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晓逸，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由英国史学家A. J. P. 泰勒所著，于1961年出版。全书阐述了不同于传统学派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由，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轩然大波。传统学派大多认为“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战争是其个人意愿的体现。泰勒认为希特勒直接导致战争爆发这个观点让“对抗主义者”、“绥靖主义者”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感到满意。然而，这个结论未必来自于其合理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为达到推卸责任之目的而得出的简单化的、实用性的结论。希特勒作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最无法张口辩驳也是最容易被迫承担所有责任的。
泰勒，作为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新观点，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希特勒按照“计划”和“时间表”预谋策划的结果；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怯的同义词；这场战争根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是欧洲文明式微的开端，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们事与愿违的忙中出错。希特勒事实上只是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反犹太主义，另一件就是鼓励政府对公路和建筑投资。在其他事务上，希特勒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及其做法，而是静待事态的发展。他等待着种种让步源源倾注到他的兜里，也等待着事态把他所偏好的伺机而动策略强加于他。希特勒希望用零碎的方式，比如像进攻波兰这样的小规模战争，或者是完全不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希特勒或许是一个赌棍，他在没有很大把握的时候就下很大的赌注，然而却是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他国外交家的忙中出错、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等等因素将希特勒一步步“推”上了大战的结局。也正是由于泰勒在对希特勒是否引发二战这一看法上与传统学派的不同，贬之者认为此书是为希特勒辩驳，是对既定的、公认的事实的不尊重，是“反常的危险的”史书；然而褒之者则认为
此书极大程度上提供了思考二战起源的新思路，是一大创举。泰勒在书中明确表示这不是为希特勒洗白或辩驳，而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他认为之前的研究证据具有“既太多，又太少”的情况。因此采用了大量的官方出版物、国家外交档案，备忘录和会议记录，当时处于决定性位置的人撰写的重要卷册等，论述资料详实，逻辑严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制约德国的老的实力均衡已经解体：俄国已经退出，奥匈已经消失。唯独剩下的便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法国和意大利在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上都非常虚弱，而且都因为战争而元气大伤。因此，只要有一段时间的发展和恢复，德国势必会重新恢复实力，重新崛起。而且，德国试图再次崛起成为大国意图明显，统治也具有明显的野蛮特性。那么在这样明显的形式下，英法两国作为两个胜利的大国在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抵制它？为什么到了最后又开始抵抗了呢？具体来看，泰勒在书中主要阐述了三大问题：一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英、法大国的绥靖政策；德国当时状态以及希特勒本人意图。这三个观点根据时间线展开，整体回答了上述泰勒提出的问题。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虽然两次战争有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正如费迪南·福煦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战。”一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军队虽然获胜，但是已经接近衰竭。俄国已经退出，奥匈已经消失。唯独剩下的便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改变整体地向西移了。法国和意大利在实力虚弱，且因战争而元气大伤。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势必会重新恢复实力，重新崛起。
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本意不只是暂时停火而已，它的条款是精心设计以确保德国不能重新再打这场战争。德国需要交出大量战争物资储备，把军队撤到莱茵河以东，还需要缩减舰队至极小规模。但是事与愿违，《凡尔赛和约》没有让协约国满意，没有建立其试图建立的安全体系，更是激发了德国的怨恨。
法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侵略引起的，因此想把国联发展成一种直接针对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但是结果德国并没有被完全地削弱，国际形势反而是朝着对德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英国把它看作是一种把德国包容在内的协调体系，它的目的是如何让德国和平崛起而非不崛起。凡尔赛条约之后，法国对英国的依附程度更加深了，逐渐丧失了独立地位。这也是之后其采取绥靖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德国则认为这是一个专制独裁或者一项奴隶条约。条约规定德国要支付高额赔款、莱因兰地区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和非军事化、德国东部领土割让给波兰、德国丧失全部殖民地以及军备受限制等等，这些让德国人难以容忍的苛刻条件激起了德国的怨恨也导致了德国势必要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枷锁。
可以看出战后《凡尔赛和约》并没有使任何一方获得满意，最终也没达到其目的，这不能不说是欧洲文明在地区治理层面的失效。在另一方面，条约是设计来确保防止新的德国侵略的，但是只有同德国政府合作，它才能起作用。这就意味着条约不仅给了德国极大的主观能动性，更重要的是这承认了一个统一的德国。这是条约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在政治上英、法就必须把德国作为一个独立且强大的个体安排进欧洲体系之内。反观协约国，除了德国政府的一纸签字之外，协约国其实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德国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掏空那个针对德国的安全体制的基础。而协约国作为战胜国却要付出有意的努力来维持这样的安全体制。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出现了比战前更复杂的国家局势。
除了条约政治上的因素，凡尔赛条约从一开始就是缺乏道义效力且具有实践困难的。首先，条约的非道义性使得其执行需要由外力来监督和进行，它根本就无法自我生效。当时国际联盟的秩序就仿佛是凌驾于之上的，这完全有悖于之前鼓吹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主义思想；凡尔赛条约过于严苛的条款使协约国国民有些心怀愧疚，强制执行难以获得支持的。从实践上来看，各国国内厌战情绪强烈，武力威胁德国作用甚微，经济封锁弱导致德国崩溃更是会对协约国造成不利，也达不到让德国履行条约的目的。
泰勒的第二个核心观点便是英、法的绥靖政策的合理性。他并未对绥靖政策进行谴责和批判，但也未对其辩护，他对英、法当时采取这样的政策表示理解，但绥靖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也认同泰勒的观点，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英、法两国采取绥靖政策是基于国际形势、本国利益和经济原因等多方面因素，采取的合理措施。在绥靖政策这一点上，我试从绥靖政策的主要体现及其后果，英、法采取绥靖政策各自的原因，以及绥靖政策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三个角度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绥靖政策的重要体现及其结果，这也是“绥靖”这一本为中性词最后沦为贬义的核心原因。先对绥靖政策具体分析是因为在分析过程中能够对英、法为何采取该政策理解一二。起初，绥靖政策的主要具体表现有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后也包括《慕尼黑协定》等。
在凡尔赛时期，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最初的仇视就是来自战后赔款上。前两者都是针对德国战后赔款问题。泰勒认为“战争赔款乃是一种象征。它制造怨恨、猜忌和国际敌意”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泰勒的看法。德国人民在起初仍保有一些理智，认为自己是受到赔款的蹂躏。不久之后，他们的这种想法上升到认为自己是受到了整个和平条约的蹂躏。到了最后，他们的怨恨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认为自己的不幸甚至来源于和赔款毫不相干的合约条款的蹂躏。但事实上，造成两次战争期间德国经济困难的是国内政策而不是边界问题。泰勒在这个观点上的书写篇幅比较小，但实际上“赔款”和“战债”问题是很重要、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故在此具体谈一下“赔款”在事实上是如何帮助德国经济复兴，又是如何一步步激发起德国民众的怨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参战国的债务和战后的借款主要是美国的贷款。1924年，道威斯计划实施，还债的实现主要通过特殊的信贷结构体系进行。主要先由美国帮助德国稳定和复兴经济，使其能够支付赔款给协约国，而协约国又得以偿还美国的债务，这样子钱又回到了美国的口袋里。简单来说，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钱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将其转回到美国政府，这个过程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在这个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德国的经济也得以复兴。但是美国给予德国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短期贷款。经济危机一来，美国人不但不再贷出，甚至抽走资金，这样就动摇了欧洲的经济基础，这是1931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随着美国的资金更多投入到本国股票市场之后，德国能够从美国借到的钱也就越来越少了。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德国几乎无法再从美国借到钱。根据上述的资金流动走向，一旦德国无法从美国借到钱，也就无法偿还协约国的赔款，协约国进而也就不能偿还美国战债。由于这一连锁反应，使得美国和协约国不得不在意德国的经济状况了。于是1930年，杨格计划出台。在杨格计划中，对赔款数目和年限进行了确定，赔款数额减小，对德国财政的国际监督也取消了。然而，在随后的日子中，经济形式持续恶化，大萧条到处蔓延，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都达到了最低点，全球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经不是德国能不能给出赔偿，而是各国其实都已经拿不出款项了。由此可见，实际上战后美国的贷款是帮助了德国经济的复兴，而且当时德国的经济并不是最差的，协约国的经济形式也都不好。而德国民众则单纯地将付出赔偿和国内经济形式持续恶化画上了等号，这直接导致了德国人的怨恨；在另一方面，协约国尤其是英国支持恢复德国经济这一行为虽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但这种行为就更加助长了德国国内那种“赔款是令人厌恶的”心理，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怨恨。
在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当时经济的衰落根本不因赔款，在战后赔款上的绥靖政策只是徒增了德国的怨恨。
英、法两国采取绥靖政策各有缘由，但都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十分合理的选择。对于英国来说，虽然是胜利的协约国之一但是战争仍然消耗掉了极大的财富，这也是上述对德国赔款问题一再放松的原因之一；而对德国实力的错误估计，使得产生了把德国扶起来比把德国压下去要好的思维；在当时的英国政府中，陆海军将领都是“极端类型的保守党人”，而且对当时国际环境的预估是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了；英国的公众舆论从一战结束后就对德国持有同情态度。无论从国际局势还是国内舆论出发，英国采取绥靖政策都是合理的。
相较于一开始就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来说，法国采取绥靖政策表面上更加不让人理解，因为法国在签订凡尔赛条约之时就是一心想要打压德国，占领鲁尔事件就是英国绥靖政策的一次有意义的中断，但是从长远来说，更是提供了赞同绥靖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占领鲁尔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最终获得的仍只是一个承诺罢了，最终解决的方案仍是要将德国拉回谈判桌上。也就是最初谈到凡尔赛条约实践上的难处所在了。随着事态发展，法国采取绥靖政策也是合理甚至带有必然性。法国战后受到的打击十分巨大，人力和战争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法国国内和平主义思想高涨，对战争的厌恶达到高点；经济上，大萧条席卷欧洲，法国自然也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法国受到英国牵制，使其无法对德国进行强硬外交。
最后，为什么说绥靖是必然失败的呢？抛开欧洲外交家对形式的错误预估之外，绥靖要想成功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与被绥靖的国家相比，霸权国家应当要有较大的优势，霸权国家不是在一个虚弱的位置上与该国交涉的。很明显，一战后的德国虽然是一个战败国，但并不属于“弱国”，相反，德国恢复元气重新崛起是必然。而相较于德国来说，英法也不是十分强大的“强国”，尤其是法国在战后人力和经济资源都元气大伤，何谈之于德国的强国地位。其次，该国的目标是有限的、合法的。然而反观当时国际形式，希特勒是想要彻底摧毁凡尔赛体制的，谋求欧洲霸权。所以无论是从英、法和德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来看，或是从德国当时想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当时的英、法、德之间并没有形成绥靖成功的条件。
从绥靖政策的体现和结果，英、法两国采取绥靖政策的理由来看，绥靖政策在当下是合理的，但由于欧洲各国秉持霍布斯文化的国家理论，绥靖政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回到泰勒的第三个核心观点，即当时的德国状态以及希特勒本人并没有挑起世界大战的意图。希特勒的上台，其讹诈政策和毒辣的手段无疑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但他并没有策划大战的意图，他只是静待事态的发展，等待着种种让步源源倾注到他的兜里，也等待着事态把他所偏好的伺机而动策略强加于他。甚至于他只想要用一些局部战争甚至是不使用战争武器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吞并奥地利过程中，他本打算令人不觉地吸纳奥地利，就像他过去破坏德国的民主政体一样。然而“公民投票”迫使德国出兵，采用了武装力量。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泰勒承认希特勒有“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的意图。但是他一点也不清楚这件事如何去做。捷克政府被迫割让苏台德区其实是张伯伦伙同法国总理达拉第迫使捷克人作出的让步，法国的力量和决心在当时都是很不足的，是其绥靖政策的一大体现。希特勒进一步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说明希特勒有意撕毁《慕尼黑协定》也不表明他在推行新的政策。而在波兰问题上，泰勒认为希特勒的目的也只是下一个《慕尼黑协定》罢了。
所以至始至终，希特勒是在等待机会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谋求大国地位。泰勒此书并非为希特勒的辩驳，也并非为绥靖政策解释，而是还原历史的真相。本书利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得出一系列与传统学派不同的观点，发人深思。但是，此处仍有一些不足应当指出，如泰勒在得出结论时主要参考的资料仍然是官方文件而对于领导人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成长经历，心理因素等论述比较少，然而在二战起源中，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不仅直接说明了二战期间希特勒的血腥、残忍、反犹主义等等事件，也应当成为思考其在二战爆发前期作用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翔实而深入地分析了20世纪初期高度发达的欧洲文明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乃至种族灭绝之人类灾难的，尽管二战爆发距今已有80余年，但西方国家在如何认知国际体系、制定外交政策等方面仍欠缺反思。当前，在全球性传染疾病、难民问题、粮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正逐渐威胁人类社会发展之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进行学理探讨已成为“一带一路”及丝路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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