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蘭斯基憑藉《我控訴》(An Officer and a Spy,2019)獲得第45屆凱撒獎的最佳導演之後,臺下的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憤然離席,以示抗議。
這是波蘭斯基第五次獲得凱撒獎的最佳導演。
而阿黛拉主演的口碑大熱的《燃燒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2019),在獲得了9項提名後,卻只拿到了一個不痛不癢的技術性獎項。
然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口碑平臺上來看,後者的評價都遠遠超過前者。
在豆瓣上,憤怒的豆瓣網友在短短几天內,將《我控訴》從7分+的成績刷到了如今的6分+。
名導演的黑歷史又一次被帶到了觀眾面前,正反兩方的討論也一刻都沒有停止。
事後,阿黛拉在場館內一邊鼓掌一邊大喊「la pédophilie,bravo la pédophilie!」的憤怒模樣,也被人們記錄了下來,稱為是現實中的「燃燒女子」。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燃燒女子的肖像》都將是載入歷史的影片。
影片內外,都像是時代的暗喻。
去年戛納電影節,《燃燒女子的肖像》在所有主競賽單元的影片中,以3.3的評分名列場刊第二,和《痛苦與榮耀》並列,僅次於《寄生蟲》。
最終,影片拿到主競賽單元的最佳編劇和同志金棕櫚兩項大獎。
截至目前,豆瓣上已經有超過6.7萬人標記了看過本片,還有超過10萬的朋友標記了「想看」。而影片的評分仍然高居8.6的高分,說它是今年最好的愛情電影,也毫不為過。
它散發典雅古樸、浪漫動人的氣質,足以讓無數觀眾為其揪心落淚。
電影所講述的故事很簡單,一句話就可以描述:一位名叫Marianne(諾米·梅蘭特 飾)的女畫家受到委託,來到一座孤島上為一名即將要出嫁的小姐Héloïse(阿黛拉·哈內爾 飾)創作肖像畫。
在這一過程中,兩人從一開始的保持距離,到最後的互生曖昧,一團愛情的火在兩人之間熊熊燃燒……
影片以18世紀末的法國作為背景,描繪了一個看似「遙遠」但內核又十分「當代」的故事。尤其是在那個受到封建禮教束縛的時期,這樣的故事反而更具有強烈的現代意味。
Marianne的身份是一名畫家。雖然她的技藝精湛,才華橫溢,但是由於社會對於女畫師並不十分認可,所以她無法去畫那些具有主流價值傾向的作品,更不能畫男性人體。
受到父親的委託,Marianne見到了Héloïse的母親。這位舉止莊重的婦人,一心想要回歸上流階級的生活,所以她將目標寄託在了女兒身上。將女兒嫁給一個米蘭人,這樣她們就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Héloïse的姐姐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選擇跳下懸崖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死來換取了自己的自由。在死之前,她在信中向妹妹表示懺悔,因為她把自己的命運強塞給了妹妹。
「嫁給一個米蘭人」,這就是Héloïse對於自己即將到來的婚姻的全部瞭解。她感到不安、惶恐,甚至憤怒,憤怒她沒有自由,憤怒她無法選擇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觀看影片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的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全片幾乎沒有一位重要的男性角色登場,但是又無處不在地強調了男性的「在場」。
得到工作,是因為父親的委託;面對婚姻,是不得不接受的陌生丈夫。在這個遠離塵囂看起來與世隔絕的孤島上,現實社會的「男權法則」仍然在無時無刻地影響並控制著這裡。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燃燒女子的肖像》除了是一部典雅復古的愛情片以外,更是一部具有充分解讀空間的女性主義敘事的電影。
相比其他幾部男性導演創作的類似題材的作品,如:《阿黛爾的生活》、《卡羅爾》、《小姐》等,《燃燒女子的肖像》出自一位女導演之手,顯得更為細膩,且充滿了來自女性視角的主體意識。
理解《燃燒女子的肖像》的精髓,在於理解「觀看」這一行為。
英國著名的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曾寫過一本專著,名叫《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
書中有個著名的觀點:在繪畫中,女性是作為被觀看的對象而存在的。他將其稱作為「景觀」。
一般來說,繪畫者和欣賞者都是男性,所以這種「主觀描繪」以及「觀看」的權力,其實更多地出自於男性視角。而女性作為這種「景觀」存在,並沒有主動選擇是否接受「被觀看」的權力。
這也是為什麼,影片中的Héloïse拒絕被畫,拒絕被注視,因為她從內心裡就拒絕這段婚姻,只是她別無選擇。
前一個來的畫家被她折騰得不輕,從來沒有看過她的正臉。因為她知道,一旦自己的肖像畫完成,她將和那個陌生的米蘭人結婚,永遠地失去自由。
但是,如果這個作畫的人是一位女性呢?
影片巧妙地拋出了這一疑問,並賦予來「觀看」這一行為多種解讀的含義。
舉一個例子。
在影片的一開始,Héloïse以為Marianne是來陪她散步的,而Marianne只能在對方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這幅畫。
因為母親怕二女兒步她姐姐的後塵,所以一直將她鎖在屋裡,直到Marianne出現後,她才第一次走出房間,走到戶外。
兩人的初次見面,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Marianne對Héloïse的一個初步印象。後者身著長袍,以背部示人。彼此並不知道雙方的模樣。
之後,Marianne一直跟隨著Héloïse向前走,這一過程中,兩者依然沒有對視,只有前者對後者的「觀察」。
然而當看到懸崖時,Héloïse開始加快速度,向前奔去。
Marianne慌了,以為她真的要學她姐姐,跳下懸崖。沒想到Héloïse在懸崖邊突然停下腳步回頭。
此時二人的視線第一次形成了連接,併發生了下面這段動人且難忘的對話。
這樣的初次見面,以一個戲劇性的誤會作為開場,同時又收尾於某種冥冥之中的命中註定。
在廣闊的天空、陸地和海洋的見證下,人個體的渺小反而凸顯出自由靈魂的高大;而在生與死、「跟隨」與「回望」的片刻之間,二人的短暫對視便形成了那一刻全宇宙間唯一的一道光線。
Marianne白天陪著Héloïse散步,晚上回到房裡,將自己腦海中的記憶和觀察儘可能地復刻到畫布上。
二人的頭幾回見面,我們能感受到Marianne某種無形的細膩和溫度感,以及來自Héloïse眼神的躲閃、警覺、遲疑和堅定。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視線交互下,某種難以言說的情愫在二人之間蔓延開來。
直到有一天,Héloïse在沒有Marianne的陪伴下獨自外出。她感受到了所謂的自由,但同時也感受到了對對方的思念。
終於,愛情在「觀看」中誕生了。
雖然《燃燒女子的肖像》在戛納上拿到了最佳編劇獎,但實際上這並不是個十分複雜的文本。相反的,整個故事甚至看起來稍微有一點點工整過頭了。
不過,這也正是導演技巧高超的地方。一方面,她將所有情節上的轉折和巧合平穩地熨貼在某種特定敘事的氛圍裡;另一方面又用豐富的情感烘托氛圍,從而進一步推動故事以及兩人之間關係的發展。
導演在訪談中毫不避諱地表示,這是一部關於「慾望如何升起然後燃燒」的電影。前面一個多小時的漫長鋪墊,就是為了展現後面二人慾望的糾葛纏繞。
她在接受電臺採訪時說:
「年輕的時候,我往往容易把自己投射到一些非我類的愛情故事裡。在這裡我想鋪展一種新的情慾的想象,一種基於平等、沒有衝突、沒有性別支配、沒有階級和精神差異的愛情對話。目的在於創造新的場景、感受和感情。」
終於,肖像畫完成了,可是此時Marianne卻想主動將其銷燬。她不願意親手將自己心愛的女人拱手讓給別的陌生男子。
然而,在那樣一個年代,這段愛情故事註定是個悲劇。
她們不是不想反抗,而是無力反抗。與其說她們在真愛面前選擇了退縮和逃避,不如看作是對於自身命運無法決定的某種無奈和嘆惋。
片中所講述的俄耳甫斯(Orpheus)與歐律狄克(Euridice)的愛情悲劇,其實也是兩位女主角的愛情寫照。傳說中,俄耳甫斯的回眸導致了自己的愛人歐律狄克再次跌入無盡的深淵。
不過,這一回眸被導演巧妙地化用在了影片結尾二人的離別場景中:在Héloïse的深情呼喚中,Marianne難以自抑地向自己的愛人望去,眼前身著聖潔婚紗的愛人,同樣地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
這幅場面雖然傷感、落寞,令人唏噓,但同時更具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壯烈感。
如果結局早就在開頭寫好,那麼就讓分別變得更轟轟烈烈些。讓我再一次呼喚你,讓你再好好看我一眼,讓我們再一次深情對視,記住彼此,然後永不相見,用一生來懷念和遺忘。
多年後的再次偶然遇見,在長達兩分多鐘的凝視中,導演又一次通過Marianne的視角,為Héloïse描摹出一幅惟妙惟肖的畫像。
伴隨著維瓦爾第(Vivaldi)激烈澎湃的《四季》提琴聲,Héloïse從感動到落淚,從壓抑到釋放,從激動到釋然。
觀眾彷彿也跟隨著主角一起,再一次回顧了那段難忘的愛情旅程,在表面的平靜和內心的翻湧之間,悵然若失……
一曲終了,物是人非。不過這次,她們的視線並沒有相交。
如今,我們在討論《燃燒女子的肖像》這部電影時,早就已經超出了影片本身,去探討它背後更強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很多朋友可能還不知道,這部影片的導演席安瑪和主演阿黛拉正是互為前女友的關係。
席安瑪也表示,創作這部影片的私心很明確,就是想著阿黛拉寫的。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影片更像是一封寫給前任的情書,將過往那些美好的溫存娓娓道來。
在兩人不算短暫的戀情生涯中,席安瑪不僅僅是阿黛拉的戀人、導師、老闆,甚至她生命中的拯救者。
阿黛拉本人正是一名性騷擾的受害者。
2019年,她曾實名舉報《惡魔的孩子》(Les diables,2002)導演克里斯多夫·盧基亞(Christophe Ruggia)曾在拍攝期間多次對年僅十幾歲的她實施性騷擾,期間長達三年。
阿黛拉在回憶那段時光時感到痛苦不堪,她覺得自己很「髒」,試圖放棄電影行業,中間一度沉寂了五六年,甚至想到了去死。
最後,是席安瑪拯救了她。她出演了導演的處女作《水仙花開》(Water Lilies,2007),重返大銀幕。
雖然二人在拍攝《燃燒女子的肖像》之前就已經分手,但不可否認的是,戲外共同生活、共同成長的經歷,在作品中以某種新的方式達到了延伸。
回憶起自己痛苦的過去,如今的她選擇了勇敢發聲,頑強面對。
在電影裡,她是那個哪怕衣服著火都渾然不覺,目光仍深情凝望著自己心愛的人「為愛燃燒」的女子;
而在現實生活中,她同樣是那個始終保持憤怒、為所有遭受侵害的不公現象吶喊「燃燒生命」的鬥士。
阿黛拉抵制的從來就不是《我控訴》這部電影,而是波蘭斯基其人,以及頒獎給他的凱撒獎評委們。
她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表彰波蘭斯基,那就等於是在往所有性侵受害者的臉上吐口水。等於是在說,強暴女性的人,仍然值得被肯定,下場也不會太糟。」
在阿黛拉憤然離席後,民眾的抗議聲也越來越大。
最終,凱撒獎的董事會宣佈集體辭職,但在辭職信中,他們仍堅持「給作品頒獎應基於作品本身,而非道德立場。」
或許,有太多的問題,一時也得不出答案。角度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也不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波蘭斯基不會成為個例。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阿黛拉們」站了出來。
「控訴」不止,「燃燒」也將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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