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曾說：我這個末代皇帝，幹過兩件轟動的大事，一是給日本人當傀儡，二是答應文繡的離婚要求。這場轟動全國的離婚風波平息，被人稱為“刀妃革命”。
淑妃文繡從小受的是三從四德教育，不到14歲，開始了“官妃”生活。儘管“君權”、“夫權”的觀念很深，但在宮廷生活的禁錮、壓抑中逐漸認識到皇帝與妻妾的關係，只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妻妾們失龐以後，君王要廢則廢，要殺則殺，完全沒有為婦、為人的權利。
文繡在宮裡曾經寫過一篇“哀苑鹿”的短文，文中哀囿鹿悲鳴，奄奄待斃，嘆鹿兒豢養在御園中不得自由，猶如獄內的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並引莊子的話嘆道：“寧其易曳尾於塗中，不願其死為骨為貴也”。其實文繡哀嘆鹿兒豢養於御園猶如獄中犯人，實際上比喻的也是自己的處境。
終於在現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決意要同溥儀離婚，爭取人身自由權利。全國各大報刊媒體，可謂涇渭分明，立場殊異，硝煙瀰漫，熱鬧非常。支持文繡、呼喚人權的呼聲和抱殘守缺、維護皇權的封建衛道士們的叫囂，此起彼伏。這場轟動全國的離婚風波平息，被人稱為“刀妃革命”。1933年，文繡和溥儀完全斷絕關係，溥儀支付五萬五千銀元作為贍養費，文繡終身不得再嫁。
文繡與溥儀離婚以後，並未回到母家。她用那筆經律師、中間人和家人層層剋扣所餘的贍養費辦了一所小學，親身任教。北平解放後，她還到華北日報社工作。就這樣，文繡度過了20年的自由平民生活，於1950年病逝。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我）對家庭生活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照當時的說法叫一個皇后，一個皇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際上說，他們誰也不是我真正的妻子，我根本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對於文繡的離婚，溥儀後來也持肯定態度，他說文繡“在那種環境中，敢於提出離婚，不能說這不是需要雙重勇敢的行為。”他還認為文繡離婚使她不致成為“婉容第二”，“這不但是她的一個勝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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