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的“北京保卫战”，当瓦剌军队在京城外纵横时，明军“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并非于谦个人的独断，而是当时军队守城的常规动作，不存在正确或错误的问题。
我还要说明的是：于谦时为兵部侍郎，即兵部副长官，长官尚书死于土木堡之战。于谦作为兵部侍郎，长于军事，敢于担当，颇受“受命于危难”的景泰帝的信任，但于谦作为六部卿贰，并没有决断之权，他还受制于内阁、司礼监太监。总兵。即便在后来，作为少保兼兵部尚书、深得皇帝倚重的于谦，也没有那样的权力。这是明朝政治的特殊格局决定的。所以，无论明军采取什么方式守城，皆不可归功或归罪于他。
下面再具体地说“出城迎战”与“坚城死守”的问题。事实上，当瓦剌人在北京四郊劫掠时，明军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瓦剌的，而瓦剌骑兵作为一种破关而入、深入内地的突袭力量，兵力不会太大，他们也没有能力围攻庞大的北京城。瓦剌人长于骑射，主体是骑兵，机动性很强，无论是在口外草原，还是华北平原，风驰电掣，防不胜防，缺点是没有大型攻城器具，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对北京进行合围，或猛攻其一面。瓦剌人攻入京畿后，除了在京东一带掳掠外，主要兵力在城西游击侵扰，从未向高大的城池发起攻势。而明军在探知敌人主力方向后，一边大力整顿京兵，一边出城布阵，有针对性地把主力兵团在城西几个门布防，并且与瓦剌军展开了一次小规模的野战。明军作战，依靠布阵，骑兵是其最大的短板。因为骑兵严重不足，宫中许多有马的宦官纷纷请缨，入军报效。这几百名宦官骑兵忠勇之气可嘉，可是缺乏作战经验，当两军接战时，宦官未接号令，先动起来，发起冲锋，导致阵脚摇动，被瓦剌趁势一冲，明军就撑不住了。幸亏有一部明军前来接应，瓦剌军望见明军旗帜后，便暂时后撤。可见，瓦剌人由于人数不占优势，就是与力量不是太强的明军对阵，他们也表现得较为谨慎，在北京袭扰一段时间后就主动退兵了。
从所谓“北京保卫战”的经过来看，明军根本不存在“坚城死守”的问题。
通过了解明代的众多战例，也不难发现，“坚城死守”少见，而“出城迎战”为多见。比如在明初的靖难之役中，官军进攻燕王朱棣的老巢北平（北京），朱棣便率军出城十余里迎战，在外围击破耿炳文大军；后来朱棣奔袭辽东，官军趁机再次进取北平，由于主力远出，城内燕军不敢出城迎战，于是采取婴城固守之策，直到朱棣率师回击，大破官军。当朱棣两次重挫官军后，开始向南经略，主要的攻坚战，是围攻孤城济南，此时官军的策略，就只是坚守不出。明代京畿，在中期曾两次被漠北骑兵突入，一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两次都是明军在城外布防，而不是只守坚城。
在许多战例中，当敌人来袭时，除非城池太小，或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实行坚壁清野，一般来说，都会主动派兵出城迎战。迎战包括两种，一是向外进击，与敌交锋，这在边塞特别常见，有时边军甚至会出城数十里，与敌移动接战（需要大量骑兵）；一是发挥步兵及火器的优势，在城外布阵，以阵法御敌，而不是依托城墙御敌。
古代守城不易，如果优势敌军，集中兵力，猛攻一门，城内再多的兵力也无法在城头施展开，很容易破城。所以相对于片面防御的“坚守危城”，出城迎战，挫敌于远方，才是更主动的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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