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雍正明知道孫嘉誠與年羹堯不和,為何還會將其派往西北

《雍正王朝》中的諍臣孫嘉誠,歷史上的原型實際上有兩位,一位是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孫嘉淦,而另一位則是在歷史上頗受爭議的蔡珽。

對比這兩位孫嘉誠的歷史原型人物,孫嘉誠展現了前者孫嘉淦清廉節儉、敢言直諫的為官風尚,進而深得雍正器重,並且其在御史大夫階層具有極高的威信與聲望。與此同時,孫嘉誠與年羹堯的之間的恩怨,也像極了歷史上年羹堯與後者蔡珽之間勢同水火的關係,特別是一直以來年羹堯都將蔡珽視為自己的眼中釘和肉中刺,幾次三番的想要處之而後快,這也與劇中二人之間激烈的矛盾衝突相對應。

只不過,蔡珽最終非但沒有被年羹堯整死,反而被雍正提拔為左副都御史,專門收集收集年羹堯的罪證,進而成為了年羹堯倒臺的重要推動者,而《雍正王朝》中的孫嘉誠卻被年羹堯加害,以“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結局慘淡收場,讓人唏噓不已。

雍正王朝:雍正明知道孫嘉誠與年羹堯不和,為何還會將其派往西北


孫嘉誠午門外求雨,讓年羹堯對其是充滿了憤恨。

雍正在剛剛登基的時候,青海的蒙古貴族羅卜藏丹津發動了叛亂,而此時雍正的皇位尚不穩固,朝中依然有著非常龐大的反對勢力,因而可以說這場叛亂讓雍正處在了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之中,由此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讓年羹堯擔任撫遠大將軍,率領二十多萬朝廷的大軍前往西北平叛。

而此時的雍正,選擇並重用年羹堯,實際上已然是他唯一的選擇。

一方面,這個時候的雍正,只有將數量如此龐大的軍隊交到“自己人”的手中,他才能夠放心,而以雍正的親信班底,能夠帶兵打仗的也就只有十三阿哥胤祥和當時還是陝甘總督的年羹堯。可是雍正此時又離不開胤祥,他需要胤祥繼續坐鎮京城,輔佐自己推行新政,同時也要時刻警惕著八阿哥胤禩等人的反撲。所以他能選擇的人也就只剩下了年羹堯。

另一方面,年羹堯經過之前“推舉大將軍王”時候被雍正的敲打,這些年已經老實了許多,況且自己妹妹嫁給了雍正,這時已經被封為了貴妃,雍正也算是手中握著重要的“籌碼”進行牽制,也算是比較放心由年羹堯領兵出征。

就這樣,年羹堯率領大軍,開赴青海平叛。而最終的結果也沒有令雍正失望,雖然整個過程非常的曲折,所耗費的時間非常長,朝廷國庫的開銷也是非常之巨大,但終究是平定了這次叛亂,算是幫助雍正穩固了皇位,同時也為雍正新政的推行,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邊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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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雍正對於年羹堯可謂是恩寵有加,不僅極盡封賞,還予以了其莫大的殊榮,他這樣做除了是對年羹堯表示感謝外,也是要將年羹堯樹立成典範,給那些質疑他的人看,特別是十四阿哥胤禵以及八爺黨的眾位皇子。

然而,這個時候的年羹堯的心態已然發生的重大的變化,他不僅居功自傲,就連對待雍正都開始有所不敬,在加上他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弄得朝堂上下是議論紛紛。

可是此時的年羹堯正在得寵之時,朝臣們對其是敢怒不敢言,甚至還需要可以的迎合,比如隆科多,雍正將年羹堯之子過繼給他,他也是放下全部身份和地位去笑臉相迎,這也恰恰說明了年羹堯在朝堂上的影響力與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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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面對如此權勢、地位正處於巔峰時期的年羹堯,依然有官員敢於直諫,抨擊年羹堯的所做所為,他就是孫嘉誠。

“根據我朝名臣于成龍推的《易》理,京師久旱乃是朝中有奸臣,這個奸臣就是年羹堯!”

而孫嘉誠更是當著雍正的面,呵斥年羹堯的種種罪責。當然,這個時候的雍正面對孫嘉誠如此口無遮攔的彈劾年羹堯,必然是有所想法的,於是,雍正當即安排孫嘉誠前往午門外求雨。

“你不死說天旱是因為年羹堯是奸臣嗎?那好,你這個忠臣就去午門外跪在太陽底下求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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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年羹堯也非常密切的關注著局勢的發展,因為孫嘉誠彈劾他的這一舉動,是他所沒有想到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候向雍正進行諫言,可以說是令年羹堯的顏面掃地。

於是年羹堯此時的心中,對於孫嘉誠必然是充滿了憤恨,不過相對來說,年羹堯的心態還算是比較平和,換句話說,此時的他根本看不上、也看不起孫嘉誠, 更加不相信的以孫嘉誠職務和地位能掀起怎樣的波瀾,對他自己造成怎樣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年羹堯真的想錯了,因為他不僅錯看了孫嘉誠,更是錯看了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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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雍正已經開始對年羹堯有所不滿,只不過,年羹堯自己沒有領悟到。

在此之前,雍正面對年羹堯在朝堂上“只知有將領,不知有皇上”的狂悖說辭,已經是心生不滿,這一切已經通過年羹堯的妹妹年秋月進行了發洩。

而在朝堂上,孫嘉誠彈劾年羹堯的行為,可以說讓雍正是又驚、又喜、又恨。

說他“驚”,是因為此時的他對於孫嘉誠敢於在這個時候直諫年羹堯的狂妄行為表示驚訝,畢竟這個時候的年羹堯剛剛立功,又是極盡受寵,孫嘉誠可以說是豁出了身家性命來向雍正諫言,這讓雍正感到了一種“不可思議”。

說他“喜”,是因為雍正對於年羹堯的種種不滿,有人能夠替他說了出來,讓雍正的心中是倍感欣慰,並且對於孫嘉誠的膽識與品行有了極高的評價。

說他“恨”,既是雍正對於年羹堯的恨,同時也是對於自己的恨。他恨年羹堯的如此行徑極大辜負了自己的一番苦心,恨他自己則是因為此時的他卻又不能動年羹堯,畢竟自己對於年羹堯有著一系列的封賞,當前又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之下,況且在此之前,雍正已經為自己輕率的褒獎諾敏和張廷璐而被種種打臉,而這一次他面對又是同樣的“尷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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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選擇讓孫嘉誠前往午門外求雨的方式,就是要將自己的不滿用這樣一種方式告知年羹堯。

試想下,如果雍正此時真的對孫嘉誠彈劾年羹堯極度不滿,或者說為了保護年羹堯而決心不管不顧孫嘉誠的話,那麼大可當下就以“妖言惑眾”、“擾亂超綱”的罪名將其治罪。

可是雍正並沒有處置孫嘉誠,實際上這就說明,雍正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孫嘉誠的話,並且將孫嘉誠所言的真假,交給老天去評判。

如果孫嘉誠真的求來了雨,則說明上天已經認定,年羹堯就是“奸臣”,這必然會讓年羹堯有所警覺,因為這是“天意”。

而如果孫嘉誠沒有求回來雨,雍正也不會處置孫嘉誠,這對於雍正以及年羹堯反而是一個臺階,但是雍正也必然會以此做些文章,向年羹堯提個醒,讓他注意收斂,畢竟孫嘉誠的行為,代表著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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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管有沒有求到雨,雍正都不會處置年羹堯,也不會收回對於年羹堯所有的封賞,這個時候的他還是非常的需要年羹堯,因而雍正只會選擇用提醒、暗示的方式,來告誡年羹堯。

只是年羹堯依然對於雍正的警示選擇了漠視,並且依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還在非常直接的拒絕了雍正所提出的“裁兵”、“減費”、“試行火耗歸公”這三件事,於是,雍正也就這樣在萬般無奈之下,讓孫嘉誠跟隨年羹堯前往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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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嘉誠之死,可以說是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結局。

當聽聞孫嘉誠死後,雍正立馬下定決心處置了年羹堯,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少人認為,雍正是故意藉著孫嘉誠與年羹堯之間的矛盾,讓孫嘉誠前去西北送死,為的就是給懲治年羹堯留下藉口與理由。

然而,這僅僅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此時的雍正不想失去年羹堯,同樣,他也不想失去孫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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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個時候的雍正,確實是太缺人了。

“九子奪嫡”期間,雍正一直是以“孤臣”自居,因而除了自己這面的十三阿哥胤祥、年羹堯、李衛、田文鏡,以及康熙留給自己的張廷玉、馬齊、隆科多等人,朝堂上並沒有多少自己可以信賴的支持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年羹堯“潛邸奴才”的身份以及同雍正幾十年的交情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所以即便是年羹堯真的有錯,但雍正依然不會輕易的放棄年羹堯。

至於孫嘉誠,是雍正自己發現並且提拔重用的“新生代官員”,不僅是因為孫嘉誠對於他、對朝廷和國家都是忠心耿耿,更重要的是孫嘉誠是朝中少有的為官清廉、敢於直諫的諍臣,雖然數次當面頂撞雍正,可雍正對他依舊是充滿了好感。

所以,這二人都是雍正所認定的國之棟樑,也對他們的未來有著美好的規劃,失去一個都是非常心痛的事情,更不會用拿其中一個去“換”另外一個,對於雍正來說,是一萬個“捨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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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雍正讓孫嘉誠前往西北,除了是對孫嘉誠的能力與品行的認可,還希望他能夠起到時刻警醒年羹堯的作用。

雍正讓孫嘉誠在午門外求雨,可之後既沒有處置年羹堯也沒有處罰孫嘉誠,就說明雍正對於這樣的結果是予以默認的,年羹堯應該對此產生警覺而有所收斂。

所以,雍正讓孫嘉誠前往西北,在推行新政的同時,也是為了讓年羹堯看到孫嘉誠就想到午門求雨之時,想想“天意”和“人心”,以此來匡正自己的行為得失,改正此前一系列錯誤的行為,這才是雍正想要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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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雍正確實也不相信年羹堯會真的殺掉孫嘉誠。

儘管年羹堯此前也有擅殺朝臣的行為,可那是在平叛的特殊時期,屬於“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可如今叛軍已經被平定,局勢已經趨於穩定,那麼年羹堯本不應該再向此前一樣殺人立威。

況且,此前斬殺的官員,多為地方官員,也與雍正的關聯不大,而孫嘉誠是雍正親自安排的,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欽差”的身份,衝這一點,年羹堯也應該有所禁忌。

而最終的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孫嘉誠推行新政,無疑是極大的觸動了年羹堯以及其整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再加上孫嘉誠一貫的膽大直言的性格,激怒年羹堯也就變得不可避免,最終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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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孫嘉誠而言,當他去西北的時候,他也必然不會料到自己會有這樣的結局。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的職務和差事,是雍正安排的,他不認為也不會相信年羹堯會有如此大的膽量去真的用如此極端的方式抵制雍正,這種完全超乎與“人臣之道”舉動至少對於孫嘉誠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孫嘉誠當然會想到此去西北,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與年羹堯的交往也必然是矛盾、衝突不斷,或許孫嘉誠也做過最壞的打算,但是以他不畏強權、不畏艱險,只想著一心為公這樣的脾氣與性格,也依然會欣然前往。

而這也讓人對於孫嘉誠的品行更加是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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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羹堯在殺掉孫嘉誠的時候,除了宣洩其本人對於孫嘉誠的不滿外,或許也是對於雍正的一種危險試探,他也想看看此時的雍正對於他的態度究竟有沒有改變。

可年羹堯這一次確實是玩火自焚了。

如果說面對年羹堯此前的居功自傲,雍正還可以看在其功勳上予以寬恕的話,那麼這次,年羹堯用殺掉孫嘉誠的方式,表達的是對於雍正命令的抗拒,以及對於雍正所推行新政的公然抵制,這必然是不能為雍正所容忍。再加上此時朝堂上對於年羹堯近乎於一邊倒的反對聲音,也讓雍正在百般思量後最終下定決心除掉年羹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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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孫嘉誠的死成為了“壓斷駱駝脊背的最後一根稻草”,直接導致了年羹堯的覆亡。而在失去了孫嘉誠這樣一位自己的忠臣、諍臣的同時,雍正也失去了年羹堯這樣一位功臣和親人,雍正心中的傷感與苦悶,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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