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辮子和襯裙的商業先驅之旅》中的手繪圖——背夫揹著茶包翻山越嶺。
《辮子和襯裙的商業先驅之旅》中的手繪圖——穿行於只容一馬前行的山間小路上。
《辮子和襯裙的商業先驅之旅》中的手繪圖——康定鍋莊。
“茶葉戰爭”打響
古柏原計劃取道西藏察隅到印度阿薩姆，但被巴塘漢藏官員攔住。反覆周旋未果，他只得折轉南下，到了雲南阿墩子（今雲南德欽縣城），又被當地人攔了下來，甚至還關進了監獄。關押5周後釋放，他被迫放棄了經大理到緬甸的計劃，再按原路返回。
1868年9月20日抵達打箭爐，後經雅安、樂山、重慶出川，11月11抵達漢口，最後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後，古柏寫出了一本厚厚的考察報告《辮子和襯裙的商業先驅之旅》。
在書中，他得出了以下結論：
印茶是藏區唯一所需並有利可圖的大宗產品；
印茶可由察隅至巴塘的邊茶貿易路線入藏，同時這也是康區礦產資源運往印度的路線；
漢藏雙方對印茶入藏嚴防死守，堅決抵制的根源在於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英印政府可反其道而行之，可通過印茶入藏的經濟入手達到戰略擴張的政治目的；
向西藏傾銷印茶的經濟效益巨大；
在必要時可用武力手段打開西藏市場。
當時，中國人出於壟斷邊茶貿易的需要，對雅安生產磚茶的製作過程完全保密，古柏設法從客棧老闆那裡打聽製作過程，他分不同等級的茶葉產地、採摘時間、製作工序、單價、銷售區域分別作了詳盡描寫，為印茶按雅安邊茶的生產標準提供了精確數據。
他斷言：“中國一旦准許印茶入藏，印茶在與雅茶的競爭中可輕易獲勝。印度政府所獲效益將彌補鴉片貿易利潤隨時可遭到的損失。如果能用印度茶葉替代中國茶葉，這將是一個巨大價值的市場。”
1869年3月，古柏參加了印度加爾各答商會組織的活動，大肆鼓吹把茶葉賣到西藏路程短、賺錢多。他向商會算了一筆賬，印度與中國相鄰，尤其是大吉嶺、阿薩姆地區等產茶區與西藏相鄰，這裡修通了公路、鐵路，與將茶葉運到歐洲相比，印茶入藏的運程較短。
“若阿薩姆茶葉能達到雅茶的質量，便可輕易在巴塘以低價售出。茶葉是打通西藏線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國將獲巨利。”
古柏的建議引起英屬印度政府的強烈反響。8年後，《中英煙臺條約》簽訂，“條約”另附專條，允許英國人入藏探訪。
“探訪”的結果，一場籠罩在“侵藏戰爭”硝煙下的“茶葉戰爭”驟然打響。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3月20日，英國出兵數百人，向隆吐山發起進攻，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藏軍奮起抵禦。
1890年，英國迫使中國簽訂《中英印藏條約》。1893年《中英會議藏印條款》規定，印茶五年後可入藏銷售。
1904年，英國再次發動侵藏戰爭。英國侵略西藏並動用武力，與印茶入藏的目的緊密相聯。
抵制印茶入藏
對於川藏“茶葉戰爭”的研究，遠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馮明珠也情有獨鍾。臺灣故宮博物院存有完整的清朝奏摺，裡面有很多關於茶馬古道的內容。馮明珠長期致力於“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的研究，曾多次深入川、青、藏進行實地考察，先後撰寫了《川青藏邊域實地考察》、《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等著述，文中多次寫到川茶與印茶的“交鋒”。
川藏茶馬古道的源頭雅安，自然也是馮明珠關注的地方。近年來，她多次到雅安考察，2011年4月，她應邀到雅安參加茶馬古道論壇，還在論壇上作了精彩的發言。
“英國對於清政府從川茶銷藏貿易中獲利頗豐垂涎已久，一直企圖用印度所產茶葉取而代之。英屬印度茶葉不僅在國際市場上奪我茶利，在十九世紀末期，隨著英俄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劇，印茶暗渡陳倉，潛運入藏。”
英國為使印茶銷藏合法化， 極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企圖迫使清政府簽約茶葉入藏章程。印茶強行入藏一事， 引起激烈反響，朝野出現“印茶亡邊，抵制印茶”的聲音。
隨後，清政府在發展川茶、抵制印茶作了若干努力，如創設九局，九局之一就是設置茶鹽局，下設官運茶局，目的就是降低運輸成本，抵制印茶。同時整修道路，拓寬“茶馬古道”，在雅安籌建官督商辦的藏茶（邊茶）貿易公司，同時加快康區改土歸流步伐，加大中央政府對康藏地區的統治。
這一系列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茶侵入西藏的步伐。
《重修大相嶺橋路碑記》和“功德碑”，說的就是整修道路，拓寬“茶馬古道”。大相嶺橋路的整修，在當時也算得上是“浩大工程”。光緒32年（1906年），四川總督錫良到此“檢查指導”，欣然寫下《重修大相嶺橋路碑記》。而滎經、清溪兩縣的老百姓交往方便了，如此“惠民”工程，自然也要感謝一下縣大老爺“為民做好事”，也刻了一通“功德碑”謝恩。在文物專家眼裡，“橋路碑”和“功德碑”隱藏著中印“茶葉戰爭”的故事，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
“茶葉大盜”接踵而至
印茶入藏，除了受到清政府抵制外，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總覺得“缺了什麼味”。
古柏考察的價值在於向官方提供了有關雅安邊茶入藏的詳細情況和相關數據。
隨後，英印政府開始組織專門人員研究印茶入藏問題。1870年後，接連不斷地派出間諜、領事官員在雅安、打箭爐一帶考察。如基申·辛格、霍西等人考察川茶種植和邊茶貿易，所收集的情報為印茶入藏做了充分的技術和商業準備。
1891年和1905年，英印政府先後派人羅森、哈奇森等人到雅安考察，他們從茶樹的栽培到茶葉的加工，從茶葉的運輸到銷售，都進行了詳細的秘密考察。他們以雅安為中心，考察茶山（蒙頂山）、茶路（經滎的“大路”和經天全的“小路”）、茶城（雅安、打箭爐）、茶人（吳理真）、茶事（蓮花山會）等。在他們的筆下，蒙頂山茶產區的概況和歷史、管理和稅收、生產和加工、運輸和銷售等內容全部囊括，他們還考證了吳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園七株茶樹的來歷，哈奇森稱吳理真是“雅州茶行業的守護神”。甚至對“揚子江中水，蒙山頂上茶”這一茶聯的由來，他們也進行了考證。
先後寫出了《四川西部的茶樹種植以及經由打箭爐與西藏的茶葉貿易》、《供應西藏的印度磚茶：四川任務報告》等考察報告，為印茶入藏提供了決策依據。其中《四川西部的茶樹種植以及經由打箭爐與西藏的茶葉貿易》一書，在1895年出版後，百年後的2013年，印度Isha Books重印。說明直到今天，這本書依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辛亥革命以後，由於軍閥混戰，所有抵制印茶、整頓邊茶生產運銷的舉措停了下來，印茶趁虛而入，漸漸地充斥西藏市場，印茶曾一度長驅直入，賣到了打箭爐。
1908年，一個名叫布魯克的英國人也走在了整修後的大相嶺茶路上。
布魯克一邊行走，一邊寫日記，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資料。布魯克不僅記下了雅州印象，還記下了沿途的風物、人文以及道路情況。尤其是對背茶包到打箭爐的背夫描寫，頗具人文情懷，讀來令人震撼。
“雅州是一座繁忙的繁榮小鎮，它是青衣江上的一顆明珠，它三面環山。雅州又是西藏茶葉加工的大中心，茶葉就生長在附近的山上，腳伕把它帶進雅州，在這裡被焙乾、揉制，然後包裝在竹筐裡，運到西藏市場上去……”
“在大相嶺半山腰，我們發現積雪覆蓋，道路結著冰，路面很滑。於是，我們把帶釘的鐵板捆在鞋底，在一個勁猛吹的寒風裡掙扎前進，艱難地攀登爬上山頂。”
“上山的路上，我們看到了成百的腳伕。這些腳伕揹著大背的茶葉緩緩地往上爬，一背一般有14包，每包重14到18斤，如果每包平均重16斤，就可能發現每一背將有224斤。有些背18包，那就是重288斤。看到14至18歲的男孩，也有女孩，揹負著大約120斤左右（7至8包）的貨物往上爬，是很平常的事情。這些東西一直背到打箭爐去的，那裡離這裡的直線距離不下60英里，而走大路足足有140英里（一英里等於1.60931公里），在地圖上形成一個V字形，要翻過兩座高山，而它們的高度都將近10000英尺（1英尺等於0.3048米）……”
半截“功德碑”，一段隱秘史。拂去歷史的塵埃，在“功德碑”背後，隱藏著的正是一場波瀾壯闊的“茶葉戰爭”。
雖然印茶入藏了，但由於雅安邊茶的獨特生產工藝，千百年來形成的獨特飲茶口感，印茶受到藏族同胞的抵制，雅安藏茶（邊茶）依然暢銷康藏，背夫的身影依然出現在古道上。
如今，雅安藏茶仍然佔據著西藏市場的“大半壁江山”，只是現代交通運輸工具代替了千百年的人背馬馱，昔日的茶馬古道雖然湮滅在了大山中，而旅遊的勃興，又為茶馬古道的崛起提供了條件。
編後
從地理位置上講，雅安位於中國第一階梯向第二階梯的過渡地帶，地理和文化的多元豐富，過渡地理山川變化、民族文化交融產生的“差異美”，歷來讓人著迷。外國人在雅安遊歷考察的“故事”，可謂跌宕起伏；外國人在雅安的考察報告，依然發人深省。
由於康藏地處邊陲，同一時期的中國學者幾乎很少涉足這裡，幾乎沒有什麼文字留下。西方人留給了我們許多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調查資料，記錄了康藏地區風情奇趣，填補了有關民族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文化等方面資料的不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乘“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倡議，在史海中打撈碎片，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為我們打開了一道“認識自己”的獨特窗口。這對於我們茶產業的發展、品牌的營銷，及至生態文化旅遊融合發展，都有著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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