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之所以会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诸子百家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思想观点的碰撞背后是思想家所处不同社会立场的交锋，以儒家和墨家之间的争论最为典型。诚然，二者在很多问题上的对立源于各自的社会立场，但不排除在有些问题上的冲突是由误解造成的。
比如墨家在其代表作《墨子·非儒篇》中，批评儒家的天命观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影响，即“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这话是墨家批评孔子将人的一切遭遇都归结为天命，会让人放弃自我努力。
但孔子的“知命”真如墨家所言吗？
诚然，孔子的天命观里确实有：认为人的命运受外部神秘力量左右的成分。孔子推崇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颜渊》中更是有充满宿命意味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言论，基于这样的天命观，孔子在爱徒颜渊英年早逝时发出“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叹。此外，对周礼中祭祀仪式的重视，也是孔子在用行动肯定天主宰着人命运的理念。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会让人放弃努力则有失偏颇，因为人被动接受命运主宰并非孔子天命观的全部。孔子曾因和阳货撞脸险些被匡人刺杀时，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呐喊，表明宣扬礼乐文明这件事是需要自己来完成的使命。
虽然这种使命是上天赋予的，但当一个人认同外在的约束是自己的使命时，外在的约束就会内化为内心的动力，再去做一件事时，便不再是被动应付而变成主动承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正是由使命感使然。所以在《论语》最后一篇里，孔子总结学习的最高境界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正是在天赋使命感的驱动下，孔子不仅有同时代读书人共性，更做出了和他们不一样的成就。
张岱年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启私学之第一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孔子所处的时代奴隶社会逐渐开始瓦解，统治阶级优先掌握学术思想之“官师不分”的局面有所松动，丢失了土地和爵位的贵族阶层下沉到庶民中传授学术思想，私学才得以兴起，而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也是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未兴起私人著作。
但正是因为孔子将游学讲道作为自己的使命，而非他人强加的枷锁，所以在孔子身上不仅仅有时代烙印，更有鲜明的个人特质。同样是述而不作，孔子在传授古代经典时，并非只是古代圣贤的复读机，而是在其中赋予了很多自己的见解，将旧书讲出与时俱进的新解，才使得孔子从其他“儒”中脱颖。再如同样是宣扬古代礼乐文明，只有孔子不畏艰险，周游列国将其学说主张传播出去，若非强大的使命感使然，一个人不会如此执着、搭上一生的年华。
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其实不只是孔子一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使命去完成。每个人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来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将时代的任务当做个人的使命，不能单纯地将其理解为逆来顺受，人更不会因此而放弃个人努力，这是人类对安身立命的不断探索，亦是对生命的敬畏。
閱讀更多 東方國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