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第一個屬於勸諫性質的官位還是在春秋初年的齊桓公時期，比諫官起源還要早。在諫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不怕死”、敢於直言進諫的士大夫官員——諸葛亮、韋貫之、魏徵等。到了封建時期商品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頂峰——宋朝，士大夫更是成為勸諫皇帝言行政策的主力軍。所謂“伴君如伴虎”，宋代士大夫又是為何置之死地而後生般的勸諫皇帝，宋朝皇帝的反應又是如何呢？下面，我們將就這種歷史現象進行分析。

一、宋代制度文化對於士大夫冒死勸諫的保護

先秦儒學反對無底線地服務於皇權的輔政方式，這種思想即使在漢朝董仲舒“君為臣綱”等皇權獨尊思想的渲染下，也一直以某種形式存在於儒家思想和儒家士大夫的思想系統中。宋代作為重文輕武、重視朝綱的典型封建國家，甚至創造出了一種類似現在“法制社會”的政治狀況——官員敢於直言進諫，一般情況下皇帝不會追究其責任。宋代士大夫為何如此置之死地而後生，保護他們的制度又是如何體現和發揮其作用的？

1、宋代政治制度對於諫官的保護和寬鬆性

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成為皇帝之後，身為武官出身的他卻深刻意識到了文官和士大夫對於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他意識到禮法思想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發展的重要性，並將皇權也納入禮法制度的管理範圍之內。古代封建制度國家中的先人遺言和家法被古人放在和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中，趙匡胤作為開國君王，其遺言更是影響深遠——“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被後代子孫奉為鐵律，擔當了保護上書進諫的士大夫官員們的第一重作用。

其次，宋朝政治制度中的許多法律條例都傾向於保護“上書言事”者的生命，在“修身治家平天下”成為了步入仕途的官員的終極目標和約束底線之後，宋朝政治條例也在為士大夫實現人生目標和政治理想而付出努力。“天子不得駁斥士大夫亦或懲治，”宋法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並未朝令夕改，反而始終貫徹執行。

2、宋代民間輿論和禮法對於士大夫勸諫行為的鼓勵和支持

宋代民間的所有家教思想幾乎都體現了“當好官，盡忠報國，這樣才能光宗耀祖，名垂後世”的類似於官德教育的內容，。宋代家教中對於“盡忠直言”類似內容的記載也很豐富，主要有以民為本、清廉淡泊、立身唯正、慎於交友等四個方面，覆蓋方面之廣、禮法思想之嚴謹，可見一斑。宋代民間輿論對於皇權的監督作用幾乎等同於歷史記載對於皇帝的震懾力和影響力。

除此之外，

二、宋代士大夫恪守勸諫職責的原因

儒家學說自從漢朝便已經成為了一門政治理論學說來源，到了經濟政治文化水平發展程度都十分高的宋朝，作為上層建築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家理論學說也在與時俱進。在程朱理學高舉“存天理，滅人慾”、“守寡事小，失節事大”等近乎摧殘人的正常慾望訴求時，對於政府官員的道德要求也水漲船高，要求繁瑣。宋代士大夫為國解憂的直接影響理論首當其衝肯定是儒家經典學說潛移默化中灌輸的階級統治所需要的軟性武器——道德，普通人尚且如此，勿論政治組織中的權力所有者所經受的思想桎梏。

1、宋代官德教育的成功對於官員的有益影響

宋朝統治者在建國之初，就很清晰的認識到，官員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素質高低直接關係著國家的治亂盛衰,因此宋朝的歷任統治者除了制定嚴密的法律對他們進行“硬性”監督外，還採取各種措施對他們進行為官之道的教育，以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從而使他們能夠更好的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

中國作為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且從未斷流過的文明古國，強大的道德體系和文化支撐便是中國文化流傳至今的重要原因，而行政機關的官員道德素質的高低，便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和政權穩定與否。宋朝作為“重文輕武”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卻異常高的一個政權，不僅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巔峰，更是政權組織形式重要革新的時代，士大夫群體受禮法制度影響愈發深刻，更加認識到了“官德”的重要性和當官為國為民服務的重要擔當。

2、宋代政治制度對於士大夫群體的要求

宋朝作為傳統時代的發展頂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急劇變遷也帶來了制度方面的差異，這其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便是商業的快速發展。宋朝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一個不抑制商業發展、弱化“重農抑商”政策的國家，宋代社會的階級流動速度加快，並且財富流動也在加快，

宋代士大夫善於用史官記錄和民間輿論來限制皇權、勸導君王，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

三、宋代士大夫勇於勸諫之風對於後世的影響

蘇轍言：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神權、史官之權被宋代士大夫充分發揮，猶如尚方寶劍，成為制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唐宋文化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堪稱中國古代的頂峰，這無疑也推動了唐宋人民的勞動方式和生產力方式進步，在此基礎上的生產關係變更和上層建築變化也可以說是隨之而來。我們已經說明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關係定律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樣的，被決定因素也會對決定條件起反作用。

1、宋代官場正氣對於後世的影響

古代有“武死戰，文死諫”的說法，武將負責上陣殺敵、開疆拓土，文臣則要負責勸諫君主，如果君主不聽從，他們會以死明志，宋朝以死勸諫君王的剛烈文人更是數不勝數。死諫作為宋朝政治的傳統，更像是大臣們與皇權的鬥爭

2、宋代較為系統完整的監督制度對於後世的參考意義

“寧願生死，不願苟活，寧願撞死朝堂，不願同流合汙”，

宋代官員這種比較完善的下級監督制度十分有效的原因便是在不僅僅靠完整系統、層層嵌套、讓社會參與程度越來越高的先進管理方式，更體現在士大夫心中道德法則強有力的“自我約束”能力。代代有氣節重氣節的文人們忠於國家，忠於君主，他們敢於抗爭，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不屈，是堅毅，是富有智慧的政治管理模式。

在人才素質上，我們的先賢始終強調“德才兼備”。在德與才兩方面素質中，尤其強調

四、總結

儒家學派在漢朝步入了政治舞臺，“學而優則仕”從這個時候起也成為了眾多學子們的終極目標，更因為董仲舒改進儒學思想使之成為政治統治的武器，

參考文獻：

1、《諭侄謙恭》

2、《與子寅書》

3、《戒子孫》

4、《告諸子及弟侄》

5、《病起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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