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如果說在整個三國時期，早先的赤壁之戰確立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那麼，合肥之戰也具有相似的深遠意義，和價值。曹魏在赤壁所失的，在合肥給扳了回來。終吳之世，孫吳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中原更是幻想。曹魏而非孫吳統一三國，合肥至關重要。
自明事理之後，我就跟很多的安徽老鄉一樣，對自己省會的名字，充滿著不解，還有自嘲。
合肥，合肥，合什麼肥？史丹利混合肥？
這種自嘲伴隨著合肥多年來的毫無存在感，而變得更加深刻。
外人嘲笑著合肥的名字，轉過頭就把合肥給忘了。
“在2011年以前，我已經多次去過杭州，甚至兩次到過安徽境內的黃山，就是從來沒想過到合肥去看看。”著名作家柳建偉在一篇文章中寫，“實際上，我的家鄉河南南陽，距合肥的距離，也就是五百多公里。”
這種現狀讓我對安慶充滿著無比的同情。身為桐城人，處於合肥和安慶之間，但在很長時間，我還是以桐城歸屬安慶為榮。比起合肥，安慶的歷史就顯得悠久多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地位重要（事實曾經如此）——舊時的安徽省會，長江沿岸城市，南京上游。守南京必須要守安慶。安徽之名，一來源於徽州，一來源於安慶。
安慶（標藍點處），當年曾被譽為“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
只是這個世界沒有一成不變的美事。誰也沒想到，過去不遠的1952年，來自安慶近鄰的一個多年的小縣城，卻成了安慶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對手。隨著合肥後來居上，安慶自此就不曾坐回原先安徽老大的位置。這讓安慶對合肥有一種奪嫡之恨。
直到今天，安慶還在幻想，如果省會一直留在安慶，安慶該怎樣？在安慶各市縣中發展一直遙遙領先的桐城，會不會更像是個寵兒？只是，這種幻想一開始，還值得讓人為之附嘆幾聲，但隨著時間的流轉，就變得有些愚不可及了。因為有些事情一旦成為既成事實，就很難再回過頭了。
但合肥也並沒有因此過得太開心。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一個小城的體量，承擔起了一個省會的重任，讓誰都有些勉為其難。
何況，安徽本來就是一個“精神高度分裂”的省份——它被淮河、長江從北到南切分出了皖北、皖中（又稱江淮）、皖南三塊區域，分屬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徽文化（靠近南京的還有吳文化），卻被硬生生地捏成了一個人口大省。
被分成三份的安徽
所以，任誰來做省會，都不會得到好眼色。但說到底，還是自身實力不夠。
也許是在卑微中活得太久了，今天的合肥，還有一句習得性的口頭禪，好大事。
好，hǎo，大事，da si。事一般讀四，和大一起，聲音都不重，舌尖上輕輕一帶，就過去了。聽上去很雲淡風輕、道風仙骨的感覺。意思也就是，好大的一個事。換句話說，沒啥大不了的。
在合肥人眼裡，什麼都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窮嗎，好大事！不就是個房子嗎，好大事！不就是做個省會嗎，好大事！不就是被插個足嗎，我楞尼嘛（合肥人的又一句口頭禪），這個還是要算的。
也許正是這種自嘲，以及還帶有些樂觀、豁達的精神，讓合肥挺過了除名字就毫無存在感的暗黑時期。
直到破繭成蝶。
張遼威震逍遙津
很多時候，偏見往往源於誤解。
如果我們把合肥的肥字，換成“淝”字，也許我們對合肥就不會產生那麼多的喜感。
合肥之名跟胖瘦無關，跟地理有關。
合肥的肥，其實是“淝水”的淝。因為有淝水自外而來，在此一分為二，南淝水向東南注入巢湖，東淝水向西北出淮南的壽縣（又稱壽春、壽陽）入淮河。因為是兩淝水交匯之地，所以稱“合淝”，最後不知誰圖省事，去掉三點水就成了“合肥”。
猛一說淝水，很多人也許不知道，但學過中國歷史，大多知道有一場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就叫“淝水之戰”。它說的是東晉時，謝玄等人以8萬軍隊，在淝水一帶擊敗了擁有絕對優勢的前秦苻堅。
自此，晉朝衣冠南渡以後，在南方徹底站穩了腳跟。與此同時，前秦也在兩年後，隨著苻堅被姚萇俘殺而滅亡。好不容易統一了的北方，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
只不過，這場淝水之戰，距離合肥市區相對較遠，舊址為淮南的壽縣。其位於合肥西北，新橋機場的邊邊上。
倒是在這一戰之前，還有一場以弱勝強的經典戰役，卻和合肥息息相關。
今天的合肥老城中心，有一地名叫逍遙津。逍不逍遙很難說，但“津”卻是一定的，因為它正是南北淝水的交匯之地，是淝水的津渡。和包公祠一樣，今天它也成為遊人玩樂的公園。公園不大，也很粗糙，看不出有什麼歷史的細節，但在南門入口處，卻有一座樹了整整三十多年的人物雕像，還是讓人感受到舊日的戰地風雲。
張遼威震逍遙津
雕像很威武，跨馬執刀，雄赳赳氣昂昂。儘管出現了三國時期還沒有的馬鐙，甚至連長柄大刀在當時是否存在還存疑，但它並不影響雕像的主人，能讓小兒止啼。
他就是曹操當年的手下的“五子良將”之一張遼。在正史《三國志》中，他應該是“披甲執戟”。儘管為呂布手下的降將，但最終因累累軍功，如勸降昌豨；陣斬蹋頓，大破烏桓；驅逐遼東大將柳毅……讓曹操一直高看一眼，並長期鎮守合肥。
公元215年，雄心勃勃的東吳孫權，趁曹操遠征漢中，帶走了主力部隊，只給合肥留下了七千餘人，所以親率十萬人馬前來圍攻，想捏一個軟柿子。可惜，孫權碰上的是張遼。
他先是組建了八百人的敢死隊，趁孫權立足未穩，突襲孫權大營，有如現實版的“七進七出長坂坡”，嚴重地打擊了吳軍士氣。加上此時吳軍又爆發疫情，拖延數日之後，只好後隊變前隊，後營變前營，準備由逍遙津過浮橋，撤到南邊的廬江。只是人數眾多，撤著撤著便出現了脫節，前面走得很遠了，留在後面的孫權還在合肥城邊上。
在捕捉到這一良機之後，張遼再次果斷出擊，不僅一舉斬殺了跟隨孫策孫權兄弟多年的老將陳武，還大傷了宋謙、徐盛，和淩統，若不是後幾人拼死守護，還差點活捉孫權。
張遼一戰封神。不僅給孫權留下了心理陰影，而且震動整個江東。據《魏略》記載，此役之後，江東小孩子如果有啼哭不停的，他的父母只要嚇唬說：“再哭張遼來了啊，張遼來了！”小孩子就不再敢哭泣了。
曹操在攻下漢中回師後，瞭解此事，也對張遼的表現大加讚許，加封張遼為徵東將軍。這種獎賞再怎樣也不過分。
如果說在整個三國時期，早先的赤壁之戰確立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那麼，合肥之戰也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和價值。“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讀史方輿紀要．南直八．廬州府條》）意思也大致是，合肥是南北政權都看重的一枚棋子。
安徽簡圖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曹魏時期，合肥距離中原，不管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許昌，還是代漢之後的首都洛陽，都是近在咫尺，可說是曹魏的“南大門”，要想爭勝中原，合肥不可不圖。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各種勢力在此鏖戰，曹操和袁術打，袁術和朝廷委派的揚州刺史打，孫權大哥孫策和劉勳打，外加雷緒陳蘭這些流寇，搞得合肥和淮南一帶農業荒廢民不聊生。所以，合肥得感謝東漢末年名守、揚州刺史劉馥，正是他單槍匹馬來到合肥，通過鼓勵耕作興修水利，重新造了一個合肥城，作為揚州州治。
合肥不僅成為戰略棋子，而且還因此成為曹魏在淮南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和糧食基地，沒有之一。
相反，對孫吳來說，合肥也尤其重要。因為向南，它可以威脅孫吳治下的廬江。
更要命的是，它還可以對孫吳首都建業（南京）造成威脅。儘管合肥不如安慶那樣直接瀕臨長江，但是因為靠近南淝水注入的巢湖，還可以經巢湖過裕溪河（原名濡須河）入長江，同樣能產生和安慶一樣的效果。
可以說，合肥更像是懸掛在孫吳頭上的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一天不拿走，一天不安心。這也是為什麼呂蒙要在裕溪口非得修建兩座堡壘，目的就是要直接堵住曹魏沿合肥入江的企圖。
但是，要想真正地斬斷曹魏的妄念，那麼，攻下合肥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只可惜當時的曹魏，人才輩出。
除了公元215年的這一次，孫權受阻於張遼，日後的孫權，還曾打過合肥的主意，但滿寵又成了他邁不過去的大山。其中，滿寵為避孫吳“依恃水勢”之利，而向西更治合肥新城。終吳之世，孫吳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這也意味著，一座合肥城，就死死地困住了想要北上，進而吞併中原的孫權。曹魏而非孫吳統一三國，合肥至關重要。
正是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理優勢，在日後的長江南北政權爭奪中，它依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南北朝如此，隋朝統一陳朝，從這裡出發，南宋時期的採石磯大戰也在附近……
合肥本應該在中國歷史中，活得更精彩動人。
為什麼不如蕪湖蚌埠，合肥還是成為了安徽省會
只可惜的是，在它之上，還有一道“光芒”——廬州。廬州不是產老窖的瀘州，兩者同音不同命。比起合肥，廬州這個名字來得要晚，得等隋唐才現身，但在文人眼裡，它比合肥顯得更復古。
而且，它的身份也比合肥大得多，到1912年被廢之前，基本上就是州府級的行政單位。合肥得受它的管轄。不過比起其它區域，合肥跟它的關係更近，因為廬州的州治，或府州，一般就設在合肥城。某種意義，合肥就是廬州的附廓縣。這也讓合肥在更多時候，被“燈下黑”。
李白曾經寫過《杭州送裴大澤赴廬州長史》，“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慈親戀，行憂報國心。”算是對廬州的形象宣傳。日後，劉商、梅堯臣等人都寫過以廬州為題的詩歌。
另外，因為其易守難攻，還有“天生的重慶，鐵打的廬州”之稱。
直到今天，大廬州還是合肥人心頭的那枚硃砂痣，那道白月光。
合肥的城隍廟，正是在北宋皇佑三年（1051)，為紀念首任廬州府知府孫覺始建
社會形勢也催人老。隨著中國經濟的南移，和東傾，尤其中國王朝的首都從中原，到杭州、南京，最終定北京為一尊，合肥的命運也隨之波瀾起伏。
當社會相對統一，合肥不再是南北政權的鏖戰之地，比起安慶，它在長江水路上的交通的相對劣勢，就凸顯出來。所以，自清康熙六年江南分省之後，一直到讓位合肥，安慶便一直是安徽的省會（另一種說法，是從清乾隆二十年安徽布政使由江寧遷往安慶算起，到1938年安徽省政府為避侵華日軍臨時遷往立煌縣——今金寨——時，共178年）。
皖南徽州則活出了另外一種風采——儘管窮鄉僻壤，山多地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結果卻逼出了中國商業史上最耀眼的群體之一，徽商。
比起安慶、徽州，合肥自嘆不如，但周邊還有群狼環伺。
1876年，英國藉口“馬嘉理事件”逼迫中國簽訂《煙臺條約》，讓蕪湖成為安徽的第一個開放口岸。這次條約的談判人，正是被稱為“李合肥”的李鴻章。他親自為家鄉樹了一個重要的競爭對手。隨後，他又將長江下游的米市從鎮江遷移到蕪湖。
這座城市很快就繁榮起來。1934年，蕪湖便有工廠9座，整個地區則有56座，在全省的近代工業企業中，超過了三分之一。相對之下，安慶地區都不如蕪湖風光，只有21座。日後，蕪湖也一度介入省會之爭。
成為通商口岸的蕪湖碼頭
如果說蕪湖得開埠之利，那麼，合肥東北的蚌埠，則得鐵路之便。如果說十堰是汽車拖來的城市，這個有著河蚌，是中國的“珍珠港”，但老是讓人給念成“棒埠”的城市，則是被火車拖出來的。
1911年，隨著津浦鐵路（日後它與原京山鐵路京津段、原滬寧鐵路共同組成了普鐵時代的京滬鐵路）在蚌埠跨越淮河，蚌埠真的成了河蚌裡出產的“珍珠”。
尤其是其父晚年為袁世凱的親信幕僚，自己也因心狠手辣被稱為“倪屠夫”的倪嗣沖，受袁世凱密令，為了就近監視徐州的張勳，也可控制河南，就此率軍長期盤踞蚌埠，並在此獨霸安徽。
儘管對方是以“禍皖”著名的地方軍閥，但作為老巢，蚌埠也因他而收到了相對客觀的投資。安徽的經濟版圖，也一度有“南蕪湖，北蚌埠”之稱。兩者的發達，進一步削弱了合肥的地位。
在相當長時間內，合肥都偏離了中國的幾條鐵路主幹線。除了京滬鐵路過蚌埠，途徑安徽省內的兩條國內大動脈的另一條——京九鐵路也沒經過合肥，走的是阜陽。始建於1904年、東西向的隴海鐵路則從安徽的最北邊掠過。由張之洞主修的盧漢鐵路，更是沒安徽什麼事兒。
直到1936年1月，為了考慮淮南煤炭外運，兼以發展皖北、皖中並聯系皖南之交通，在張靜江的主持下，修建成了淮南鐵路。從淮南田家庵經水家湖再經合肥，最後到長江邊的裕溪口——合肥才與鐵路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這一年，合肥火車站（位於今日勝利路與明光路交接處，1997年搬遷）正式開展鐵路旅客運輸業務。但是它也只是普通的一個站點，最初的站房是土坯牆、麥草頂。後來才逐步改善。但讓人讚歎的是，它還為女性專門設立了候車室。
抗戰期間，淮南線受到嚴重損壞。日軍為了掠奪資源，方便將煤炭運輸到南京、上海，遂將水家湖至裕溪口一段軌道器材進行拆除，移建為水家湖至蚌埠支線，以與津浦路接軌。抗戰勝利後，水合、水蚌、水田三線進行整修，全部貫通。合肥也因禍得福，不僅繼續保持著和長江的鐵路對接，還與京滬線發展了聯運。
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了1980年，淮南鐵路公路兩用的淮河大橋正式通車，阜淮線（阜陽至淮南）與淮南線連通。這樣，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合肥還保持著向東、向西、向北的鐵路交通。
只不過相比較蚌埠，這些鐵路聊勝於無。似乎從1935年至1994年，差不多一個甲子的時光，合肥的鐵路時光彷彿是靜止的。軌道沒增長過一寸，也沒變多少模樣。
在很長時間內只是個小站的合肥站
即使這樣，合肥比安慶也要好。如果說合肥多年來屬於鐵路“盲腸”，安慶比盲腸還不如。直到1995年，在皖中偏西，與湖北、江西接壤的安慶，才有了安慶站。
某種意義上，隨著鐵路交通的興起，陸權時代逐漸在海權時代面前，又一次找回底氣。安慶之所以在建國後失落，除了自身位置相對邊緣，還跟鐵路交通遲遲沒有跟上有很大關聯。直到今天，安慶一步慢，步步慢。
與此同時，蕪湖和蚌埠儘管有一定的優勢，但也沒有能力輻射全省。更何況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隨著計劃經濟體系另起爐灶，眾多以對外貿易為主要功能的口岸城市一瞬間變得多餘了。”（海下，《安徽人為什麼不認同合肥》）
相反，為了讓“精神相對分裂”的安徽能形成一定的向心力，便於各地協調和管理，在全省相對居中的合肥，又一次因為地緣，成了省會的最終選擇。這也讓安徽的省會，不是優中選優，而是矮子之中找長子。
儘管在1949年和平解放之後，城區面積僅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萬，但好歹此時的合肥，繼承了廬州的衣缽，升級為市，地位和安慶、蕪湖相等。這多少讓人不至於更覺得被打臉。
1958年的合肥
但是此時的合肥，依舊“不得人心”。除了廬州的“丟失”，讓合肥一下子失去了很多文化底蘊。經濟實力上，也實在難以服眾。
多年來，合肥工業企業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洪家花園的主人洪明炯最早開設的合肥近代企業的“洪遠記毛巾廠”、“華陽毛巾布廠”、“洪遠記染坊”，以及由清末將領葉志超兒子葉斗南領頭，李鴻章之孫李企顏等紳商15人，合作開辦的民營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但都沒有挺過時代的風雨。
直到今天，合肥東南的蕪湖、馬鞍山、銅陵更願意向南京看齊，這也讓本來就是江南省省會的南京，坐實了徽京的稱號。而皖南的黃山、宣城、寧國，因為臨近浙江，對杭州尤其心儀——合肥，這樣一個人口大省的省會，一臉稚氣，卻四顧茫然。
末評：各位安徽老鄉，說說各自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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