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的“北京保衛戰”，當瓦剌軍隊在京城外縱橫時，明軍“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並非于謙個人的獨斷，而是當時軍隊守城的常規動作，不存在正確或錯誤的問題。
我還要說明的是：于謙時為兵部侍郎，即兵部副長官，長官尚書死於土木堡之戰。于謙作為兵部侍郎，長於軍事，敢於擔當，頗受“受命於危難”的景泰帝的信任，但于謙作為六部卿貳，並沒有決斷之權，他還受制於內閣、司禮監太監。總兵。即便在後來，作為少保兼兵部尚書、深得皇帝倚重的于謙，也沒有那樣的權力。這是明朝政治的特殊格局決定的。所以，無論明軍採取什麼方式守城，皆不可歸功或歸罪於他。
下面再具體地說“出城迎戰”與“堅城死守”的問題。事實上，當瓦剌人在北京四郊劫掠時，明軍在數量上是遠遠超過瓦剌的，而瓦剌騎兵作為一種破關而入、深入內地的突襲力量，兵力不會太大，他們也沒有能力圍攻龐大的北京城。瓦剌人長於騎射，主體是騎兵，機動性很強，無論是在口外草原，還是華北平原，風馳電掣，防不勝防，缺點是沒有大型攻城器具，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對北京進行合圍，或猛攻其一面。瓦剌人攻入京畿後，除了在京東一帶擄掠外，主要兵力在城西遊擊侵擾，從未向高大的城池發起攻勢。而明軍在探知敵人主力方向後，一邊大力整頓京兵，一邊出城佈陣，有針對性地把主力兵團在城西幾個門佈防，並且與瓦剌軍展開了一次小規模的野戰。明軍作戰，依靠佈陣，騎兵是其最大的短板。因為騎兵嚴重不足，宮中許多有馬的宦官紛紛請纓，入軍報效。這幾百名宦官騎兵忠勇之氣可嘉，可是缺乏作戰經驗，當兩軍接戰時，宦官未接號令，先動起來，發起衝鋒，導致陣腳搖動，被瓦剌趁勢一衝，明軍就撐不住了。幸虧有一部明軍前來接應，瓦剌軍望見明軍旗幟後，便暫時後撤。可見，瓦剌人由於人數不佔優勢，就是與力量不是太強的明軍對陣，他們也表現得較為謹慎，在北京襲擾一段時間後就主動退兵了。
從所謂“北京保衛戰”的經過來看，明軍根本不存在“堅城死守”的問題。
通過了解明代的眾多戰例，也不難發現，“堅城死守”少見，而“出城迎戰”為多見。比如在明初的靖難之役中，官軍進攻燕王朱棣的老巢北平（北京），朱棣便率軍出城十餘里迎戰，在外圍擊破耿炳文大軍；後來朱棣奔襲遼東，官軍趁機再次進取北平，由於主力遠出，城內燕軍不敢出城迎戰，於是採取嬰城固守之策，直到朱棣率師回擊，大破官軍。當朱棣兩次重挫官軍後，開始向南經略，主要的攻堅戰，是圍攻孤城濟南，此時官軍的策略，就只是堅守不出。明代京畿，在中期曾兩次被漠北騎兵突入，一次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兩次都是明軍在城外佈防，而不是隻守堅城。
在許多戰例中，當敵人來襲時，除非城池太小，或敵我力量太過懸殊，實行堅壁清野，一般來說，都會主動派兵出城迎戰。迎戰包括兩種，一是向外進擊，與敵交鋒，這在邊塞特別常見，有時邊軍甚至會出城數十里，與敵移動接戰（需要大量騎兵）；一是發揮步兵及火器的優勢，在城外佈陣，以陣法禦敵，而不是依託城牆禦敵。
古代守城不易，如果優勢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一門，城內再多的兵力也無法在城頭施展開，很容易破城。所以相對於片面防禦的“堅守危城”，出城迎戰，挫敵於遠方，才是更主動的守城。
閱讀更多 潮流收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