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故都”北平，作為著名學者、曾為北大校長的胡適，自然與之有著極深的淵源。早在一百多年前，1918年的初秋，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後，就應蔡元培之聘，赴北大任教，此後即在此生活了十餘年，參與並見證了自“五四”以來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僅以故宮為例，胡適是與末代皇帝溥儀通過電話、進過宮、聊過天的現代學者，也是直接見證紫禁城改為故宮，並親身經歷皇家禁地改為國立博物館的現代學者。從紫禁城的落日餘暉，到“北平”的故宮博物院橫空出世，再到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悄然籌建，胡適皆參與其中或見證其成——這貫穿其一生的“故都”情結，可謂深遠且深沉。
作為著名建築學家的梁思成，與“故都”北平的因緣，則更為深切。他是從專業領域對北平古建築予以考察與評述的開拓者之一。尤其對是在以故宮為代表的所謂“官式建築”的充分考量中，為其後來撰著《中國建築史》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其畢生所研究的中國建築樣式學、古典建築美學提供了最為充分的學術路徑。
另一方面，北平古建築還為梁思成測繪、修復古建築提供了最初藍本，這些中國古典建築的頂級樣本，為其後來的學術研究構築了強有力的資源平臺，對其後半生的學術生涯有著高屋建瓴的重要貢獻。自然，梁思成的“故都”情懷，更是無以復加的深厚。
雖說胡適與梁思成對“故都”的眷戀，有著如出一轍的熱誠，同時卻也不難發現，胡適眼中的“故都”，更多的是從中國文史與政治的遺產去考察；而梁思成眼中的“故都”，則更傾向於從中國建築與美學的遺產去考量。二人各擇其要、各隨其便，皆在“故都”中抒寫著各自的學術生涯，但二人在專業領域並無交叉，似乎並無交集。殊不知，1948年3月，二人曾聯名上書當局，共同為保護故宮古建築呼籲，並建議將當時的北平定為“陪都”或“夏都”，實乃又一樁學林佳話，亦可視作二人生平中的又一重大歷史事件，頗值得後世讀者與相關研究者重視。
位於景山附近的大高玄殿（也叫大高殿）習禮亭舊照（今已不存）
五人聯名呼籲保護古建築
北平《世界日報》曾於1948年3月27日，刊發一篇題為《維護故都文物建築，胡適等上書李宗仁》的報道，將胡適、梁思成等5人向當局的聯名呼籲公佈了出來。報道中，聯名呼籲保護的“故都文物建築”，以保護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古典建築為主，要求當局儘快解決、徹底落實相關工作。
這一事蹟，翻檢《胡適全集》《梁思成全集》，俱未見載，實為胡、梁二人生平記述中的一件“逸事”，而這一通致當局的聯名公開信，更是失載的“佚文”，自然獨具歷史與文獻價值。
胡適
梁思成
胡適、梁思成、馬衡、谷鍾秀、袁同禮的聯名信中，列舉了當時北平古建築存在的幾個問題，比如：
瀛臺為南海名跡之一，水木清華，最負盛名，現在翔鸞閣左右延樓所有綠檻白板裝修，大部移拆無存，樓成空廊，既礙觀瞻，且於建築保固上，亦深有影響。春藕齋為居仁堂偉麗建築之一，去歲曾將室內雕刻精美硬木格扇裝修拆除，使古代藝術失散無遺。中南海西八所等各處煙囪，多橫出簷下（只圖減少煙燻，不接立管及頂鑽），致煙火衝燻，額枋彩畫失色，且滋危險。又牆外垃圾穢水隨處堆存。大高殿南習禮亭二座，法式精巧（俗稱九梁十八柱），系仿紫禁城角樓構造，為國內稀有之古典建築，現已充作部隊眷屬宿舍，炊煙四起，日夕薰蒸，損及藻井天花。天安門樓於三十五年間甫經修竣門洞，用作倉庫，去冬即因軍用卡車撞毀東扇大門，以致無法啟閉。端門內西朝房室內，現已安裝鍋爐，充作廚房，並毀壞門窗，齷齪不堪。
聯名信痛陳了當時各單位佔用古建築的情況：“近來各機關學校及部隊等，恆以種種特殊關係，使用該項古代建築物，或充辦公廳室，或充員工宿舍，自屬一時權宜之計，惟部份繁多，往往各徇便利，拆改裝修，移挪門窗，敷設電線，添安火爐。輕則汙損彩畫，重則毀傷架構，對於古建築罔知愛護，相沿成習，觸目驚心。”
為了避免古建築遭到破壞，胡適、梁思成等人的聯名信中還提出了《加強管理使用北平重要古建築辦法》，要求：“北平市重要古建築概不得充作機關學校及部隊之員工或眷屬宿舍，其業已使用者，應即設法遷出；如因特殊關係必須使用，為辦公室時，須有適當防火設備，並須經常檢查電線火爐及煙囪等物（室內安裝煙囪概須伸出簷口以上），以策安全；使用者對於古建築及富有藝術價值之裝修，均應妥加愛護，不得任意拆改挪移；如因事實關係，必須要變更原狀時，須於事前提出詳明計劃，徵求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工程處同意，方可著手；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工程處對於各重要古建築，得隨時派員視察，並糾正之。”
南海春藕齋（舊照）
通覽這封一千餘字的胡適、梁思成等五人的聯名信，為切實保護北平重要古建築的大力呼籲與深遠憂思，可謂力透紙背、溢於言表。信文敘議流暢，評述簡潔，在涉及古典建築專業知識方面的措辭相當精準扼要，可以據此推知，此信主體內容應當出自梁思成之手。至於報道冠以“胡適等上書李宗仁”的標題，概因以個人資歷與社會影響力方面考慮，遂將聯名上書之事以胡適之名冠之。
值得注意的是，聯名上書中署名第一位的袁同禮，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署名第三位的馬衡，時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署名第四位的谷鍾秀，時任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應當說，由梁思成執筆，與胡適、袁同禮、馬衡、谷鍾秀聯合署名，上書當局，呼籲保護北平重要古建築，無論從執筆者梁思成的專業水準，還是從聯合署名者胡適等人的專業身份與社會地位而言，都是相當適宜的。
查《胡適日記》可知，《世界日報》報道當天，即1948年3月27日，胡適身在南京，出席中研院會議，當天選舉院士。而他與梁思成，均在當選的81位院士之列。據報道，此聯名上書，為中研院會議的前一天（3月26日）提交，應當正是胡、梁二人在南京出席中研院會議期間，向當局提交的。
延慶樓失火被毀
需略加說明的是，聯名信中還提到了“延慶樓慘遭回祿”之事，這一事件發生於1947年11月19日，指居仁堂後的延慶樓失火焚燬之事。所謂“回祿”，實為古語專名，相傳本為火神之名，後引申指火災，又作“回陸”，見於《國語》《左傳》等古籍。
攝於1922年的中海延慶樓（今已不存）
清朝滅亡後，在延慶樓住過的達官貴人也不少。如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1924年11月2日曹錕辭職，就被馮玉祥軟禁在延慶樓。延慶樓失火焚燬之事，京滬各地報刊均有報道，可謂轟動一時。《世界日報》在此事件發生次日，即刊發大篇幅的報道，題為“意義深遠之延慶樓從茲幻滅，選舉事務所昨焚燬”。原來，當時的北平政府正在延慶樓辦理所謂“國大代表”的選舉事務，孰料突發火災，遂將此樓及樓中所存選舉事務文檔付之一炬，全部焚燬。報道稱：
該樓為兩層之巨型建築物，建自遜清，西太后曾於此樓辦公，今不慎為電線滋火，引著門窗，發生火警，使全樓五十餘間房屋之偉麗輝煌之建築，付之一炬，實為一不可被償之損失。
據後續報道可知，這一場大火，從11月19日下午二時引發，至11月20日晨七時撲滅，足見火勢兇猛異常，延慶樓自然是燒得片瓦無存了。大火撲滅當天，時任北平市長的何思源向北平市民請罪，公開表示：“此巨大建築物，系慈禧太后首建，所有木料，均為美國黃松，此次不慎，慘遭回祿，本人引為一生之憾事。憶過去曾迭次令各職員，嚴為防火，不料，今竟出此意外，本人除與民局馬局長聯署簽呈當局，引咎請罪外，並決將民政局總務科長予以撤職之懲處。”
顯然，被時任北平市長何思源“引為一生之憾事”的延慶樓失火焚燬事件，以極其慘痛的教訓，預警著當時亂象叢生的非法佔用古建築狀況可能會導致的嚴重後果。正是基於此慘痛的教訓，以胡適、梁思成等為代表的社會各界人士，表示“深切隱憂”，遂聯名向當局上書，大力呼籲保護北平重要古建築。
各界曾呼籲定北平為“夏都”
有意思的是，在胡適與梁思成等人的聯名信中，提及“伏念中央眷顧北平重鎮，文化涵濡，特升為陪都，行將恢宏建制，以定百年大計”云云，實際上，當時北平升為“陪都”系傳聞，終未成定論。
因1947年4月江西廬山牯嶺街突發火災，一向是“夏都”的廬山面臨艱鉅且緊迫的災後重建工作。在此期間，坊間曾一度盛傳北平將取代廬山，成為當年的“夏都”。不過，當年6月，北平政府出面闢謠。然而，北平各界對“夏都”或可暫設為北平的熱情，卻並未因政府當局的“闢謠”而稍減。包括時任北大校長鬍適在內，都曾明確表示，非常希望並支持北平成為“夏都”。
1947年7月5日，《世界日報》方面在已然刊發“闢謠”簡訊的情況下，仍然派出記者就“夏都”之事專訪胡適。胡適在受訪時表示：“將來如能造成定例，每年有此四分之一時間，使北平成為全國政治重心，則於去年若干國大代表之力爭建都北平，其主張亦可算已獲得一部分實現。故本人對以北平為夏都之議，極表贊同……”
同一天，胡適還以“國大代表”身份，受李宗仁之邀，赴居仁堂參加茶會。這一茶會乃為商談時局而開，《世界日報》亦於次日以簡訊方式予以報道，恰與胡適談北平設“夏都”問題的報道同日同版刊發了出來。報道稱，“到會者有胡適、何基鴻、王秉鈞、劉瑤章等三十餘人，席間交換有關時局之各項意見，最後公推胡適綜合各項意見，寫成書面，擬於蔣主席來平時，向蔣主席提出建議。”
胡適為此次茶會寫成的綜合意見書，後未見披露，具體內容未詳。但此次茶會僅僅過了兩天之後，即1947年7月7日，《世界日報》就刊發了《冀臨參會電請暫定北平為夏都》的簡訊，可謂意味深長。從報道可知，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電請暫定北平為夏都”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為1947年7月6日，恰與胡適向記者表達“贊同以北平為夏都”，以及其應李宗仁之邀參加居仁堂茶會，皆為同一天。如此巧合，很難不讓人去聯想，這三個事件之間，是否會有某種內在聯繫。
中海居仁堂前銅塑十二生肖像舊照（今已不存）
梁思成矢志不移守“故都”
無論如何，希望通過北平成為“陪都”或“夏都”這一契機（即使只是未經證實的傳聞），試圖在提升北平城市地位的前提下，同期提升北平古建築保護級別與力度，盡最大可能推進“故都”古建築保護工作，乃是胡適、梁思成等聯名上書者的良苦用心。
不過，一年之後，國民黨政權灰飛煙滅，北平沒有成為“陪都”或“夏都”，而是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劇變時局中，“故都”中的人事與世風亦隨之更迭。聯名上書的五人中，胡適與袁同禮流寓美國，梁思成、馬衡、谷鍾秀留在了北京。留在北京的三人中，谷鍾秀於1949年12月病逝，馬衡仍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梁思成繼續在清華大學建築系任教。梁思成和馬衡以更為飽滿的熱情、更為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古建築保護的新時代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1月前後，在“平津戰役”之前，梁思成繪製了《全國文物古建築目錄》，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使北平古蹟避免受到炮擊，很好地保護了北京的文物建築與古城牆。1950年初，梁思成又與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陳佔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該方案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牆，建議在西郊建新城，保護舊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雖然此方案最終沒有被採納，但之後梁思成又多次上書，還是挽救了北海的團城。
簡而言之，從胡適、梁思成等聯名上書，向國民黨當局呼籲保護故都古建築，再至梁思成繪製《全國文物古建築目錄》，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創設與提交“梁陳方案”，是有一條完整的歷史脈絡與人文情懷貫穿其中的。在這條脈絡與情懷之中，無論時局如何動盪，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以梁思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守護與秉持，與各種社會形勢之下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破壞與濫用，始終對峙並存、反覆較量。或許，對這一社會現象及歷史事蹟的探研，我們至今還不夠深入與充分；對於保護文化遺產與促進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我們至今還不曾完全領悟與深刻認識。
補 記
居仁堂的前世今生
前述胡適應李宗仁之邀，參加茶會的所在地——居仁堂，當時是北平軍政、文教界舉行會議、協商政務的一個主要場所。
居仁堂原址位於西苑中海西岸，是一座兩層的西式建築。其前身乃是慈禧下令仿照圓明園海晏堂修建的西苑海晏堂，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在儀鸞殿舊址上仿建而成，曾作為慈禧太后接見外國公使夫人和女眷的場所。
眾所周知，1860年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之後，園中的海晏堂早已灰飛煙滅，唯留廢墟而已。這一建築外圍以噴水報時的十二生肖銅像，為清乾隆年間的紅銅鑄像，亦隨之被劫掠，流失海外。而近半個世紀之後，仿建的西苑海晏堂，則得以存續遺風，在堂前水池外圍，亦安設有銅塑十二值年神像（即俗稱“十二生肖”神像）。每個神像均手執荷葉一柄，葉中著荷花一朵，皆十二瓣，以示十二地支。只不過此處神像並不噴水，而是在荷花銅瓣中裝有電燈，按時亮燈，別有奇趣。
民國後，西苑海晏堂改稱“居仁堂”，成為袁世凱處理日常事務和居住的地方，直至其逝世。至馮國璋執政時，又將居仁堂改做家屬住宅，堂門改名為寶光門。居仁堂後有福昌殿、延壽齋、福壽軒、延慶樓、福祿居等華麗建築。曹錕主政時在延慶樓辦公，福祿居會客。居仁堂、延壽齋、福壽軒等處，則成了其妻妾的住房。
“北伐”勝利之後，一直為北洋政府所佔據的居仁堂，就此成為“公產”。1928年之後，中南海被闢為公園，居仁堂成為可供遊人觀覽的景點之一，後又被改作國立圖書館。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北平淪陷於日軍鐵蹄之下，居仁堂成為偽政府辦公場所。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居仁堂又成為國民黨政府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的辦公室，後輾轉成為傅作義的指揮所。
應當說，從晚清至整個民國時期，居仁堂這座建築，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幻，承載著極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與歷史價值。遺憾的是，上世紀60年代，因年久失修，居仁堂作為“危房”被拆除了。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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