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江冬秀
江冬秀與子女
二十多年前，筆者曾寫一小文，說江冬秀搬回臺灣後，仍然老打麻將，害得胡適叫人幫他找屋，讓她搬出南港“中研院”，免得壞了規矩，我說這可能也是胡適很快病逝的一個原因。著名詩人劉祖慈對我說，她就是一個跟在胡先生身後的老太太，都已經作古了，何必再去說前輩們的閒話呢。所以後來，我也曾努力發掘老太太光輝的一面，比如抗戰時期她回績溪老家探親，就把從上莊到江村的山路給修補好了。但當讀到下面的一段史料時，我又抑制不住想來寫一篇她老人家的“錯失”了。
前幾年，筆者在農家書屋裡看到有本《鄧稼先的故事》，讀到鄧先生1940年因在北平扯碎日軍太陽旗而被告發，只好向大西南轉移，去西南聯大讀書。他和姐姐鄧仲先一塊，走的是水路，第一站是上海，“按照父親的安排，姐弟倆住在父親的老朋友胡適先生的家中”。
讀到這句話時，心想，胡適此時在美國當大使，不在家啊，這後面應該還有其他話吧。於是筆者就打電話給出版社張總編，她說作者就這麼寫的，編輯恐怕也沒深究，但應該有出處。前段時間讀到鄧稼先夫人許鹿希寫的《鄧稼先傳》，這一段是這麼寫的，“在1940年的春末夏初，他們姐弟二人隨湯（湯用彤先生）、熊（熊慶來先生）兩教授的夫人和孩子乘船南下，第一站是上海。鄧家姐弟住在父親的老朋友胡適家裡，當時胡先生不在家，胡伯母也是安徽人，對他們十分熱情，關照備至。”這就說全了。
既然是熱情得很，何來錯失呢？何況此時，她所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是住在胡適朋友竹垚生家裡。她在抗戰爆發後南下時，將胡適買的股票都弄丟了，但胡適的書信她沒丟。毛澤東致胡適的信就是抗戰時，竹怕惹事而燒掉的。雖然都是老朋友——胡適和鄧家兩兄弟鄧仲純、鄧以蟄都是好朋友。
最近萬方（曹禺的女兒）在《你和我》中說，曹禺的夫人、萬方的母親鄧譯生（鄧仲純的女兒、鄧稼先的堂姐）還是胡先生的乾女兒——但在這種情況下，江冬秀能如此做——這也是江冬秀的一慣作風，胡適朋友本來就多，不管處在什麼情況下，她都是熱情接待——也應該說是很難得了。
鑑於當時的通訊條件和日軍佔領上海的險惡環境，在美國的胡適不可能接到信再通知江冬秀，鄧稼先也是迫於形勢而走的，鄧家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江冬秀，匆促之下，江冬秀能如此做，更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了。
“錯失”還在於對小兒子胡思杜學業選擇上。大兒子胡祖望已經和徐大春（徐新六的兒子，徐新六在準備赴美配合胡適開展對美外交前夕因飛機被日軍擊落而犧牲，之後，胡適擔負起了對徐大春的監護責任）一起於1939年8月17日赴美學習，此時身邊只有小兒子胡思杜陪伴她。但到了上海不久，胡思杜就沾染了上海灘一些公子哥的不良習氣，且上海當時在胡適心中沒有什麼好大學。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胡適於1940年春夏，接連寫信給江冬秀。“我頗想小三（胡適按子女排序稱胡思杜為小三）到昆明去上學。小三要學社會科學，應該到昆明去準備考北大、清華……想小三跟一位朋友到昆明去，跟著澤涵暫住；考進學堂後，搬住學校。你看怎麼樣？此事不宜遲，你們倆若贊成，就應該早早預備了。”（1940年3月21日）“到昆明去”和“早早預備”下面都加了著重號。同一天，又致信胡思杜，“我勸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著舅舅（指江澤涵），預備考北大、清華。上海的大學太差，你應該明白，學社會科學的人，應該到內地去看看人民的實際生活。你二十年不曾離開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點。你今年二十了（十八歲半）。應該決心脫離媽媽，去嚐嚐獨立自治的生活。你敢去嗎？你把意見告訴媽媽。決定之後，不要遲疑，望早早作預備。”最後一句又加了著重號。這裡面甚至用了激將法。4月21日，又致信胡思杜；5月21日、6月5日又兩次致信江冬秀說此事，7月29日，還在寫信給江冬秀叫胡思杜回信給他。
胡適寫信讓胡思杜去昆明的這段時間，豈不正是鄧稼先姐弟從上海經過住在他家準備去昆明的日子。要是江冬秀也包括胡思杜自己聽從胡適的話，跟著他們一起前往昆明，胡適可是那時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西南聯大也是在他的倡議下建立的，加之還有著名數學家舅舅江澤涵在，他應該不會過得、學得比一般學生們差，最主要的是胡思杜的人生恐怕就會大改變。
正因為沒去，接下來不久，竹垚生就致信胡適，信中說：“小三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要趕快注意。”（1940年11月9日）美國朋友施太爾來上海時將江冬秀母子生活狀況拍了一段錄像，然後帶給胡適，胡適見胡思杜走路“有點搖頭擺耳的神氣”（筆者注：胡思杜非常喜歡京劇，而且唱得也很好，可能受此影響），立即給江冬秀寫信，告誡她：“我盼望你時時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養成這種不好看的樣子。”（1941年1月20日）
孩子是有惰性的，但恐怕更多的是江冬秀的心腸軟、捨不得和沒有相應的見識。有對西南艱苦的擔心，也有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憂慮，當然還有對胡適的囑咐甚至是告誡缺乏對應性的理會感知。恰恰是這種“捨不得”，構成了她對小兒子後來人生走向的“錯失”。胡適信中的“我決不勉強”，也可能抵消了自己的決定，推動了這種錯失。
突然想到陳獨秀在聽到高君曼說他兩個兒子（指陳延年、陳喬年）在外面的日子過得苦，做老子的不照應、不心疼時的憤怒，“這是婦人之仁，只能殘賊吾子”。可惜的是，在家中也倡導民主和自由的胡適卻偏偏沒有陳獨秀這位老朋友這般的剛烈果毅。（李傳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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