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年號的使用權
年號乃中國首創，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核心國家，但凡在中國形成潮流的文化，勢必會在其餘各國再次流行。
年號是其中之一，越南，日本，朝鮮等國也曾先後使用過年號。
因為年號是帝國表明王朝正閏的手段之一，它也代表了帝王的權威。而且和中原王朝有著藩屬關係的國家，如朝鮮琉球等國，是不允許自定年號的。
它們只被允許使用中原王朝的年號，又稱之為“奉中華正朔”，意味著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故新羅甫一使用年號，便受到了唐太宗的嚴厲訓斥：
新羅臣事大朝，何以別稱年號。因為新羅已經臣事中華，而私用年號的行為，便是僭越無禮的，極度冒犯中華帝國權威的行為。到了唐高宗永徽四年，新羅棄年號，始“奉中華正朔”。以後一千三百多年裡，朝鮮始終奉中華正朔，再也沒有自主使用過年號。
更令人稱歎的是，儘管明清鼎革之後，蠻夷入主中原，自詡為“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之正”的清君，卻絲毫沒有得到來自朝鮮的誠心歸服。而就在漢人已經易服剃髮，屈膝異族的時候，朝鮮卻依然守臣節，沿用明崇禎年號達二百餘年。
有人說昭和是世界上使用最長的年號，其次是康熙，第三是乾隆。
我看未必，君不見崇禎年號在朝鮮的沿用至二百餘年嗎。雖是迂闊之談，足令中原士人扼腕羞愧也。
朝貢體系是古代中國和東亞諸國維繫外交關係的體制。
中國是宗主國，是為君；其餘各國均是藩屬國，是為臣。而藩屬國的君主只可稱為國王，且接受來自中原王朝的冊封之後，其王位才是合法的。
當然，象徵皇帝權威的年號，也只有中原王朝有權更定，而藩屬國只有遵行的義務。
除了在足利義滿時期，日本曾短暫的接受過來自明朝“日本國王”的封號之外，其餘時間裡日本是遊離於朝貢體系之外的。
第一：日本的最高統治者，稱之為天皇。而唐高宗和武則天曾自稱為天皇，所以天皇也可以理解為皇帝，是對等的地位。第二：日本與朝鮮，琉球不同，與中原王朝的文書往來，要麼書寫干支紀年，要麼就是書寫當世天皇的年號。
這些都是日本對抗中原王朝最直觀的表現。
二 日本年號多是來自中國的典籍
日本的年號一般都是從儒家經典裡尋找，是要有根有據的，不是突然揪出兩個漢字就可以當年號的。
如：明治，出典於《周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大正，出典於《》第十九卦中的“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典於《尚書·堯典》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平成，出典於《史記·五帝本紀》中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而這一次日本的新年號是從日本的典籍裡尋找。可是日本典籍也多是用漢文寫成的，而且越是高級的漢文，其中國文化的底蘊，越是濃厚。
年號和漢字本身就是漢化的產物，汲汲於從本土典籍裡徵引，總感覺像小孩負氣似的，是不是日本也進入了逆反期，開始有自我意識的覺醒了呢？！
三 亦步亦趨的日本年號
無論古今日本，對於中國古文化的仰慕之情，世所共見。
即便是中日關係交惡之際，其對中國和古中國的情愫，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善用二分法，亦常見他們說古中國和現在的中國並非一個國家之類的言論。
其自用年號，無非是要和中國爭孰為中華，孰是孔孟之正統罷了。
因為當時東亞只有文明獨立的國家，才能使用年號。而日本為了達到和中原王朝平等對話的目的，也導入了中國的年號制度。
大概和後世日本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一樣，只是時勢不同罷了。
在兩千年的年號使用歷史上，中國共出現了189個年號，而日本卻出現了247個年號。之所以日本有那麼多的年號，主因在於天皇熱衷於退位當太上皇罷了。
老皇退位，新皇登基，就勢必要進行改元。可不要忘了，日本史上可曾出現過四個太上天皇和一個天皇，共同臨世的奇象。
而在年號使用的漢字頻率上，中日之間是有區別的。
如中國：元字46次，永字34次，建26次，興18次，和21次。其重複的年號有：建武，太平各5次，永興，太和各4次。
如日本：永字29次，元字27次，天字27次，治字21次，應字20次。日本沒有重複性的年號。
永字和元字，中日兩國都有較高的出場率，中國：元字46次 ，永字34次，日本：永字29次，元字27次，而且分別都佔據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可見，同根同源的中日年號，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共同特徵。
年號的制定和廢除並無一定之規，並非一任君主只有一個年號，可以隨君主的意志隨時更換，其中多是因任期內“天降祥瑞”或者軍國重大事變而修改。
據說東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日本民間就有呼籲改元的聲音出現。
年號的創始人——漢武帝就使用過多達11個年號，後來的“換年號狂人”唐高宗、武則天夫妻，分別使用過14個和17個年號。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日本。到15世紀下葉“戰國時代”開啟之前，日本的年號也是頻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號屈指可數。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號名稱，一般都與相應事件緊密相關。以漢武帝為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為前一年武帝在狩獵中獲得一隻“一角而足有五蹄”的獸；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為當年武帝封禪泰山……諸如此類。
日本的情況與此相同，如650年因有人發現了一隻白色的野雞給朝廷，改元“白雉”，“神龜”（724-729年）則是因白龜出現以為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號改變，往往名稱是出自經傳典籍，或者就是取一個吉祥美好的組詞。比如著名的“貞觀”，就是取自《易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而像後世的太平興國，成化，康熙之類的，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樣遵循這個規律，中國貞觀時代之後一百年日本也採用了一樣的“貞觀”年號，就連織田信長時代的天正年號也出現了和中國“撞車”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年號在字數上其實沒有一定之規，如武則天“天冊萬歲”“萬歲通天”“萬歲登封”、宋太宗“太平興國”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是四字年號；而日本也相應的出現了“天平感寶”、“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神護景雲”這樣的四字年號。
而且連續性的有承續性質的年號，亦是日本晚於中國。
明清以來稱呼帝王的方式很少再用廟號，而多是以年號的形式稱呼帝王。如永樂，成化，崇禎，康熙，乾隆，道光。
日本也是明治，大正，昭和等，並且日本天皇的年號也會成為他們的諡號，所以一般日本媒體報道明仁天皇的時候，多用今上天皇，而不是稱其為平成天皇。
一般認為起自明治時期的一世一元制度，也同樣引自同時期的清朝。
源自中國的年號制度，之所以在日本能夠繼續延續，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天皇制度的存續。在日本社會賦予了日本皇室維護與繼承日本傳統文化的使命，某種意義上來講天皇家是日本人的靈魂。
四 選用日本典籍的困難性
去年安倍晉三在一次採訪時表示：新天皇的年號備選不再僅僅從中國的典籍中徵引，同時日本的本土典籍同樣也在徵引範圍之內。
表明新年號的選取會在日本本土古典中選取。
縱觀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號，能確定典故的基本全部來自中國古代典籍，而從沒有出自過日本本土古典。
不過，從日本古典中選出兩個漢字作為年號，卻是困難重重。對於原本沒有文字的日本，漢字剛剛傳入時，主要被用來標記讀音。
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有名的萬葉假名雖然是漢字，但僅是用來表示日語發音的表音文字，漢字本身並無任何意義。
這就不符合“年號選定程序”中必須“有意義”這一要求。
而後來日本漢文水平提高後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內容本就是摘錄自中國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話報道稱，
“日本古籍中也有許多由‘漢文’(古漢語)寫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來自中國古籍。越是有格調的語言，這樣的傾向越強。”
因此，有日本政府內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從假借字中選取年號實在是有一定的難度”，
有分析認為，年號完全撇開中國文化的影響很難，但可能折中同時取自中日兩國古典。
日本新年號令和出自日本詩歌集《萬葉集》。《萬葉集》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而所選取的出典文章，亦有很深的政治含義，可見日本人的脫離中華文化，也是費盡心思了。
時に初春の令月、気淑く風和ぐ。 梅は鏡前の粉を披き、蘭は珮後の香を薫らす。 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
這次大名鼎鼎“梅花宴”的漢文序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則是直接從張衡《歸鄉賦》中“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化用。
即為化用，那麼很難說是純粹的日本人的文章了。
去年“令和”甫一公佈，在我國網上立馬掀起了一場出典考證的全民狂歡。
如最早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靈樞》中恰好也發現了令和的出典之處：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其他如《西遊記》: 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天風，舊疾舉發，故令和尚得勝。”
《清史稿·和珅傳》：“乃賜
令和珅自盡”。看來安倍晉三費盡心思搞出來的“令和”，並不如其預期那樣完美。
248個年號中，其中247個是來自中國唐以前的典籍，令和勉強算是來自日本典籍。
強調本土文化的“令和”年號，多少有點中日雜交而生的怪胎的感覺。
如何評價這次的令和年號，我看也就是咱們有幸見證了“日本脫離中華文化”的歷史性時刻吧，作為中國人我認為這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
五 日本的大中華意識
自東天子致西天子無恙以來，日本從來就沒有真心誠服於我中華文明。所以自家的國王稱皇帝，自家也仿效漢土新皇登基時改元，只不過是中原王朝是翌年改元，而日本是當年改元罷了。（所以說1989年即是日本的昭和64年，也是平成元年。）
而日本一旦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就要肆圖侵吞中華世界。
唐之戰爭，日本敗了，遣使向中華虛心學習，消停了八百年，；明之萬曆戰爭，日本敗了，又消停了三百年；清末以來侵華戰爭五十年使我華夏生靈塗炭，最終也敗於我中華，可是至今日本從未承認敗於中國。
這是有點尬而犟的改元，
表明日本政府正在有意識的降低對於中華文化的依賴，而日本的中華自大思想自江戶時代之後，在21世紀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除此之外，日本民間也在推動著書道的世界文化遺產申請。
雖然一直沒有成功
然東亞小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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