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胡適是具有根深蒂固新文化性格的人，而陳寅恪對待傳統文化則具有更多"瞭解的同情"；胡適要求"全盤西化"，陳寅恪則力主中國文化之本位。出於文化姿態與文化態度之不同，陳寅恪成為胡適的"反對派"，自然而然。
在對待梁濟與王國維自殺問題上，陳、胡的評價側重也是完全不同的。陳寅恪評說王國維自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是把王國維當作文化意義上的"殉道者"看待的，其為"中國文化"所"化"之人物，併為"中國文化""衰落"而死。
同時，胡適在梁濟自殺問題上，觀點明確。他在《不老——跋梁漱溟先生致陳獨秀書》一文中指出：
"這可見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識思想不能調劑補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識思想決不夠培養他那二十年後'老當益壯'的舊精神，所以有一種內部的衝突，所以竟致自殺"。
梁濟的自殺是因為陳舊的"知識思想不能調劑補助他的精神"，因而產生"內部的衝突，所以竟致自殺"。按照胡適的這個說法，似乎"新思潮""新思想""新知識"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甚至包括人生問題。而只要是"舊"就有會"死"去必然因素；這也是"新文化"介入20世紀的思想方式。
所以胡適在後面寫道，"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潮可以源源進來"。這是標準的以新文化的方式，來解釋梁濟的自殺。其實，梁濟之所以自殺，他自己說的很明白，就是"國性不存，我生何用"。
梁濟的自殺與王國維的自殺，實在並無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的。但由陳、胡二君來看，卻是差別巨大。文化立場不同，得出的觀點與結論當然會不一樣。
說陳寅恪是胡適白話觀的潛在反對者，也是合適的。因為陳、胡二君在文言白話問題上，並沒有觀點主張上的明顯交鋒，但不表明陳、胡在意見表達上，沒有潛在的"過招"與衝突。在文言白話及其他問題的看法上，主要有三個方面，陳寅恪的觀點與胡適是不同的。
首先，對最具"中國語文特性"事物的評價完全不同。
"中國語文特性"是陳寅恪的專用語，"對子"與"對仗"當然是具有"中國語文特性"的事物，對胡適來說，是完全不感興趣的，非但不感興趣，而要摒棄之而後快。
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說，"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其文學革命所主張的"八不主義"之第七條，就是要"不講對仗"。
而陳寅恪卻特別看重"對子"，這個似乎要被歷史淘汰的"對子"。1932年，當陳寅恪"承命代擬今夏入學考試國文題目"時，陳寅恪為大學出的試題便是"對子"，可能這個題目會出於許多人的意表之外。
陳寅恪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解釋考"對子"的好處有四，其一，"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知分別虛實字及其應用"；其二，"對於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平仄聲"；其三，"對於可以測驗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其四，"對子可以測驗思想條理"。陳寅恪對這四個方面予以詳細解讀，令人信服。
建立在"對仗"基礎上的駢文與律詩，胡適亦是非常討厭的。胡適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就有"廢駢廢律"之說，並認為"駢文律詩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
胡適的這種認識，恐怕陳寅恪是絕不會同意的。陳寅恪本身就是律詩大家，所作律詩不只中規中矩，而且意象豐贍意境曠遠，在整個20世紀罕有其匹。
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詳細解讀了杜甫的詩句"聽猿實下三聲淚"，為什麼不能寫作"聽猿三聲實下淚"，這其中主要牽涉到平仄問題，若寫成後者，"則平仄聲調不諧和。故不惜違反習慣之語詞次序，以遷就聲調"。這顯示了陳寅恪對具有"中國語文特性"事物的尊重。
據《吳宓與陳寅恪》一書，吳宓寫完《落花詩》八首，拿去向陳寅恪請教，陳寅恪的看法是，"大約作詩能免滑字最難。若欲矯此病，宋人詩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學唐，與吾人學昔人詩，均同一經驗。故有可取法之處"。在這些地方，都能看出陳寅恪在律詩上的造詣與非同尋常的修為。
陳寅恪還通過對於拉丁文之新發現介紹，為中國語文之"駢驪"與"對偶"辯護。《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寫道：
"昔羅馬西塞羅Cicelo辯論之文，為拉丁文中之冠。西土文士自古迄今，讀之者何限，最近時德人始發見其文含有對偶。拉丁非單音語言，文有對偶，不易察知。故時歷千載，猶有待發之覆。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駢驪之文，增高其地位。不過藉以說明對偶確為中國語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種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產生之對子"。
其次，以堅守的文言與現代白話對抗。
"不避俗語俗字"是胡適"八不主義"非常重要的一條，其目的就是要為現代白話作開路先鋒。
但陳寅恪不僅要避"俗語俗字"，而且其終身行文就從來沒用過白話，文言是陳寅恪惟一使用並從來也沒打算放棄的語言。從這一點上說，拿陳寅恪比太炎與任公，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太炎與任公，都有一些白話文，那些用白話記錄下來的演講，太炎就有一本《章太炎的白話文》（陳平原編）。但陳寅恪與白話是絕緣的，這在20世紀知識分子中差不多是絕無僅有的。
陳寅恪哪怕是用文言，也是非常講究的。陳寅恪在給王國維的輓聯上聯寫道：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
這副輓聯有兩個問題：其一，上聯的"纍臣"之"纍"，為什麼一定要用繁體？陳寅恪的解釋是："纍"字若寫作"累"，恐人讀作仄音。下聯的"玄"，也用了一個異體字，則怕犯廟諱故也。所謂"犯廟諱"是指冒犯清聖祖的名字"玄燁"的"玄"，陳寅恪還嚴格保持著晚清人規範，不由讓人想起陳寅恪陳述自己的那句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此說不虛也。
陳寅恪還特別反對把漢字改為簡體，畢生未寫簡體字，並留有遺言：他的著作，必須用繁體字直排出版，否則寧可埋入地下。值得欣慰的是，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三聯出版十三卷本的"陳寅恪集"，所使用的正是繁體豎排。
胡適對於陳寅恪的文言文章，評價不高。胡適在其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讀陳寅恪先生的論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見識、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這也難怪，誰若是寫律詩、古體詩或者是用文言寫作，在胡適看來，便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想得到胡適肯定性的評價，基本不可能。在五十年代的大洋彼岸，胡適曾規勸唐德剛不要寫"半文半白"的文章。這其中的重點是，"半白"的文章沒問題，但"半文"之文則是讓胡適不能接受的。這也是胡適終身留存的新文化性格使然。
其三，對於馬建忠《馬氏文通》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
胡適對於《馬氏文通》是予以肯定，甚至是讚美有加的。在1920年3月所寫的《中學國文的教授》中，胡適認為"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書，古文文法學的寶庫"，這個評價已然不低。1920年8月，胡適在南京高師的演講《白話文法》中指出，"到馬建忠'用西國葛朗瑪之法，盡十餘年之力'成了一部《馬氏文通》才算大備。這是用科學的方法著出來的，可以不朽！"這是大讚《馬氏文通》"可以不朽"。1921年7月，胡適在《國語文法概論》中認為，"馬建忠作《文通》，用的方法很精密"。直到三十年代初，胡適寫《四十自述》時，他還這樣寫道，"第三條講求文法是我崇拜《馬氏文通》的結果"。可見《馬氏文通》在胡適心目中的位置。
陳寅恪對於《馬氏文通》則完全不以為然，其原因就在於胡適所稱讚其書的"科學"，也就是此書的"用西國葛朗瑪之法"為準繩。
馬建忠在《馬氏文通 後序》中寫道：
"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拉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
"用西國葛朗瑪之法""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這恰恰是陳寅恪最為反感《馬氏文通》的地方。
陳寅恪遂痛批《馬氏文通》為"不通"。《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批評道，"其他屬於某種語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按條逐句，一一施諸不同系之漢文，有不合者，卽指為不通。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把"西國""語言之特性""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這不能不讓陳寅恪懷疑《馬氏文通》所建立的"漢文"語法規則。
那麼，《馬氏文通》犯的是什麼錯誤呢？更進一步，陳寅恪認為《馬氏文通》的根本問題在"格義"。
所謂"格義"，是以內典與外書相比較，如以周易老莊解釋佛典等，是一種非常不嚴格的比較研究。"格義"，就是毫無原則跨文化比較，是一種貌似有道理的"附會"。
陳寅恪指出："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概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此歌德，穿鑿附會，怪涎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
因而，中國的文法研究重要的是，"將"格義"觀念,摧陷廓淸，然後遵循藏緬等與漢語同系語言，此較研究之途徑進行，將來自可達到眞正中國文法成立之日"。嚴格限制比較的領域與課題，這樣才會使比較研究有意義有效果。與"格義"附會相較，樸實無華的"合本"研究才是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
《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是陳寅恪少有的表現出咄咄逼人氣勢的文章。但陳寅恪從來就不是狹隘的，他常常是有"戰略"文化眼光的人。
就以對身邊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而言，陳寅恪從來沒有把排斥否定文言這筆帳算在胡適頭上，因為單單一個胡適並不可能具備呼風喚雨的力量。
陳寅恪指出，"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
是"社會經濟之制度"的變遷，才導致現代社會選擇白話、拋棄文言。相較之下，從來就不相信"唯物主義"的胡適，則把現代白話的發生，歸結到"偶然性"上或者是偶然事件上。為此，胡適與陳獨秀還為此一問題進行過辯論。
長期以來，儘管在文言白話問題及其他一些問題上，陳、胡看法分岐很大，但兩位大師從來都不是針鋒相對的敵人，相反卻是相憐相惜的友人。
陳寅恪寫於1927年秋的《王觀堂先生輓詞》，內有"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兩句，其中的"績溪胡"指胡適，王國維任清華國學院導師，蓋為胡適所推薦，"獨為神州惜大儒"稱讚的便是胡適的此一做法。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選舉院長。身為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的陳寅恪，拖著病弱的身體前往重慶，一定要把票投給胡適，意在堅持學術獨立自由的理念，"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
1946年，胡適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段話，"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胡適知道當時的陳寅恪處境困窘，還請人去銀行買了一張一千元美金的匯票，請全漢升帶給陳寅恪。陳、胡之間惺惺相惜，演繹了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在文言白話問題上，陳、胡觀點根本不同。如果說胡適是
社會本位的語言觀代表的話，那麼文化本位的語言觀，其代表當首推陳寅恪。陳、胡晚年學術研究取向不同，但都選擇替人"鳴冤白謗"，而其中兩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中寫道：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缺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陳寅恪通過"詠紅妝"，最感興味並研討的是"文化神州"道統承傳；而胡適集晚年20年功力聚集於《水經注》各種版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其鄉黨戴震的"《水經注》抄襲案"翻案。一注重"孤懷遺恨"中的文化關懷；一延續著"整理國故"中的學術探案。陳、胡兩大師晚年的學術研究，一如他們在文言白話上的主張，相差如許之大！
參考文獻：
《吳宓與陳寅恪》
《胡適日記》
《柳如是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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