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之所以會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諸子百家來自不同的社會集團，思想觀點的碰撞背後是思想家所處不同社會立場的交鋒，以儒家和墨家之間的爭論最為典型。誠然，二者在很多問題上的對立源於各自的社會立場，但不排除在有些問題上的衝突是由誤解造成的。
比如墨家在其代表作《墨子·非儒篇》中，批評儒家的天命觀造成了消極的社會影響，即“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這話是墨家批評孔子將人的一切遭遇都歸結為天命，會讓人放棄自我努力。
但孔子的“知命”真如墨家所言嗎？
誠然，孔子的天命觀裡確實有：認為人的命運受外部神秘力量左右的成分。孔子推崇天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顏淵》中更是有充滿宿命意味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之言論，基於這樣的天命觀，孔子在愛徒顏淵英年早逝時發出“天喪予！天喪予！”的哀嘆。此外，對周禮中祭祀儀式的重視，也是孔子在用行動肯定天主宰著人命運的理念。
但如果因此認為這會讓人放棄努力則有失偏頗，因為人被動接受命運主宰並非孔子天命觀的全部。孔子曾因和陽貨撞臉險些被匡人刺殺時，發出“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吶喊，表明宣揚禮樂文明這件事是需要自己來完成的使命。
雖然這種使命是上天賦予的，但當一個人認同外在的約束是自己的使命時，外在的約束就會內化為內心的動力，再去做一件事時，便不再是被動應付而變成主動承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後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正是由使命感使然。所以在《論語》最後一篇裡，孔子總結學習的最高境界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正是在天賦使命感的驅動下，孔子不僅有同時代讀書人共性，更做出了和他們不一樣的成就。
張岱年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國哲學史》中提到，孔子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開啟私學之第一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很大關係。孔子所處的時代奴隸社會逐漸開始瓦解，統治階級優先掌握學術思想之“官師不分”的局面有所鬆動，丟失了土地和爵位的貴族階層下沉到庶民中傳授學術思想，私學才得以興起，而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也是因為他那個時代還未興起私人著作。
但正是因為孔子將遊學講道作為自己的使命，而非他人強加的枷鎖，所以在孔子身上不僅僅有時代烙印，更有鮮明的個人特質。同樣是述而不作，孔子在傳授古代經典時，並非只是古代聖賢的復讀機，而是在其中賦予了很多自己的見解，將舊書講出與時俱進的新解，才使得孔子從其他“儒”中脫穎。再如同樣是宣揚古代禮樂文明，只有孔子不畏艱險，周遊列國將其學說主張傳播出去，若非強大的使命感使然，一個人不會如此執著、搭上一生的年華。
人是追求意義的存在，其實不只是孔子一人，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使命去完成。每個人的使命，從來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來都來源於現實生活，將時代的任務當做個人的使命，不能單純地將其理解為逆來順受，人更不會因此而放棄個人努力，這是人類對安身立命的不斷探索，亦是對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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