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从荆州进攻曹操，此时孙权从背后偷袭荆州，最终导致关羽被孙权擒杀，荆州丢失。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在称帝三个月后，挥兵攻打孙权。孙权看蜀汉来者不善，他也因为偷袭荆州斩杀关羽而心虚，于是向刘备求和。在刘备拒绝求和之后，孙权向曹魏称臣，同时任命陆逊为总指挥率军迎战。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最终在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大军。蜀汉因夷陵之战的失败而实力大损。

在刘备发兵伐吴之前，蜀汉诸臣多劝阻，但是刘备不听，执意要出兵。刘备意志之坚决，甚至将一位劝阻的官员投入了监狱。

刘备在蜀地刚刚站稳脚跟，先后经历了宕渠之战、汉中之战、东三郡之战，外部还丢失了荆州全境和荆州的军队，实力损耗严重。但是，刘备短时间内就匆忙发兵攻打孙权。

刘备为什么不顾劝谏，执意要征伐东吴呢？

伐吴是为了巩固霸业之基，为兴复汉室夺回更便捷高效的进攻路径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刘备的战略目标其实分两步，第一步是成就霸业，第二步是兴复汉室。在地跨荆州益州之后，可以算是完成第一步目标了，第二步就可以择机从荆州和蜀地两路出击北伐汉贼曹魏了。

但是，仅仅在夺取益州5年后，荆州全境就完全丢失了。这不但把刘备霸业基础砍掉了一半，还把刘备兴复汉室的战略路径封死了一条。刘备的现实和未来都被东吴夺走了一半，因此伐吴夺回荆州成了刘备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刘备为了兴复汉室进攻曹魏的路径，从荆州北伐要比从汉中出击便捷高效的多。

刘备刚刚经历了汉中之战，深知崇山峻岭中行军打仗的艰难。而从长江顺流而下到达荆州，从荆州发起进攻要容易高效的多。

从汉中出击，看似距离短，但要翻越宽达二百里以上的秦岭，其行军、后勤问题极难解决，效率极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诸葛亮伐魏往往因为粮草不济而退军的原因。

而从长江沿江顺流而下，用船运输军队和给养，其效率要高多了。军队到达荆州之后，从荆州一路向北经襄阳进攻许都，其道路多为平原。这样整体的进攻路线看似变长，但实际要比从汉中出击更容易，也更高效。

刘备急于夺回荆州，其深远的用意也在这里。

伐吴，也是对为了修正《隆中对》中蜀汉的对外战略。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在跨有荆、益的前提下，对外结好孙权，等天下有变时，则从荆州和益州两个方向北伐曹魏，兴复汉室。

隆中对确定了兴复汉室进攻曹魏的政治路线。这个路线的确能团结一批人，笼络天下人才为我所用。但是，隆中对也在这个战略目标之下，把蜀汉的外交战略选择缩窄了。因为隆中对明确了，曹魏是敌人，孙权是盟友。

但是，孙权是盟友这一点，其实是蜀汉方面的一厢情愿。

我们反观孙权一方的对外政策，那是灵活多变的。孙权为了自己的利益，既可以与蜀汉结盟，也可以与曹魏结盟。这种灵活的对外政策，给孙权一方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比如公元219年，孙权曾经在北上攻曹操和西进攻关羽之间犹豫。最终吕蒙给出了建议。吕蒙认为，像徐州这样的城市很容易攻取，但是夺下来之后，即使留下大军防守，也不一定能保住胜利果实；不如沿江进攻，将长江上下游全部占据，这样动物的势力会得到壮大，也更容易守卫胜利成果。吕蒙的建议说服了孙权，最后孙权选择了西进，袭击荆州。

在夷陵之战前，孙权为了防止两面受敌，就与曹魏结盟了。而夷陵战后，为了对付曹魏，又转而与蜀汉结盟。

刘备这边，受只能进攻曹操、和孙权结盟的战略限制，在面对孙权的时候就显得被动。

比如，当刘备疏于对孙权的防范时，公元215年孙权就袭击刘备的荆州，最终夺走了荆州湘水以东部分。到了公元219年，四年前的态势继续重演，刘备依然忽视了对孙权的防范，导致孙权袭取了整个荆州。

因此，刘备出兵伐吴，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蜀汉对外战略的被动；蜀汉对东吴，本来就应该既能和、也能战，不该自我设限。

打破《隆中对》中对蜀汉对外政策的限制，才更符合蜀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