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經過17世紀工業化的洗禮，西方世界先後完成蒸汽動力取代人力、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工業革命。由於工業和近代科學的迅猛發展，西方社會真正進入了海洋時代。決勝于海洋，是這個時代的主題。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開啟了西方民族國家紛紛建立的浪潮，而啟蒙運動則將理性推廣到政治、社會生活中。議會制、共和國成為工業資本主義拓展世界市場的制度保障。殖民主義採取血腥的方式在全球尋找著新的工業市場和統治空間，並且紛紛制定出規範各國競爭與行動的國際法。一個“嶄新”的國際秩序在全球迅速蔓延。當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為主導的現代國際關係遇到以大清王朝為領導的東亞傳統宗藩體系時，這場衝突不可避免地來到了。
西方資本主義與東亞傳統宗藩體系
表面繁榮掩蓋下的危機
古代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一個個同心圓。以居於中原地區的華夏疆域為中心，中原地區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蠻荒之地。所以，除了周邊地區的藩屬國，外部國家都被中國視為“夷”或“戎狄”。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打開中國的貿易之門。此時，乾隆皇帝已經年逾八十，軍政大事都委託和珅和福康安兩位大臣打理。在經過不愉快的“禮節”（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禮）問題的交涉後，英國特使的任務一個都沒有完成。對英國使團竭盡全力想得到貿易許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輕蔑地說了一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就把使團打發回去了。 馬戛爾尼在失望之餘，想邀請傲慢的大清官員見識一下英國武器的威力。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邊疆叛亂中立下赫赫戰功的福康安，拒絕了這一邀請。馬戛爾尼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沒有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發的槍。”
馬戛爾尼率領使團覲見乾隆畫面
清朝士大夫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導致了他們在對待外部信息方面有著嚴重的偏見。“天朝氛圍”主導了他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歷史的機遇總是給予那些能夠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的偉人們。可惜，在18世紀與19世紀的政治舞臺上，卻充斥著剛愎自用、目光短淺的貪婪之徒。
福康安像
那麼，鴉片戰爭前，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
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榮已經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導致國庫存銀從八千多萬兩銳減到不到兩千萬兩。而此時，席捲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和河南五省廣大地區的白蓮教起義卻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國實際人口已經超過四億，但城市人口只佔6％—7％，直到晚清，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城市人口只佔7.4％。這表明，鄉村社會仍是當時中國的絕對主導。昔日的繁榮下面潛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官僚的貪腐與壓榨，不僅破壞著農民的生計與利益，也危害著國家財政與政治穩定，這就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
乾隆像
鴉片弛禁
順治時期頒佈的《大清律例》規定：“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如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大清律例》
早期鴉片走私，大多是在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下以“非政府”的名義實現的。然而，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地位不斷受到自由貿易主義的挑戰。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國國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而將遠東貿易向所有公民自由開放。這一舉措產生了兩大後果：其一為鴉片走私規模迅速擴大；其二為中英之間的貿易關係，失去了東印度公司這個中介，而由兩國政府直接面對。這兩個後果都是中國極其不願看到的。但是，清朝的吏治已經腐敗，貪賄使得政策成為一紙空文。
道光像
有數字表明，從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間，由於鴉片走私而導致外流的白銀總共達到六億兩。白銀的枯竭擾亂了國內經濟，使市面上白銀與銅錢之間的兌換率產生了波動。為了應付銀貴銅賤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降低銅錢成色、增加鑄錢數量。鴉片的流入造成如此惡劣的影響，但是由於沒有完善的海關體制，也無專門負責緝私的水師，主管部門往往與走私者沆瀣一氣，將一些免費的鴉片樣品當作截獲的走私貨物呈報政府當作“政績”。
鴉片達到中國口岸進行交易
對於實行了將近百年的禁菸政策的挫折和失敗，以廣州的官員和著名書院學海堂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上奏道光皇帝，他們關注的是白銀外流的問題，因此主張以經濟手段解決，主要措施概括為三條：鴉片貿易合法化，政府對其徵稅；以貨易貨，禁止使用白銀交易；允許中國內地種植罌粟，抵消進口數量。這就是著名的“弛禁”說。這種觀點無視鴉片貿易對國家體制和百姓的危害，所謂的“經濟戰”實質上是為了維護長期從中獲取貨賄的部分廣東官員和商人集團的利益。因此，外國商人得知這種主張後，對鴉片貿易的前景表現興奮，立即加大了鴉片輸入的數量。
吸食鴉片
鴉片嚴禁
道光皇帝接到這個奏摺後，沒有表態，把它下發給各省大員進行討論。反對的奏摺迅速上來。禮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給事中許球以及江南道監察御史袁玉麟分別上書，嚴厲駁斥“弛禁”的主張，從祖制、政體、法制、農本、財政、國防等方面全面論述了鴉片的危害性和禁菸的必要性。這些意見得到湖廣總督林則徐等人的大力支持，對道光皇帝形成很大觸動，最高當局已經傾向於嚴禁。但是，有兩個事件，最終促使禁菸措施迅速實行。
穿便袍的道光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負責外賓事務的官員黃爵滋上了《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從嚴懲吸食之人到禁絕貿易兩方面，比較概括地反映了嚴禁的主張，在各省大員中引起很大震動，因此，支持嚴禁的奏摺開始大量出現。另一件事情是當年十月，皇室成員莊親王奕鎛、輔國公溥喜兩人在東直門外靈廟因吸食鴉片被抓。這一事件對道光皇帝影響很大，鴉片的危害已經逼近皇室，這促使他下定決心實施禁菸。一貫主張嚴禁的兩廣總督林則徐，於十二月奉召進京。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開始了。
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八日，欽差大臣林則徐“焚香九拜”，從正陽門出彰儀門，由北京啟程南下。三月十日抵達廣州，設行轅於粵華書院，誓言鴉片之害不靖，誓不離粵。此前由兩廣總督鄧廷楨推動的禁菸運動，從此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林則徐
在林則徐嚴厲的高壓政策下，到五月十八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出面擔保，外國商船共上繳了兩萬一千三百零六箱鴉片。道光皇帝下令就地銷燬，於是在六月三日，這些鴉片被傾入虎門外海灘的三個大石灰坑中灌海水溶毀了，整個過程經歷了二十三天。禁菸運動的第一個回合，由於林則徐的決心，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虎門銷煙情景圖
然而，虎門銷煙的勝利是一個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為一個誘餌。無論是林則徐還是道光皇帝，都既沒有預見英國政府會做何反應，也沒有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做好應對的準備。虎門的煙霧消散後，隨之而來的局面，卻是任何一個大清官員始料不及的。
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就在英國派駐中國的商務監督義律以英國政府的名義公告外國鴉片販子交出鴉片的時候，他已經向英國外相巴麥尊發出了多封要求發動戰爭的信函。因此，對於虎門銷煙，外國人有著不同的解讀。有個外國人記錄道：“中國人已經落入了使他們直接面對女王陛下的圈套。”同時，東印度公司、倫敦中國協會以及許多大城市的商會都開始積極遊說政府，鼓動英國對中國動用武力。
英國派駐中國的商務監督義律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一日，英國內閣會議決定派遣一支遠征軍前往中國。同時，巴麥尊發出多次訓令給在華商務監督義律，通知其做好戰爭準備。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巴麥尊發出訓令給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代表、英國海軍少將喬治·懿律，併發出
《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這支遠征軍包括十六艘戰艦（三桅雙層炮艦）、四艘蒸汽戰船、二十七艘運輸船以及一艘運兵船，士兵四千名。這是一支殖民時代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進行的是迫使中國賠償包括銷燬的鴉片在內的各種損失，以及割佔中國島嶼、開放市場等赤裸裸的強盜行徑。隨著戰事的進行，到清政府在軍事上徹底的失敗，這些要求一再升級。
英國艦隊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國旗艦“康華麗”號抵達南京江面，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軍艦上籤訂《南京條約》；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十二月二十八日，維多利亞女王批准了該條約。《南京條約》共有十三款，包括賠款兩千一百萬銀元，廢除廣州的公行壟斷制度，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割讓香港島，核定關稅等主要內容。
《南京條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美國代表顧盛代表美國與清廷簽署《望廈條約》；十月，法國代表拉萼尼代表法國與清廷簽署《黃埔條約》。中國從此走上了被迫向列強開放的道路。
中法簽訂《黃埔條約》
在這些條約中，以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對中國危害最大。幾十年後，作為清朝派往英、法等國使臣的薛福成對這兩條評論道：“立約之初，有視若尋常而貽患於無窮者，大要有二：一則曰一國獲利，各國均沾也……一則曰洋人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也。”清朝政府在還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的情況下，喪失了經濟、政治、領土等自主的權利，英、美、法互相援引和支持與中國簽訂的這些條約，在日後被不斷地修訂和擴展，在中國被亦步亦趨地拖入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清朝將陷入殖民主義的深淵。
薛福成像
一場雙方信息完全不對等的戰爭
西方殖民國家通過不斷的貿易、傳教士活動和出使活動，已經蒐集了大量有關清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情報，對清朝的軍事力量有著充分的瞭解。
而清朝則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圍中，不屑於瞭解世界，甚至對已有的外部知識都無人問津。在與美國、法國簽訂條約後，這兩個國家的代表分別準備了贈送給清朝的禮物，裡邊包括現代科學技術書籍、望遠鏡、火槍、蒸汽機原理、世界地圖、各國概要等現代文明的成果，而出於狹隘的天朝上國心理，清朝拒絕了這些禮物。
鴉片戰爭時英軍裝備的火槍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除了少數有氣節的官員外，大多數官員的主要心思都用來對付皇帝和朝廷，隱瞞真相、編造謊言是他們慣用的手段。如果考慮這樣的背景，我們會對清朝的戰敗有一個新的認識：這只是一個開始，清朝註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風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兩種觀念塑造出不同的人和制度
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方一位學者在一篇評價清朝軍事力量的長文中，開篇就寫道：“今天，作為評價各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準，最正確的大概是：每個社會在‘殺人技術’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毀滅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種類多少，以及運用它們的熟練程度。”
而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直隸總督琦善受英國遠征軍司令璞鼎查之邀前往英軍軍艦談判，他看到一排軍容整齊的年輕的英國海軍學院實習生在艦隊上列隊時，搖頭嘆息道：“
這樣的青年才俊，為什麼不讀書做官，而是來當兵呢？”
直隸總督琦善
琦善是已經完全漢化的官僚，他的價值觀完全是儒家式的，還停留在中世紀。而同一時代在西方流行的，卻是民族國家爭權奪利的現代觀念。這兩種觀念塑造出來的人和制度是如此的不同，從而也導致雙方在衝突中表現出巨大的反差。
結語
馬克思用這樣的語言概括鴉片戰爭：“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任何一個腐敗的王朝，總是存在著一絲正義和勇氣。正是這些微弱的光芒，讓我們看到中國走向現代的希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二十九日，包圍廣州的英軍在與廣州當局達成協議撤退的過程中，與廣州北郊三元里的百姓發生衝突。五月三十日，周圍一百多個鄉里的老百姓聚集起來，手持棍棒與英軍展開戰鬥，這些把清朝正規軍打得抱頭鼠竄的英軍，被憤怒的民眾包圍在一個炮臺中，損失慘重。最後在廣州當局官員的調解下，百姓才將英軍放走。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一日，英軍“復仇號”等軍艦進攻定海，守城總兵葛雲飛、王錫鵬、鄭國鴻血戰六個日夜，最後全部壯烈殉國 。這些百姓和將士，面對完全現代的武器，勇敢抵抗、浴血奮戰，為中華民族的浴火重生做出了偉大的奉獻。
葛雲飛、王錫鵬、鄭國鴻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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