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1年江宁之乱到1864年攻破天京，太平天国战乱持续了十四年。有学者估算，
这十四年中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花费了二亿五千万两白银。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这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咸丰皇帝要是提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恐怕会被当场吓死。清朝祖制：“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说的是清朝岁入由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由皇室花销、百官俸禄、养兵军饷和工程款四项构成。岁入岁出中又以田赋和军饷为大。天下田有总数，赋有定额，量入为出，财用不竭。理论上说清朝施行的财政制度对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是完美的。
但是这种刚性的财政制度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会显得弹性不足。清廷管得了皇室开支，管得了百官俸禄，管不了英国人的舰炮和农民的镰刀，一旦遇到战争，清廷就必须花掉国库中积攒的老本，花光老本之后唯有另辟蹊径扩展财源。
上图_ 外国人眼中的太平天国
在1850年，也就是江宁之乱的前一年，因为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朝的国库已经因濒临亏空，存银只剩下区区187万两。面对突如其来的太平天国之乱，清廷手握的187万两白银连打个水漂都不够。
清朝除了“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的祖制外，还有一个应付突发财政支出的惯例，就是利用卖官、加税、劝捐、截流官员俸禄来筹款。但是这几种手段无异于杀鸡取卵，筹来的款项也根本不够应付巨额军费。
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南京是长江以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朝一半以上的赋税来自江南，掌握了南京就等于断了清朝财政的臂膀。为了支付巨额军费，咸丰皇帝甚至熔铸了乾隆留下的几口金钟。
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就在竭泽而渔的财税政策，战争就要筹饷，筹饷又引发战争，这是一个死循环。此时大清眼看就要步入陷阱，但令人惊讶，随着战争的进行，清朝同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湘军，不但粮饷充足，还花巨资装备了西洋火器。大清财政非但没有被战争压垮，反而是越打越富。
太平天国祸乱伊始，咸丰皇帝就发现自己不光没钱，还没兵。虽然手下有嫡系八旗军和杂牌绿营兵，但是经过百年盛世的“磨练”，这些兵勇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面对太平天国的时候不战自溃。
为了组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清廷开始允许地方组建团练。曾国藩以湖南为基地组建的湘军就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支队伍。
团练同八旗军和绿营兵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军饷制度。八旗军和绿营兵都是正经的国家军队，军饷由国家拨款，而地方团练军饷却全凭自筹，无论是招人还是发饷，国家一概不管，只要能帮大清朝打太平天国就行。 打赢了加官晋爵，打输了自生自灭，至于军饷是偷是抢，全凭能力。
实际上，越打越富的是同太平天国作战的前线部队，至于后方的清廷，还是一如既往的困苦，咸丰皇帝把乾隆留下的传家宝变卖了之后一直没有太大进项，可以说是前方紧吃，后方吃紧。
大清朝是一个集权国家，集权最重要的手段和目的就是财政由中央统筹。但是对咸丰皇帝来说，厘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既看不到收入多少，也看不到支出多少。地方官在奏摺中不断强调厘金收入仅够军费支出，未曾有盈余；还说官府胥吏在征收、播划厘金过程中中饱私囊，希望另起一套管理厘金的班子，直接为自己手下部队服务。
思维古板的咸丰皇帝看不到厘金的巨大威力，受制于当时的战争状况，清廷也没能力将厘金划归中央统一调拨。虽然前方军费日日见涨，但是中央收入依然徘徊不前，造成了前方紧吃、后方吃紧的反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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