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年号的使用权
年号乃中国首创，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核心国家，但凡在中国形成潮流的文化，势必会在其余各国再次流行。
年号是其中之一，越南，日本，朝鲜等国也曾先后使用过年号。
因为年号是帝国表明王朝正闰的手段之一，它也代表了帝王的权威。而且和中原王朝有着藩属关系的国家，如朝鲜琉球等国，是不允许自定年号的。
它们只被允许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又称之为“奉中华正朔”，意味着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故新罗甫一使用年号，便受到了唐太宗的严厉训斥：
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因为新罗已经臣事中华，而私用年号的行为，便是僭越无礼的，极度冒犯中华帝国权威的行为。到了唐高宗永徽四年，新罗弃年号，始“奉中华正朔”。以后一千三百多年里，朝鲜始终奉中华正朔，再也没有自主使用过年号。
更令人称叹的是，尽管明清鼎革之后，蛮夷入主中原，自诩为“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之正”的清君，却丝毫没有得到来自朝鲜的诚心归服。而就在汉人已经易服剃发，屈膝异族的时候，朝鲜却依然守臣节，沿用明崇祯年号达二百余年。
有人说昭和是世界上使用最长的年号，其次是康熙，第三是乾隆。
我看未必，君不见崇祯年号在朝鲜的沿用至二百余年吗。虽是迂阔之谈，足令中原士人扼腕羞愧也。
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和东亚诸国维系外交关系的体制。
中国是宗主国，是为君；其余各国均是藩属国，是为臣。而藩属国的君主只可称为国王，且接受来自中原王朝的册封之后，其王位才是合法的。
当然，象征皇帝权威的年号，也只有中原王朝有权更定，而藩属国只有遵行的义务。
除了在足利义满时期，日本曾短暂的接受过来自明朝“日本国王”的封号之外，其余时间里日本是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的。
第一：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称之为天皇。而唐高宗和武则天曾自称为天皇，所以天皇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是对等的地位。第二：日本与朝鲜，琉球不同，与中原王朝的文书往来，要么书写干支纪年，要么就是书写当世天皇的年号。
这些都是日本对抗中原王朝最直观的表现。
二 日本年号多是来自中国的典籍
日本的年号一般都是从儒家经典里寻找，是要有根有据的，不是突然揪出两个汉字就可以当年号的。
如：明治，出典于《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出典于《》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典于《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典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而这一次日本的新年号是从日本的典籍里寻找。可是日本典籍也多是用汉文写成的，而且越是高级的汉文，其中国文化的底蕴，越是浓厚。
年号和汉字本身就是汉化的产物，汲汲于从本土典籍里征引，总感觉像小孩负气似的，是不是日本也进入了逆反期，开始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了呢？！
三 亦步亦趋的日本年号
无论古今日本，对于中国古文化的仰慕之情，世所共见。
即便是中日关系交恶之际，其对中国和古中国的情愫，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善用二分法，亦常见他们说古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并非一个国家之类的言论。
其自用年号，无非是要和中国争孰为中华，孰是孔孟之正统罢了。
因为当时东亚只有文明独立的国家，才能使用年号。而日本为了达到和中原王朝平等对话的目的，也导入了中国的年号制度。
大概和后世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一样，只是时势不同罢了。
在两千年的年号使用历史上，中国共出现了189个年号，而日本却出现了247个年号。之所以日本有那么多的年号，主因在于天皇热衷于退位当太上皇罢了。
老皇退位，新皇登基，就势必要进行改元。可不要忘了，日本史上可曾出现过四个太上天皇和一个天皇，共同临世的奇象。
而在年号使用的汉字频率上，中日之间是有区别的。
如中国：元字46次，永字34次，建26次，兴18次，和21次。其重复的年号有：建武，太平各5次，永兴，太和各4次。
如日本：永字29次，元字27次，天字27次，治字21次，应字20次。日本没有重复性的年号。
永字和元字，中日两国都有较高的出场率，中国：元字46次 ，永字34次，日本：永字29次，元字27次，而且分别都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可见，同根同源的中日年号，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特征。
年号的制定和废除并无一定之规，并非一任君主只有一个年号，可以随君主的意志随时更换，其中多是因任期内“天降祥瑞”或者军国重大事变而修改。
据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民间就有呼吁改元的声音出现。
年号的创始人——汉武帝就使用过多达11个年号，后来的“换年号狂人”唐高宗、武则天夫妻，分别使用过14个和17个年号。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到15世纪下叶“战国时代”开启之前，日本的年号也是频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号屈指可数。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号名称，一般都与相应事件紧密相关。以汉武帝为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为前一年武帝在狩猎中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为当年武帝封禅泰山……诸如此类。
日本的情况与此相同，如650年因有人发现了一只白色的野鸡给朝廷，改元“白雉”，“神龟”（724-729年）则是因白龟出现以为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号改变，往往名称是出自经传典籍，或者就是取一个吉祥美好的组词。比如著名的“贞观”，就是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而像后世的太平兴国，成化，康熙之类的，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样遵循这个规律，中国贞观时代之后一百年日本也采用了一样的“贞观”年号，就连织田信长时代的天正年号也出现了和中国“撞车”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年号在字数上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如武则天“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宋太宗“太平兴国”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是四字年号；而日本也相应的出现了“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神护景云”这样的四字年号。
而且连续性的有承续性质的年号，亦是日本晚于中国。
明清以来称呼帝王的方式很少再用庙号，而多是以年号的形式称呼帝王。如永乐，成化，崇祯，康熙，乾隆，道光。
日本也是明治，大正，昭和等，并且日本天皇的年号也会成为他们的谥号，所以一般日本媒体报道明仁天皇的时候，多用今上天皇，而不是称其为平成天皇。
一般认为起自明治时期的一世一元制度，也同样引自同时期的清朝。
源自中国的年号制度，之所以在日本能够继续延续，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天皇制度的存续。在日本社会赋予了日本皇室维护与继承日本传统文化的使命，某种意义上来讲天皇家是日本人的灵魂。
四 选用日本典籍的困难性
去年安倍晋三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新天皇的年号备选不再仅仅从中国的典籍中征引，同时日本的本土典籍同样也在征引范围之内。
表明新年号的选取会在日本本土古典中选取。
纵观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号，能确定典故的基本全部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从没有出自过日本本土古典。
不过，从日本古典中选出两个汉字作为年号，却是困难重重。对于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汉字刚刚传入时，主要被用来标记读音。
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名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仅是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表音文字，汉字本身并无任何意义。
这就不符合“年号选定程序”中必须“有意义”这一要求。
而后来日本汉文水平提高后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内容本就是摘录自中国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话报道称，
“日本古籍中也有许多由‘汉文’(古汉语)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籍。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这样的倾向越强。”
因此，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从假借字中选取年号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
有分析认为，年号完全撇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很难，但可能折中同时取自中日两国古典。
日本新年号令和出自日本诗歌集《万叶集》。《万叶集》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而所选取的出典文章，亦有很深的政治含义，可见日本人的脱离中华文化，也是费尽心思了。
時に初春の令月、気淑く風和ぐ。 梅は鏡前の粉を披き、蘭は珮後の香を薫らす。 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
这次大名鼎鼎“梅花宴”的汉文序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则是直接从张衡《归乡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化用。
即为化用，那么很难说是纯粹的日本人的文章了。
去年“令和”甫一公布，在我国网上立马掀起了一场出典考证的全民狂欢。
如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灵枢》中恰好也发现了令和的出典之处：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其他如《西游记》: 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师兄原有暗风疾，因到了高处，冒了天风，旧疾举发，故令和尚得胜。”
《清史稿·和珅传》：“乃赐
令和珅自尽”。看来安倍晋三费尽心思搞出来的“令和”，并不如其预期那样完美。
248个年号中，其中247个是来自中国唐以前的典籍，令和勉强算是来自日本典籍。
强调本土文化的“令和”年号，多少有点中日杂交而生的怪胎的感觉。
如何评价这次的令和年号，我看也就是咱们有幸见证了“日本脱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时刻吧，作为中国人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五 日本的大中华意识
自东天子致西天子无恙以来，日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服于我中华文明。所以自家的国王称皇帝，自家也仿效汉土新皇登基时改元，只不过是中原王朝是翌年改元，而日本是当年改元罢了。（所以说1989年即是日本的昭和64年，也是平成元年。）
而日本一旦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就要肆图侵吞中华世界。
唐之战争，日本败了，遣使向中华虚心学习，消停了八百年，；明之万历战争，日本败了，又消停了三百年；清末以来侵华战争五十年使我华夏生灵涂炭，最终也败于我中华，可是至今日本从未承认败于中国。
这是有点尬而犟的改元，
表明日本政府正在有意识的降低对于中华文化的依赖，而日本的中华自大思想自江户时代之后，在21世纪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除此之外，日本民间也在推动着书道的世界文化遗产申请。
虽然一直没有成功
然东亚小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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