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通俗的講就是在同一金融寡頭控制下，由同族近親結合而成的壟斷資本集團。
我們知道，私有制產生階級，那麼絕對的私有制必然導致階層絕對分化和絕對的剝削。
試想，人的一生，需要許多花銷，如出生的時候，你需要在醫院花一筆錢；穿衣戴帽，你需要去購買合適的尺碼和心儀的品牌；想聽音樂或者在家看電影，你需要購買一部合適的電子產品；乘坐交通工具，你得買車票、船票或者飛機票……
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社會開支行為，但當我告訴你，你所選擇的這些項目全是源自一個老闆所提供的時，那麼情形將大不一樣。
雖然商家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務，但你的權利正一點點的消失：價格即便不合理也沒地比對，服務水平即便很低你也得忍氣吞聲……
什麼？你說維權？不存在的，工商、警察、司法也是老闆七大姑八大姨在裡面當差。
那行，咱進入他們內部工作總會好些吧？
恐怕結果會令你失望：奴才式的管理讓你容不得一絲懈怠，在內部毫無根基的你，不過只是半根發條，連軸超負荷運轉過後如果壞了，換掉時甚至泡也不會冒一個。
他們所作所為的一切，只為一個目的，控制整個國家命脈，擁有超越政府而存在的地下“皇權”。這便是韓國財閥。
有人會問：韓國難 道不是自由民主政府嗎？財閥算老幾？
還有的人常說:“看，人家韓國多民主！自己拍的電影經常能批判社會的陰暗與醜陋。”
是啊，韓國“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總統也是自己選出來的，但是這個結局嘛……
而所謂揭露醜惡的電影界，卻往往是官商勾結、淫亂交合的重災區，你批判你的，我照樣玩我的。
觥籌交錯、洋酒雪茄、明星嫩模，該玩玩，該吃吃，咋樣？
財閥們那隻看不見的手更像在肆無忌憚的愚弄著人的智商，這樣的挑釁，還真是讓人絕望。
這樣的自由民主資本，你喜歡嗎？
要了解韓國財閥的起源，那麼必然繞不開大清帝國這個“窮爸爸”和日本這個“富後媽”。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這場決定中日國運的大決戰，以清朝完敗結束。
自此，朝鮮徹底淪為日本的“保護國”。至1910年，李氏朝鮮與日本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半島正式併入日本，從保護國變為了屬地。（大家有空可以看看這段歷史，便會明白為何現在的朝韓兩國與中國在對待日本侵略歷史上，態度是高度一致的。）
日本給朝鮮戴上了殖民的帽子，但也帶來了第一次資本意識“崛起”。
其中佼佼者，莫過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朝鮮人李秉喆，他敏銳地嗅到了發財商機。
1938年，由於日本已經全面佔領中國東三省，且關東軍勢力不斷增大，朝鮮殖民地與中國日佔區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李秉喆選擇了向中國東北出口果品、蔬菜、乾魚這種本小利大的貿易，並於同年在大邱成立三星商會。
李秉喆以及同期的大批普通商販，其實只是日本殖民地經濟主義下產生的小角色，要知道當時還有一票李氏王朝後裔，與日本政府勾肩搭背地賺取鉅額戰爭財富。
事實上，李秉喆與同期的赤腳商人的真正發跡，背後離不開一個國家：美國。
二戰結束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開始了搶地盤活動，美名“劃定受降分界線”。
1945年9月2日美蘇兩國聯軍最高司令部發布命令，宣佈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接受日本投降和對朝鮮半島實行軍事佔領，最終於1948年分裂為南部大韓民國和北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一批商販借戰後復甦和政權割據的時機陸續創辦企業並不斷髮展：
可以看到，如今縱橫韓國的各大財閥，幾乎都是在戰後初期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
但在當時，誰也不知道這些企業能走多遠。就連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僅僅也只擁有三萬韓元（177圓人民幣）作為起步資本。
好日子沒過多久，朝鮮戰爭便爆發了。這是自二戰結束後爆發的第一場最大規模局部衝突，包括中、美、蘇、朝、韓等多個國家被捲入其中。
這場戰爭沒有勝利者，卻給朝鮮半島留下了滿目瘡痍，上百萬人傷亡，直接經濟損失近千億。
美國雖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次以非勝利者的身份簽訂停戰協議，但也深深地意識到了一個道理：
相比較於日本，韓國的地緣位置更加優越，更適合作為“反社反共”的橋頭堡。
因此，本著扶持韓國就等於幫助自己的原則，美國在韓國身上下了血本，不斷提供著一切必要援助。
前美國商務副部長羅伯特.夏皮羅在《下一輪全球趨勢》一書中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數據：1953－1965年間，美國對韓援助總額高達120億美元，接近整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總和。
如果這還不夠直觀，那麼請看這組數據：
1960年，韓國GDP為23億美元，美國對韓國的援助是其經濟體量的5倍；
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美國援助歐洲的金額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韓國一個國家得到的援助居然相當於2010年1200億美元。
對比“亞洲四小龍”的另三個國家和地區，韓國哪裡是白手起家，經濟輸血堪比開掛。
國家被扶持，直接受益者就是那些起步早、體量大的企業家了。
如現代建設（現代集團前身），1957年就成功從韓國政府拿到了漢江人行橋的承建權，並賺取了合同費用40％的高額利潤。
1956年，三星創始人李秉喆低價從政府手中拿到了興業銀行和韓星銀行的鉅額股份，成為兩大銀行的最大股東。
在經濟的刺激下，各路能人都在想盡辦法擴張企業版圖，充分地利用外來資源和汲取內部能量。
這時韓國財閥與政府的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建立了，大資本家發財離不開政府的幫助，那麼“慷慨”的反饋也是早晚的事，只是等待那個時機的出現。
二者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緣”成為了日後阻礙韓國真正走向所謂自由民主的最大羈絆。
時機出現了，1961年5月16日凌晨，平靜的漢城突然響起槍聲，近4000名軍人在一名少將軍官的帶領下，發動了軍事政變，武裝奪取了韓國李承晚政權。
這名帶隊少將，便是後來的韓國第18任總統朴槿惠父親——朴正熙。
自此，韓國開始了長達32年的軍人政府統治，韓國財閥也真正迎來了彈射起步。
表面上，李秉喆被冠以貪汙罪名向“新皇”朴正熙政府繳納8億韓元的“贓款”，銀行也被國家收歸國有。
但李秉喆的識時務與隱忍讓他得到了朴正熙的讚賞，因禍得福的收到了“國家級大禮包”。
1968年，韓國政府發表將電子工業的出口戰略轉型“8年計劃”，李秉喆“積極”響應形勢號召成立三星電子，次年順利地與日本三洋公司合作成立“三星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後更名為“三星電機”。
相比於國內傳統的手工業和地產業，電子業更能代表高生產力水平和實現真正的一本萬利。
上世紀80年代，恰逢世界半導體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三星電機”作為三星集團的子公司，通過與日本合作得到了半導體研發與製造技術，最終實現了集生產、研發、出口等為一體的閉合貿易鏈。
如今，“三星電機”更是成長為韓國電子零部件生產業領頭羊，年收入為61.2億美元。
這些高技術企業的橫空出世，很大程度上讓韓國穩居於“亞洲四小龍”之首，“漢江奇蹟”也正是出自這個時期。
經濟的騰飛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韓國國民生活水平已完全超越了同期的北朝鮮。
據1978年韓國日報刊載數據，韓國在政府機構、銀行和企業任職10年以上的白領家庭，100%擁有電視，96%擁有冰箱，
64%擁有洗衣機，42.7%擁有鋼琴。除了三星以外，還有大宇、LG、SK等一眾集團在同軍政府的密切合作中，逐步開始了壟斷市場並大發橫財。
各大財閥在不斷的發展中形成了如今以母公司為主體，多個子公司交叉存在的網狀結構，勢力已經形成，撒旦邪惡的微笑也漸漸的張開。
雖然韓國在朴正熙的帶領下取得了一系列經濟成就，但在其獨裁治下，韓國政軍商互相勾結謀取利益的現況越來越嚴重：
人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上層大集團有恃無恐的貪汙受賄、侵蝕普通民眾利益現象比比皆是，其黑暗政治內幕令世界側目。
正如描述軍政府時期的電影《辯護人》所呈現的那樣，檢察官、法官、警察與偽證人同流合汙，民主和法制早已被踐踏，一切都成為了附庸於國家和大財閥的玩具。
朴正熙以軍事政變登上政治舞臺，也以遭到刺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10月，朴正熙在官邸被其一手提拔的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擊斃。
但他的死並未解決任何問題，繼任者全斗煥完全繼承了軍政府獨裁的衣缽，甚至變本加厲、倒行逆施，把國家當成斂財的聚寶盆，從其身上獲取利益的親屬就多達500餘人。
矛盾最終在1980年的5月18日激化到
高潮，數十萬人自發在光州開展了民主化運動，卻慘遭軍隊鎮壓，造成大量平民與學生死亡。
直至1992年，韓國總統才真正由非軍人擔任，1997年才正式為光州民主化運動平反。
在1979年朴正熙被殺到1997年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的這段時間裡，恰恰正是當下韓國幾大財閥對外貿易擴展和對內市場壟斷最為迅速的時期。
1988年，LG集團進軍中國市場，兩年後在北京、上海、臺灣等地分別建立了辦事處。隨著92年中韓建交，LG開始在中國境內建廠生產電器產品，其銷售的電視機、冰箱和空調等一度成為中國國產轉化率最高的產品。
那個年代，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還會誤以為LG就是中國自主品牌。
1988年，三星成立三星綜合化學公司，實現了從石油分解到成品的完整生產體系。次年，三星集團引入日本內燃機技術，開始了大型汽車生產之路。
總而言之，軍政府下臺了，但那條利益鏈條卻早就已經緊緊的捆在了一起。即便真正意義上的韓國民選政府已經成立，但是財閥們早已經乘著歷史的春風把持了韓國社會的一切。
從你出生到死亡，都註定擺脫不了這些熟悉而又冷漠的標誌。
所謂資本主義民選總統，上臺最需要什麼？是民意嗎？當然不是，是錢。
有了財閥們的支持，政客才有可能打通政壇關係網，才有可能進入美國人的法眼，也才有資格成為美國干預韓國內政的代理人。
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哀怨的民意，卻又使得這些費盡心機登上總統寶座的人淪為各方利益集團的擋箭牌。
1988年當選韓國第六任總統的盧泰愚，因籌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資金而被捕；第七任總統金泳三執政末期整個國家瀕臨破產，他的兒子也因腐敗問題被囚禁。
喊出“沒有違規和腐敗”口號而上臺的盧武鉉，卻因推出“清算親日派財產法案”觸碰了財閥奶酪，卸任後即因捲入腐敗而遭逮捕。
這位試圖與財閥對抗的政治明星，在2009年5月23日清晨，選擇了跳崖自殺。
他曾說：“一切都是我的錯，我這麼長時間以來都不會賺錢，不能給家庭任何保障，所以我妻子才會這麼做。”
朴槿惠，作為曾經獨裁者的女兒，因閨蜜崔順實幹政而鋃鐺入獄。她冤嗎？既冤也不冤。
崔順實是韓國著名邪教頭領的女兒，被稱作韓國最有實權的女人。她曾勒令三星、SK和樂天等集團，向她旗下的基金強制注資，為朴槿惠拿到了超過350億韓元的賄賂金。
朴槿惠上臺後，幾乎事事都要向其“稟報”，就算是類似世越號沉船這樣的緊急事件，也是先經過崔順實審閱，而後像是一隻提線木偶似的等待著“最高指示”。
因此，“世越號”從沉船、救援隊趕赴現場到確認傷亡數字的那近7個小時裡，政府模稜兩可的態度與反應遲鈍的表現，公眾憤憤不平也是不足為奇了。
2017年3月10日，朴槿惠被彈劾，同月底，因涉嫌受賄與濫用職權遭到了逮捕。
你看，總統想水至清，那麼就真的一條魚也沒了。要麼同流合汙，要麼被清算致死，這便是代價。
而那隻看不見的手，始終掌控著全局。
不論總統是否順從，只要民意需要，便會隨時把這些曾經的“領路人”推出來“斬首示眾”，在民眾的歡呼雀躍中，又一次成功掩蓋了社會的激烈矛盾。
想扳倒財閥嗎？那你恐怕要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少籌碼。
在韓國司法界，有一個著名的“三五定律”，即假如某財閥涉嫌犯罪，一審的時候，若被判刑五年之內，那麼他一定會上訴，二審的時候大部分韓國法院都會判三年徒刑五年緩刑，緩刑再然後就是提前出獄。
2006年，現代集團會長鄭夢九因為犯有侵吞罪和瀆職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後改為緩刑五年，在小弟的簇擁中昂首離開法院。
僅僅2年後，韓國總統李明博便對鄭夢九施行特赦，理由是出於對“維護國民經濟發展的考慮”。
現代集團當然懂得行規，宣佈捐出10億美元“造福社會”。同年被李明博特赦的還有三星會長、韓國首富李健熙，名義是“助力韓國申辦2018年冬季奧運會” 。
韓國樂天CEO辛東彬，因涉嫌行賄70億韓元，被判2年6個月，後改為緩刑4年，當庭釋放。
辛東彬的父親，樂天集團創始人、95歲的名譽會長辛格浩，在法庭上用日語飈出“誰敢判我”的狂妄之言，最終也是“依律”判三改五後因“健康問題”免於處罰。
這樣轉念想想，張紫妍，一個無奈自殺的女明星，就算在遺書中提到了樂天集團的辛格浩和辛東彬這對父子，又能怎樣呢？
在朴槿惠親信干政案的聽證會上，三星太子李在鎔在回答是否被朴槿惠或崔順實施壓、捐款給崔順實以換取政府的特殊待遇時，只會用“不太清楚、記不清楚、對不起”等模糊詞語輕描淡寫應付。
如此消極的態度，引得在場議員不滿：
“如果這是貴公司的一場面試，你這種回答方式一定無法過關！”
然並卵，2018年2月5日，李在鎔被判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4年，當庭釋放。他步態自若的走出法庭，那黑框眼鏡後藏著若無其事的不屑。
這次事件，讓三星再次凌駕於法律之上，也難怪韓國民眾會打出“不要大韓民國，要三星共和國”的標語。
如今，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已經著手對財團進行施壓，但手段也就僅僅停留在施壓，而且效果還微乎其微。
他心裡明白，財閥的腫瘤已經浸入了整個國家的骨髓，然而為這個腫瘤供血的真正幕後主使，卻遠在大洋彼岸的自由女神像之下。
搞不好，自己也會像曾經親密的戰友盧武鉉那樣，“意外”跌落山崖。
另一方面，助紂為虐讓財閥橫行霸道的，還有很大部分普通韓國民眾。
他們一面聲稱反感財閥，另一面卻嚮往進入這些大型企業，企圖升值加薪，加入霸道總裁的行列。
韓國人既具備自覺精神，卻同時擁有高度壓抑自己的能力，這一點同舊日本人身上的特徵非常相似。
曾經在英國，接觸過一群韓國同齡小孩，都在12歲左右。他們很明顯有一個領頭大哥，因為他無時無刻都被簇擁著，還享有優先“交配權”。
那位大哥卻對我們中國人出奇的尊重，如一起打乒乓球，時刻用著敬語，非常講文明樹新風，時常對我行鞠躬禮。
然而不和諧的一幕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
打乒乓球時，大哥身邊通常都有同胞小弟撿球。一名小弟因為動作慢了點，就被他用球拍直接扔在了臉上，還用我聽不懂的韓語對小弟進行了一頓羞辱。
而那位被打紅了臉的小弟，只知道不停地鞠躬道歉，神態是那麼的謙卑，完全無視我們中國人好奇的目光。
我想，等級文化打小就已經在韓國人身上形成，那麼在等級高度嚴密的韓國財閥內部，會不會形成另一種極端的表現方式？
放眼首爾街頭，遊行示威的人群依舊洶湧，高呼調查真相，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仍然刺耳。
但在那高聳如雲的摩天大樓裡，又有多少政客與財閥仍在平靜的品味著紅酒咖啡，微笑的注視著窗外？又有多少大眾的女神躺在他們的身下嬌喘？
黑暗中，有人已經點亮了一絲星光，但我希望不要剛起風，一切又將歸於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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