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簡史」1940 體制如何成就日本奇蹟,又如何毀了它

「万物简史」1940 体制如何成就日本奇迹,又如何毁了它

所謂 1940 體制就是指日本戰時對經濟進行統制的體制,日本戰後體制與日本戰時體制的連續性已越來越成為學界的共識,但對於一般讀者而言,1940 體制在戰後是如何獲得合法性的,是如何成就日本奇蹟,而之後又如何因不肯退出歷史舞臺而讓日本陷入失落的三十年的,並不是十分清楚。身為日本戰後奇蹟的參與者和八十年代泡沫的第一批發現者的野口悠紀雄,在其回憶自己官學兩界生涯的《戰後日本經濟史》中,對此著墨甚多,讀來讓人頗開腦洞,顛覆了不少人們先入為主的成見。

比如人們一般認為後發國家如德日都傾向於銀行主導的金融資源分配,而先行國家如英美更喜歡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其實日本戰前也是以直接融資為主,是在二戰期間才在 1940 體制下確立“銀行中心主義”,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支配,改由日本興業銀行等銀行為企業提供資金。

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這種情形下不斷分離,這導致公司股東無法像戰前一樣對公司管理指手畫腳,也使公司最高管理者自己選擇後繼者成為管理,其結果是日本大企業的管理者都是從公司內部選拔上來的。

此外,為調節勞資關係,降低勞資糾紛而以企業為單位設立的日本產業報國會,在戰後也搖身一變為各個企業的工會。這種以企業而非像歐美那樣以產業為單位的工會,不把與資方的鬥爭作為重點,而是盡力協調勞資關係,推動企業成長。

換言之,以“對企業忠誠”為特色的戰後日本式企業管理方式和勞資關係都源於戰爭期間。

再比如人們曾以為是日本財閥和軍部合謀將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深淵,其實戰後日本的大企業多數都是戰爭期間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軍需生產快速成長起來的。

還有人們經常以為是由麥克阿瑟軍政府推行的日本農村改革,也在戰爭期間就打下了基礎。這些戰時農村改革法案極大地削弱了地主階層的勢力,比如 1942 年制定的《糧食管理法》規定佃農將糧食繳納到國家,國家付款給農民,農民再把其中一部分錢交給地主當地租。通過這些法令,地租由實物支付轉為現金支付,而且政府又規定地租為固定金額,不隨物價變動,很好地保護了農民的利益,令其負擔大為減輕。此外,政府還制定雙重米價制度,以高價收購農民糧食,而以低價收購地主的糧食,結果以地主利益受損為代價令農村的狀況大為改觀。

一般認為,戰後的民主主義改革為日本帶來經濟復興,戰後誕生的新興企業實現了高速增長,而野口悠紀雄則認為,是 1940 體制,也即戰時形成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帶來了戰後經濟復興,戰時成長起來的企業實現了戰後的高速增長。

公平而言,應該說是戰爭期間和戰後推行的改革形成的接力賽將戰前的統治階級一掃而光,為形成後來被稱為“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奠定了基礎。比如在戰後進一步推行的農地改革中,政府強行收購了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而政府作為買地款付給他們的交付公債,則因為節節升高的通貨膨脹而導致實際價值嚴重縮水。

城市裡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急劇減少,因為根據戰爭時期修訂的《租地法》和《房屋租借法》,房主無權單方面提高租金,並且一旦締結租賃合同,如果沒有法院認可的“正當理由”,就不能解除合同。這樣一來因為面對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而無法提高租金,城市土地所有者的財產價值也嚴重縮水。而 1946 年頒佈的《財產稅法》,對納稅金額超過 1500 萬日元的個人資產,稅率高達 90%。這樣一來,日本的地主階層與富裕階層不可避免地沒落了。

在將社會變得更加公平以外,日本經濟官僚們通過 1940 體制在戰後初期實行抑制銀行利息、資金分配統治和金融鎖國的政策,從而得以集中資源向重化工業等日本經濟官僚們認為應該優先發展的產業傾斜,令相關產業實現了快速超常規發展。

由於佔領軍對於戰時操縱日本經濟運行的官僚組織的實情知之甚少,導致支持戰時體制的技術官僚們大體都被保留下來,因此他們得以繼續掌控日本經濟的運行。野口悠紀雄還指出,佔領軍要麼通過翻譯,要麼只能與精通英語的日本人談話,翻譯不一定精通經濟,而當時精通英語的日本人又幾乎全是官僚,所以官僚恩通過操縱信息來誘導佔領軍實現自己制定的政策並非難事。

1940 體制為何特別適合戰後日本的高速增長?在野口悠紀雄看來,當時全世界工業化的前沿領域主要以鋼鐵、機電、造船、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為中心,這些領域都利於大型企業利用垂直一體化管理方法提高生產率。因此,經濟活動不易通過市場的合作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業內部的職能分擔與合作為核心。在這些領域,強調個人對集體的風險更勝於追求個人利益的 1940 年體制恰恰能發揮其最大效用。

這也解釋了為何到 1970 年代,日本和德國能夠迅速崛起,成為貿易盈餘國家,而擁有關鍵貨幣的美國卻淪為貿易赤字國。由於當時發達國家的經濟都以重工業為中心,由大企業主導的垂直一體化生產管理方式效率更高。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相比於完全依賴市場的英美模式,日本和德國所採取的市場和統制相輔相成的混合型經濟體制,更有利於其發揮活力。

此外,1940 體制在應對 1970 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貨膨脹方面也發揮了作用。當然,這其中也有日元升值消化了一部分價格上漲壓力的因素。相較於歐美國家物價上漲工資必須上漲進而陷入通脹和工資上漲惡性循環的勞資協調機制,強調“從公司首腦到最基層工作人員,所有人為了共同目標而團結奮鬥”的 1940 體制,使日本的工會與公司管理層能夠團結一致,把公司的生存問題置於加薪之上,從而使日本得以避開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總之,1940 體制對日本戰後復興和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在缺乏資源和資金的情況下,1940 體制保障資源能夠被戰略性地優先分配給產業部門,幫助日本實現了戰後復興和工業化發展。到了 70 年代,在面對石油危機這種外部衝擊時,1940 體制又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日本得以採取對整個經濟最為有利的政策。

然而,禍之福之所倚,福之禍之所伏。在野口悠紀雄看來,正是無比強大的 1940 體制,最後又令日本陷入了泡沫經濟的窘境。野口悠紀雄認為,1980 年代的泡沫經濟,除了金融緩和政策之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80 年代後半期的社會已經不再需要 1940 年體制”的事實。

在 1980 年代,金融領域的戰時體制面臨著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金融領域的 1940 年體制,是割裂日本的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實行鎖國政策才得以成立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對利率實行統制。但是隨著日本捲入經濟國際化和自由化,戰時金融體制也終於迎來了它壽終正寢的時刻。

此時,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上直接籌集資金。企業通過市價發行股票、可轉換公司債券或者 CP 等各種直接金融方式,不僅從國內市場,還可以從海外市場獲得資金。此外,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已經不再像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那樣旺盛。企業沒有資金需求,就把低息獲得的資金存入大額定期存款,或者用來購買信託基金等金融資產。

面對上述經濟結構的變化,金融機制原本應該從根本上進行變革。也就是以銀行為中心的間接金融體系需要向直接金融體系進行軟著陸。然而,由於歷史的慣性和既得利益的存在,1940 年體制“垂死掙扎”,遲遲不肯退出歷史舞臺,結果引發了空前的泡沫經濟。

在此一過程中,日本的地價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野口悠紀雄看來,這並非人們經常所說的日本土地稀缺,而是因為城市土地面積沒有得到有效的集中利用,而這種情況的出現,與 1940 體制關係甚大。如前文所說,戰爭時期中修訂的《租地法》與《房屋租借法》強化了土地和房屋租賃方的權利。因此,本來可以通過出租實現有效利用的土地,其所有者卻寧願讓它閒置起來。對一些年代久遠的舊房,房主們也會一直讓它空著,直至倒塌毀壞為止。因為一旦租出去就不能隨意把租客趕走,房主們寧願空置也不願意出租。

此外,隨著科技進步和全球化分工的到來,1940 體制特別能發揮作用的垂直一體化生產方式也壽終正寢。1990 年代,互聯網得到普及,通信成本幾乎降低為零,中小企業也具備了較高信息處理能力,距離對經濟活動的限制越來越小,因此多家企業通過市場分工協作變得更加容易,製造業由垂直一體化走向水平分工。在這種情形下,小型企業能更迅速調整企業政策和決定,比笨重的大型組織更快地對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因此許多新興創業公司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成長為世界規模的大型企業。

而在這方面日本企業界也遲遲無法快速轉身,以更有效地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的挑戰。在野口悠紀雄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並未完全走出 1940 體制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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