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至今正好116年，起因是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交战，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清政对此袖手旁观。于是有上海人沈敦和等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往战地开展救护活动，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最早的活动。
从此30年间，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发展良好，救助过成千上万的群众。
徐华清，天津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中国军医之父。
191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重要一年，民国政府正式立案承认中国红十字会，并明确其为中国唯一的红十字会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也接纳中国红十字会为成员。中国红十字从此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以天津红十字会为例：
民初，天津战地救护队和掩埋队（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组织）共出动二十多批(次)（最远奔赴武汉）。在津浦铁路沿线、长城内外、长江沿线各战场，都时常看到天津救护队员在枪林弹雨下不辞劳苦的身影。他们置安危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备受各军政当局赞誉。总会称之“组织完善、仪表严密，其救护成绩尤为完美”。
该会幸赖徐华清等医士及诸君子操持，会务、规模毕具。1912年3月2日，袁世凯唆使乱兵爆发壬子兵变后，该会“将此次军警焚抢受伤人民三十余名，抬往海大道马大夫医院调治”。
1913年，二次革命(癸丑之役)爆发，袁世凯悍然驱兵南下，与“讨袁军”对峙，后强攻南京要塞。当年8月初，徐华清率天津战地救护队甲队冒暑星夜遄往，深入险地，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置临时医院七处。在当地红十字会配合下，他们沿途收治负伤军民，不畏险阻，历尽艰苦。8月下旬，战势骤紧，该会又急调天津战地救护队乙队南进。两队三十余人会合浦口。 一场惨烈的殊死争夺战在南京展开后，天津战地救护队成为前沿阵地的主要救护力量之一，后于“宁垣未破之前三日，冒险入城，几濒于危”。他们在南京城内分设临时医院三处，竭诚救护，并参与掩埋尸骨。在长达半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共治愈受伤民众三千八百余人次、救助南京贫儿院儿童六百余人。南京街头巷尾无不传诵“天津医队”的侠骨柔情。但“天津医队”也为此耗资两万余银元。天津红十字会千方百计措置经费，竭力驰援，保障有力。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历史人物，当时都积极支持、参与红十字会的事业。比如袁世凯、杜月笙等。袁世凯担任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1913年还给红会捐助3000元用于救灾。如果说袁大总统的支持只是象征性的话，杜月笙则是切切实实地参与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他长期担任红会副会长，淞沪抗战爆发，时在上海的杜月笙立即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助受伤军民。
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
同所有的慈善组织一样，红十字会也要开展募捐工作作为活动经费。
民国前期，红十字会的收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1910年代末期，红会的年收入差不多是13万两白银，而在抗战前夕，已经接近60万两。
这个数字今天看起来不多，但在当时社会动荡，人们生活普遍艰难的条件下，红会能够实现收入的稳步增长，已实属不易。
当时红会在开展募捐活动时，尽力做到公开透明。如今我们去图书馆翻翻《申报》等旧报纸，不难看见红十字会发布的“征信录”。所谓“征信录”，顾名思义，就是公布所有捐款的清单明细，以获得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另外，红十字会还自己印刷一些出版物，刊登捐款明细，既是对捐款者表示褒奖，也是公开帐目，以获得公众的信任。
不过，早在清末，清政府就想把红十字会官办。民国初年，红十字会章程规定，会长必须由其内部的常议会选举产生，然后再经政府任命，以此保持红十字会的独立性、自主性、民间性。但历届民国政府总是试图打破这一规定，直接控制红会，1919年，北洋政府悍然直接任命红会的正副会长。
但红会并未妥协，提出“免受政府非法命令所束缚，反致不能发展”的自立自主原则，于1922年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正副会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对红会事务强势介入，红会无力抵抗，高层人士全部变为官派，红十字会逐渐失去了独立性，但仍然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
从成立到193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为广大中国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救助，改变了旧中国民间慈善无门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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