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人，正史稱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扶大廈之將傾 挽狂瀾於既倒
他遇難後安葬於杭州西湖之畔，和三百年前的另一位同樣含冤遇難的大英雄長相為伴，「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他的一生，就像他自己寫的詩一樣
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大明少.兵部尚書于謙
北京保衛戰，于謙力挽天傾
正統十四年 （1449年）七月，也先大舉進犯，王振慫恿明英宗親征。于謙和兵部尚書鄺埜極力勸諫，但明英宗不聽。鄺埜跟隨明英宗管理軍隊，留于謙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師大為震驚，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此時郕王監國，命令群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
侍講徐珵（即徐有貞）說星象有變化，應當遷都南京。于謙厲聲說：“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京師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不見宋朝南渡的故事嗎？”于謙力主抗戰，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官員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說法，防守的決策就這樣定下來了。
當時京師最有戰鬥力的部隊、精銳的騎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憊的士卒不到十萬，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沒有堅定的信心。于謙請郕王調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隨後，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 京城大官富戶紛紛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張南遷。于謙、陳循、王直堅決反對，主張保衛京師為天下根本。于謙臨危受命，任兵部尚書。朱祁鈺九月六日即帝位，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以明年為景泰元年。也先挾明英宗要挾明廷之計不逞，遂於十月率大軍進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軍抵北京城下，列陣西直門外，把明英宗放置在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三日，于謙、石亨率軍與瓦剌軍戰於德勝門外，瓦剌軍大敗。隨後又轉戰至西直門進攻明軍，也被明軍擊退。
瓦剌軍不甘失敗，又在彰義門組織進攻，明軍佯裝失利，瓦剌軍追到土城，被潛伏在民居內的明軍火槍手阻擊，死傷無數，不得推進。加上天寒地凍，京師外圍守軍的奮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軍退出塞外，京師解嚴。
于謙和主戰派官員領導和組織的京師保衛戰，取得了勝利，粉碎了瓦剌軍企圖奪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轉危為安。
奪門之變與于謙遇害
朱祁鎮及其親信發動“奪門之變”時，于謙作為景泰一朝的實際執政者，手握中樞內外大權，當真要阻止本是輕而易舉。但于謙卻沒有任何自保舉動，同樣是為了大明社稷。
朱祁鈺病重，其太子朱見濟已死，卻為了自己面子，不願復立朱見深為太子。
朱祁鈺身邊那幫當年力主廢立的近臣，生怕朱見深繼位後會反攻倒算，謀劃著另外迎立藩王，選中的還是那位素有賢名的襄王，此議被于謙堅決抵制。
于謙和商輅等重臣商議，由商輅援筆《復儲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而當時宣宗章皇帝朱瞻基的子裔，僅剩包括朱見深在內的，朱祁鎮的幾個兒子。
朱祁鈺願意接受此奏議，復立朱見深固然好。否則等他歸天，群臣只需上書孫太后，讓朱見深以血緣最親近、年齡最長的皇侄身份繼位亦可。
但也就是這樣的人也被莫須有奪去了性命
于謙已死，由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任兵部尚書。不到 一年，所幹的壞事敗露，貪贓累計鉅萬。明英宗召大臣進去看，鐵青著臉說：“于謙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時沒有多餘的錢財，陳汝言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石亨低著頭不能回答。不久邊境有警，明英宗滿面愁容。恭順侯吳瑾在旁邊侍候，進諫說：“如果於謙在，一定不會讓敵人這樣。”明英宗無言以對。這一年，徐有貞被石亨中傷，充軍到金齒口。又過了幾年，石亨亦被捕入獄，死於獄中；曹吉祥謀反，被滅族，于謙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恕我語言匱乏，只能用看一次淚目一次的《明朝那些事兒》中的片段來評價他
其實于謙並不需要皇帝的所謂嘉許，因為這些所謂的天子似乎並沒有評價于謙的資格。明英宗之前有過無數的皇帝，在他之後還會有很多，而於謙是獨一無二的。
人們不會忘記，正是這個人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保衛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無數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從小滿懷以身許國的志向，經歷數十年的磨礪和考驗，從一個孤燈下苦讀的學子成長為國家的棟樑。
他身居高位，卻清廉正直，在他幾十年的官場生涯中沒有貪過汙、受過賄，雖然生活並不寬裕，卻從未濫用手中的權力，在貧寒中始終堅持著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懼困難和風險，在國家最為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承擔天下興亡。
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一生的。
在這個汙濁的世界上，能夠乾乾淨淨度過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欽佩的。
而如果他還能做出一些成就，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人。
于謙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的偉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證明，因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詩一樣，坦坦蕩蕩，堪與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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