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的一個上午，我蹲在民政辦公室，填寫烈士子女摸底登記表，忽然，“吱呀”一聲，一位滿臉絡腮鬍子，五短身材，年逾花甲的老人推開辦公室虛掩著的門，進屋後忙不迭從隨身攜帶的藍色布兜裡掏出身份證、戶口本、革命烈士證明書等，然後一股腦兒攤放在辦公桌上，大聲嚷嚷道：“給俺登記，俺是烈士子女。” 我抬起頭漫不經心地掃視他一眼，問：“烈士叫啥？” “李三喜。”他粗門大嗓報出烈士名字。 我拿起烈士證書，戶口簿反覆一核對，疑竇頓生,當即質問：“烈士犧牲二年，李雷，也就是你才呱呱墜地，你覺得這樣的事符合情理嗎？” “這……，這……”他對我的追問顯得頗為窘迫,支吾半天，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本來他是紅臉膛，此刻臉變得更紅了。便三下五除二收拾起東西，帶著滿腹委屈和不滿甩門而去。
這樣的蹊蹺事，是我填寫登記表以來從未遇到過的。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懷揣著無數個疑問和好奇，乘車沿蜿蜒的砂石路，搖篩子般一路顛簸，直奔李雷所在的山村,大約行駛四十分鐘，車子終於停在村南的幹河灣內。整個村子靜靜的隱置在深山峽谷的褶皺中,從東到西一條溝，六十多戶人家散散落落，像一把花生撒在地上。費盡周折，找到了一位熟知情況的老人，他年輕時曾擔任這個村的村長，村裡人都稱他為老村長。老人現在八十出頭了，還是腰板挺直，硬朗的很。他盤腿端坐在家裡的炕頭上，我三言兩語挑明來意，他粗糙乾裂似松樹皮般的手摸摸光禿禿的腦門，沉默好一會兒，才用低沉而蒼老的聲音進入往事回憶的門檻裡：“彈指一揮間，這件事已逝去半個多世紀。提起李三喜，老輩人都知道，他是家裡的獨根苗苗，勞動是一把好手，犁、耬、鋤、收，樣樣農活都精通。對父母十分的孝順，20歲娶妻成家，本來日子安穩，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可是日本鬼子來了，到處燒殺掠搶，在民族大義面前，他毅然舍妻別家，報名參軍，奔赴殺敵報國的戰場。誰料還不到半年,就在長嵯戰役裡，為掩護群眾安全轉移壯烈犧牲了。”
講到這，老村長忽然停頓下來，猶如被彈得過急的弦突然崩斷。只見他從炕上的煙盒裡，抽出一支“山海關”，叼在嘴上，點燃後若有所思地輕輕吸一口，接著說：“李三喜為國捐軀了，父母、妻子哭成淚人，一年後，妻子要改嫁，年邁的公婆硬是雙雙跪倒於地，聲淚俱下哀求她不管採取啥措施，也要給李家留個後，萬般無奈，她只得暗地‘借種 ’生下兒子李雷。提起李雷也怪可憐的，剛出生，母親因產時大出血離開人世，是爺爺奶奶一把屎一把尿的將他拉扯大。由於李三喜是為老百姓的安危獻出的生命，村裡很同情他家，當下派人到區裡給李雷申請烈士子女困難補助，區裡瞭解情況後沒批。土話說，小雞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人家有難處，村裡總不能袖手旁觀吧。於是‘特事特辦 ’決定每年給他家玉米200斤、穀子100斤、麻油5斤,這個不成文的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 老村長“吧嗒，吧嗒”，猛吸幾口手裡的煙，徐徐吐出一團白色煙霧。
聽罷，我呆呆地坐在那兒，內心五味雜陳，不知該說啥好。老村長未置可否地衝我笑笑......
弄清事情的原委，跟老村長握手道別，剛一出門，迎面碰見從地裡幹活回來的的李雷。他手裡拎把鐮刀，一臉歉意地說：“昨天的事給你出難題了，只怪咱生不逢時。”他豁達開通，思想轉變的如此快，我內心頓感如釋重負般的輕鬆。旋即直言不諱道：“如果生活有困難，可辦理其它方式的救助，民政的職責就是為老百姓排憂解難的。”他的情緒受到感染，我要打道回府了，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用力搖了搖，再三叮囑道：“下次來時，一定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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