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留侯論》中，研究分析了張良輔佐劉邦的生平和他前後的作為，區分出了兩種勇敢，一種是逞強鬥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種則是大勇。這種大勇者，按他的說法是：“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就是說，具有大勇者風度的雄偉非常之人，由於氣節自高，胸懷浩然，世俗庸見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蕩的所作所為成就一代風範，這才可稱之為大勇。
中外史籍上，記載了不少這樣的“大勇者”，但這樣有過人之節的豪傑之士，由於所處人生際遇與歷史背景的不同，表現出的風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堅決主張變法的譚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可以說在當時具有維新變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達到的民主意識的高度，已遠遠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學》一文中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在他看來，所謂“聖明天子”，無非是共舉“為民辦事者”，既然共舉之，自然也“可共廢之”。在封建專制如層層磐石重壓之下，譚嗣同竟有這樣犀利透闢的思想，真可謂石破天驚，如黃鐘大呂，震聾發聵。因此他在變法之舉中，比同輩人更為堅決、更為果敢，這是和他“挾持甚大”，“其志甚遠”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於袁世凱陰險叛賣，風雲驟變，變法之舉終於面臨敗局。但令人感動的是當時他本來還是有機會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勸他東渡，他卻斷然拒絕，並以決絕的態度，說了這樣一席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幾句擲地有聲的話，氣貫長虹，而沉痛悲憤之情，更是溢於言外。他的“猝然臨之而不驚”的大勇者風度，是決心要以自己的血震驚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濁的萬千雙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現了大勇者的風度。
明末十七歲的少年夏完淳則又不同，他從十四歲即隨父親起兵抗清，兵敗後父親殉難。他秉承父志，繼續投身抗清運動，新婚才三個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審，面對洪承疇，他無畏無懼，痛斥洪的無恥叛賣，終於被凌遲處死。在獄中他給新婚妻子與母親各寫了一封絕筆書，兩信都情致宛轉悽側，對妻子與母親的關切感念之情，更是如絲如縷，如泣如訴，字字血淚，但是捨身取義的豪宕之氣，依然洶湧於字裡行間。他在《上母書》中寫道：“……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為忘。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生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噩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可以無愧矣。”少年英豪，傾吐肺腑，語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風度，數百年後，讀此絕筆，仍不能不令人為之感慨動容。
現代著名散文家陸蠡，在日軍入侵上海後，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後來遭到日軍搜查，並運走兩大卡車書籍。當時陸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認為書店既由他負責，他有責任去捕房問個究竟，結果，被引渡到日本憲兵部。據一位曾與他同關獄中的難友說：“一次日本人把陸蠡提出去問口供：‘你愛國不愛國？’他不能違背良心，自然說：‘愛國。’又問：‘你贊成不贊成南京政府？’（指漢奸汪精衛政府）他說：‘不贊成。’又問：‘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國征服。’他斷然回答：‘絕對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態度頑強，誣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給上了酷刑，幾次提審，他決不改口，終於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劉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論及此事時，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謊，然而誠實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絲毫矯情。為什麼我們能夠最後保持勝利？正因為這個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這些信心堅定視死如歸的年輕人。古代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為自己這樣申訴：‘我寧可照我的樣式說話而死，也不照你們的樣式說話而生。’”
據說陸蠡是個口齒鈍拙，情感深斂，甚至有幾分羞怯的老實人，他天真而樸實，但在事關大節面前，他竟是如此鎮靜從容，義無返顧，毫不含糊，一個年輕而才華橫溢的散文家，就這樣慘死於日軍屠刀之下，但從他身上迸射閃耀的，正是大勇者不滅的光輝。
近日見報載，歐美正在紀念二次大戰盟軍諾曼底登陸五十週年。這次為開闢第二戰場的登陸之舉，是給德國法西斯以致命打擊的戰略決策，當時指揮此役的最高統帥是艾森豪威爾將軍。據現在發表的回憶文章說，當時在決定登陸的時機上，是頗費躊躇的，天氣又極端不好，暴雨如瀉。據預報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統帥部內眾說紛紜。但是拖延時日，這次事關二次大戰前途的重大戰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軍識破，而登陸如失敗，其影響與後果則更不堪設想。在這重重嚴峻沉重的壓力下，艾森豪威爾思索再三，斷然決定於六月六日按照計劃，大舉出擊登陸。慨然表現出他作為統帥的無畏膽識與雄大氣魄。登陸終於一舉成功，為戰勝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塊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動的是，當決定下達後，艾森豪威爾並沒有因此平靜下來，因為此舉成敗，關係實在太大了，因此後來他在一張便箋上草擬了一篇新聞稿，以供必要時使用。他寫道：“我們的登陸……已經失敗，我已將部隊撤回。我在此時此地發動進攻的決定是根據能夠得到的最可靠情報作出的。我們的軍隊都非常勇敢和盡職，要說有什麼責任和缺點的話，全都是我一個人的。”（見1994年6月5日《參考消息》6版）顯然，這封信是準備萬一登陸失敗而寫的，從信中可以窺出這位率領百萬大軍的統帥內心的焦灼與不安，但可敬佩的是，萬一登陸失敗，他就要毅然將這重大的歷史責任全部由自己肩負起來，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諉過於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擔起來。這不愧是統帥的胸襟，更不愧為大勇者的風度。
蘇軾在《留侯論》中分析：張良青年時，面對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鐵椎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而後來受兵書於黃石老人，並數經老人“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張良“忍小忿而就大謀”，終於思想上成熟起來，完成了擊敗項羽的大業，這方可謂之“大勇者”。由此可見，大勇者的風度雖各有不同，但他們正是由於志向高遠，以社稷國家興亡大事為己任，以憂濟天下為大志，方能臨事不驚，雖於生死之間，仍能慷慨從容，舉重若輕，鎮靜自若。中外史籍所載大勇者的事蹟燦若星辰，正是他們構成了人類不斷進取的脊樑。
1994年夏
選自《隨筆》199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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