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写点生活题材。
这几天，一名叫廖君的女记者在网上很出名。身为新华社湖北分社都市部主任的她，从2019年12月30日发出第一条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内部稿件，已经在抗疫报道一线战斗了两个多月。3月8日，廖君作为优秀女记者被光明日报报道，并作为疫情防控一线巾帼奋斗者参加了当天由国新办举行的的记者发布会。
这是官方给她的认可。
但随后廖君被人肉，许多自媒体纷纷指责廖君纷纷发布8名“传谣”医生被训诫、病毒不会人传人等不实消息，写了假新闻，误导了公众；另有人对他2个多月采写各类公开稿件500多篇，参考报道90多篇的事迹进行质疑；还有新华社的同行拿出当年的新华社记者有人曾让副总理做检讨，有人替惊天冤屈翻案，有人将多名省部高官送进监狱来评价她的优秀度。
这正是有多大荣誉就得承受多少质疑。我对这些不专业，我想写个爷爷“被摆拍”的旧事。
这几天偶然想起爷爷。爷爷离开我们30年了。爷爷去世时刚刚63岁，在农村不算短寿，但与爷爷的身体相比，他在这个年龄就离我们而远去，确实让我们一家人都想不到，村里的老人每次见我也这样说。因为爷爷生的虎背熊腰，干农活是个好把式。但一场谁也想不到的癌症意外降临，于是不到一年时间里阎王爷就催走了他的命。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因此，《南征北战》是我看过的最多的电影之一。这部战争题材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上映几十年仍被观众津津乐道，喜爱之至。张军长、李军长、高营长和小胖子战士等，都成了影迷们忘不了的经典形象。诸如：“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也遭到了共军阻击！”“我倒要看看，共军的两条腿能不能跑得过我的汽车轮子”“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等等，都曾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口中的流行笑料语句。可能许多与我同龄的人甚至比我大的人都应该有如此记忆，因为那时可以让普通民众（像我等是最底层农民）观看的电影真是不多，文化生活的贫乏，让人现在想来都无法忍受。可惜，就这样熟悉的电影，30年过去了，我也基本上全忘记了。
不过，一直忘记不了一件事，这部电影是在我老家拍的。《南征北战》拍摄时间是1952年，拍摄地点当时叫益都县，现在叫青州市。影片中的大沙河就是青州的弥河，将军庙火车站就是当年的益都火车站。当时不仅场地是青州，拍电影时，当地好多村庄的农民还被选做群众演员，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推车挑担，抬着担架，抱着铺盖，扛着门板，扶着老人，领着孩子，穿着破棉袄腰扎绳子头，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部电影的拍摄之中，个个都非常入戏，整个拍摄过程，没有一人私自退场。爷爷就是其中群众演员之一。当然，那么多人里一个群众演员，估计连个正面镜头也不一定有。岁月就是这样无情。而今，爷爷不在人世了，电影基本忘记了，当年的小孩子也人进中年了。
爷爷虽然上过电影，但他和我们家里的男人都一样，不太喜欢照像。爷爷当然不是从来没有照过像。爷爷曾照过一次像，而且爷爷生前曾经多次对我提起过这次照相的事。
大约是1981年的事。那时，农村刚刚开始“单干”，文件上的名称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不能不佩服农民的智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对照前面的大集体经济，这不是“单干”是什么呀？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爷爷从地里骑着自行车回家。经过一个机井旁，被两个人拦住了。其中的一个爷爷认识，是村里一个有点文化的高中生（此人通过写豆腐块类小稿件，改变了命运，进了城里成了文化人），另一个人白白净净，显而易见不是本地人。因为农村人天天在地里风里来雨里去，风吹日晒，皮肤一般黝黑。而城里人则恰恰相反。
他手里拿着一部相机。尽管那时村里还没有一台家庭相机，但已经有走村串巷照相赚钱的人，因此爷爷认识那是照相机。村里那人告诉爷爷，这是一家大报社的记者，他要照一张反映农村单干后浇地的照片。于是，就在机井边，爷爷成了他们摆拍的道具。爷爷带着斗笠，光着上身，挽着裤腿，为了逼真，我村里那个人还给爷爷的腿上抹了点泥！就这样，花费了爷爷大约半个小时时间，才完成了这幅反映主旋律的照片。
或许是因为感激爷爷的付出，或许是出于敷衍，那位记者说，“老同志辛苦了，我过些天一定寄张照片给你”。说着还拿出一个小记事本，爷爷也工工整整的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益都县孙板人民公社邵家市大队第二生产队王从法”。回到家，爷爷还高兴的对家人说起这事。岂止是一次说起，印象中爷爷对我就说过不止一次。爷爷也真心盼望他那张照片，因为他付出了劳动，因为他对城里人的信赖。可是，爷爷最终失望了。他的日思夜盼并没有给他盼来那张许诺的照片。
记者或许太忙，或许本是随口一说，但爷爷这位农村人却当了真。这件事我一直留有印象。所以，今天的我，对人，一直不敢轻易许诺，因为他们是实心人。你骗了实心人，你会一辈子不心安。王芸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报人之一,在这方面,他有深切的体会。
说到这里，想起记者这个职业。
1929年夏天,上海新闻界的一个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行在大华饭店设宴欢迎,王芸生有幸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他走出饭店,在门口听到车夫们议论:“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他们大半都不是好人。”这一年夏天,正好是王芸生辞去天津《商报》总编辑,转而加盟《大公报》的时候,这句话对他刺激很大,并成为不断鞭策他的一种力量。
进入《大公报》以后,该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没有几年,他就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系列文章而声名鹊起。1936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演讲时,又重提旧事,谈到车夫们的那句话。他说:“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但一转念,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为此,他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要以“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态度来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要以做好人的勇气来洗刷新闻界的耻辱,改变老百姓的看法；第三,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听说有一批新闻记者将在日本人的资助下赴日考察,又写下《招魂》一文。文章说,自从那次挨骂之后,他就立志把新闻工作当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做纵然对国家社会无益,也不至于有害。文章还说,新闻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新闻记者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要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他就不配做无冕之王,而只是一个无魂之鬼。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吧,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不过,仅仅是“招魂”二字,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
作为王芸生的良师益友,张季鸾曾经说过:《大公报》人是“但本良知发言,不计利害毁誉”。拿这句话来衡量王芸生的记者生涯,可谓恰如其分。（智效民《王芸生:为记者“招魂”》，2013年11月6日《齐鲁晚报》）
文章中，智效民先生感慨：新闻记者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故而有“无冕之王”的美誉；新闻记者又是容易堕落的职业,因此有“无魂之鬼”的骂名。
今天读来，真让人感慨万端。
当然，我不只是说别人，身为一名法律职业人，我也经常反思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
2009年4月24日，时年85岁高龄的查良镛安步当车，步行到大公报报馆，寄语年轻记者：“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做好人，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不只是记者，哪个职业都一定要做好人，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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