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後，毛澤東指出：“應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們奠定華中基礎的機會，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華北基礎那樣。”劉少奇創造性地落實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時機，把“皖南事變”這一壞事變成了發展、擴大新四軍和根據地的好事……
（劉少奇在新四軍）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9000餘人繞道北移時，遭8萬多國民黨軍合圍聚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遇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遭受的最嚴重損失。
“皖南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掌握著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主動權，不但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軍軍部，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繼續對蔣介石採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皖南事變”發生後，全黨全軍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反擊國民黨，為新四軍死難將士報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劉少奇收到中央電報後，於1月15日向中央建議“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這是劉少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點，結合華中地區的鬥爭實際提出來的，有很強的針對性。
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後，劉少奇每天通宵達旦，隨時為新四軍軍部和延安的聯繫收轉電報，提出建議，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軍軍部。12日，劉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圍魏救趙”的辦法來緩解皖南軍部困境的建議，“請朱(瑞)、陳(光)、羅(榮桓)在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以與國民黨交換。”第二天，中央採納了建議，決定“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電到10天內準備完畢，待命進攻，山東由朱陳羅負責，蘇北由胡陳負責，以答覆蔣介石對我皖南1萬人之聚殲計劃。”14日，收到了新四軍軍部陷入絕境後的最後一封電報。葉挺被俘，毛澤東怒不可遏。15日，他電告周恩來、葉劍英並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
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並強調說：“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圍魏救趙”變成了“全面反攻”。
面對皖南新四軍全軍覆沒的嚴重情況，劉少奇經過認真思考後認為，“圍魏救趙”已失去了意義，經過反覆考慮，權衡利弊後，15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及黨中央指出，在當前的形勢下，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國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何應欽下令只說嚴防我軍報復，未說藉此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另外，目前華中根據地很大，但兵力不夠，不能鞏固。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佔，海安亦有被敵佔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鬥，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根據上述情況，劉少奇提議：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
劉少奇在分析了實行軍事反攻的不利之處後，提出了在政治上實行全面反攻的具體建議：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併發宣言和提出立即釋放葉挺等條件；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宣傳抗議皖南事件，揭穿國民黨分裂行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可能使蔣、何在半年至一年內，不敢再向我華中進攻，使我能鞏固華中陣地，以待變化。”這個從實際出發的建議，對中共中央作出處理“皖南事變”的正確決策起了重大作用。
劉少奇的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採納，黨中央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對蔣介石繼續採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國展開猛烈的政治反擊，深刻揭露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強烈要求嚴懲肇事禍首。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和有理有節的鬥爭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支持，各界進步人士和國際有識之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行為，蘇美英等國也對國民黨表示極大的不滿。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蔣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至此，以皖南事變為頂點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實際上被打退了。
從損失九千到擴編九萬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從此，組建起不可戰勝的新四軍。
1937年12月，新四軍由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1.03萬人組成，“皖南事變”前的3年中，由於項英貫徹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無法打破敵偽頑的夾擊，發展緩慢，“皖南事變”時只有2.5萬人。與此同時，八路軍已由組建時的3萬餘人發展到50餘萬人。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誣衊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的番號，並將葉挺交由軍法審判。對此，劉少奇當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此間幹部提議以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立在蘇北成立軍部，在隊號召，可否望復。”18日，劉少奇又同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這一建議，併發出《關於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藉口的通報》，運用大量具體事實，逐條駁斥國民黨為取消新四軍而製造的種種誣衊，深刻揭露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聽調動”，“不按指定路線由繁昌、銅陵一帶北移，而經涇縣南想襲擊友軍的言論，純屬捏造”。中共中央根據劉少奇和陳毅的建議，對組建新的新四軍軍部人選進行了慎重研究，於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劉少奇開始著手重建新四軍軍部，1月24日，劉少奇在新四軍幹部會議上詳細介紹了“皖南事變”的經過，並針對反蔣情緒明確指出：目前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對我們、對抗戰的中國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於反共頑固派與內戰挑撥者。因此，我們要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反對內戰、反對分裂的方針，以挽救時局的危機，堅持抗戰到底。這是劉少奇到華中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並宣佈了真實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為了整頓和統一新四軍編制體制，1月26日，劉少奇同陳毅致電中央：“為整理與統一新四軍編制，擬將新四軍部隊整編為4個師，以蘇北部隊為第一師，皖東為第二師，李先念部為第三師，蘇南為第四師，在師以下設旅、團，均以三三制編制。”29日，毛澤東等覆電指示：“應將彭雪楓部編為新四軍，共編5個師。”整編重在統一思想。劉少奇針對“皖南事變”後出現的悲觀失望情緒和部分八路軍指戰員不願意改為新四軍的問題進行了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新四軍全軍最後共編為7個師，9萬餘人，並重新劃定活動區域。2月18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粟裕為第1師師長，劉炎為政委；張雲逸為第2師師長，鄭位三為政治委員；黃克誠為第3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為第4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為第5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為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鼎丞為第7師師長，曾希聖為政治委員。
損失9000，整編90000。新四軍軍部重建後，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已達到了30多萬人。
奠定了共產黨在華中的基礎
“皖南事變”後，毛澤東指出：“應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們奠定華中基礎的機會，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華北基礎那樣。”劉少奇創造性地落實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時機，把“皖南事變”這一壞事變成了發展、擴大新四軍和根據地的好事，奠定了共產黨在華中的基礎。過去新四軍的軍長、副軍長是蔣介石任命的，現在蔣介石撤銷了新四軍番號，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軍的軍師班子，完全脫離了蔣介石的控制，劉少奇把這看做是天大的好事，抓住這個機會，把鐵的新四軍真正建成中國共產黨的黨軍。
新四軍統一整編後，部隊數量急劇擴大，駐防範圍北至隴海鐵路，南至皖南和蘇南，活動區域遠遠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轄，而中共東南局因項英遇難和情況變化已不能發揮作用，中共中決定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併，組成華中局，相應的成立新四軍軍分會，劉少奇任華中局書記兼任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以加強新四軍的政治工作。配齊配強各級政工幹部和政治機關，不但新四軍八路軍新合編的部隊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編為新四軍的八路軍老部隊也進一步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快形成全軍政治上一致，解決了各師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劉少奇通過寫文章、發文件、講話，反覆宣傳統一戰線主要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堅持獨立自主，既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又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和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批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說如果我們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國民黨的同意，它不許我們就不能辦，那我們不是成了國民黨的工具了嗎？使廣大幹部戰士認清皖南事變的慘重打擊是放棄獨立自主，以退讓服從求合作的惡果，進而認識統一戰線理論的正確性。
5月下旬，日軍發動了目標直指新四軍軍部的大“掃蕩”。劉少奇同陳毅領導新四軍的3個師及地方部隊互相配合，“以積極遊擊動作打擊敵人，逼其撤退，並阻止其下鄉‘掃蕩’和建立據點。”至8月20日，在3個月的“反掃蕩”中，新四軍共進行重要戰鬥135次，斃傷日偽軍1932人，俘日偽軍1089人，擊沉敵汽艇13艘，繳獲炮1門，輕、重機槍15挺，步槍1123支，並破壞路345裡。通過“反掃蕩”的鍛鍊，新四軍越戰越強。
劉少奇在新四軍工作時間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變後對新四軍的恢復發展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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