於哲學實可以說有根本的重要。如欲使哲學有真的進步,更不能不用分析。”綜觀20世紀的中國哲學，可以說能利用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哲學的概念、命題和理論進行研究的哲學家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張岱年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張岱年先生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哲學家和中國哲學史家，他的研究已成為一種範式載入上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中。現在張先生離開了我們，我想對他的最好的紀念就是沿著他開闢的研究道路繼續前進，繼承他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復興貢獻力量。
閱讀更多 楞個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